中国首位外籍卫生经济学专家：提高烟税将是“三赢”_风闻

尽管中国在2009年和2015年两次提高了卷烟消费税，但距世卫组织《烟草框架公约》（简称《公约》）提出的70%的零售价税率指标还相差甚远（2015年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卷烟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且有专家指出在目前的烟草税赋水平下难以实现“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控烟目标。

近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卫生经济学荣休教授，美籍华人，原卫生部特聘外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来访中国，再次为中国的烟税改革建言献策。

他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全球的经验已证明，提高卷烟的税赋能够非常有效降低消费，“对中国而言，提高烟税是减少吸烟率，增加政府收入，减少未来医疗费用的‘三赢’手段。”

原卫生部特聘外籍卫生经济学家胡德伟。本文图片 受访者 供图

“政府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控烟武器就是税收。”胡德伟从事了30年的烟草税研究，他说，中国是烟草消费大国，按照“健康中国2030”提出的控烟目标，在烟草税赋上，中国应以从量税为主，目前优先考虑在批发价上加每包2-3元的税额 （现行税额为0.10元每包），其次考虑提高出厂价（调拨价）（现行税额为0.06元每包），并统一、二类出厂价从价税率到为56%。

这一调税数据是胡德伟与国内专家多年调研的结果，相关研究内容发表在了今年4月份出版的《中国烟草控制需求与供给研究：政策分析和实践》一书中。

中国首位外籍卫生经济学专家

这是胡德伟2018年第一次到访中国，而此前他到访中国的次数更加频繁。

今年80岁高龄的胡德伟在从事烟草税研究30年里，帮助多国政府制定并出台相关的烟草税赋政策。

“前几年每年至少四五次，现在坐飞机时间太长了，时差也倒不过来了。”他摸着头笑了笑。手拿公文包，身着条纹衬衣、黑西装，精神矍铄的样子根本看不出他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了。

胡德伟祖籍上海，1949年随父母到台湾，1961年赴美求学，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

提及为何从事烟草税研究，胡德伟告诉记者，“1988年，加州政府找到我说希望通过增税来减少吸烟率，这在美国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政府，1988年加州的吸烟率是22%，通过全民投票，人们希望将这一比例减少到17%，加州政府问我说，胡教授我们需要加多少税？我当时不是搞控烟的，我是研究计量经济学，我是从那时开始研究烟草税。”

一直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的胡德伟，曾担任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兰德公司等多个国际组织和咨询公司的专家顾问，在国际卫生经济领域极具影响力。作为美籍华人，胡德伟常常回国参与公共卫生领域大量的培训项目，在国内各高校开展培训讲学，传播卫生经济学理论，并帮助中国卫生经济学界的很多青年学者留学、做访问学者。

据媒体公开报道，2009年，原卫生部正式聘请他出任“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首席卫生经济学专家”。这是中国首次聘请外籍卫生经济学专家。

提高烟草税对吸烟人数、财政收入、医疗支出的影响

当前烟草税价难以对居民支付能力产生影响

去年5月底，在四川成都召开的有关烟税改革会议上，胡德伟是与会专家。这一次他再次为中国的烟税改革建言献策。

目前，中国的烟草流行依然严峻，吸烟率约为27.7%。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卫计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另有约10万人死于二手烟暴露。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烟草使用，预计到2050年，中国与烟草相关的死亡人数将达到300万。

2016年印发实施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已提出，要加大控烟力度，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明确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

但多位控烟人士此前表示，在当前公共场所无烟立法不足，烟草税赋不高，烟盒警示包装不到位的情况下，若想实现“健康中国2030”的控烟目标难度较大。

“政府能够使用的最有力的控烟武器就是税收。”胡德伟认为中国目前的烟草税不足以对烟民的消费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实现控烟的目的。

《公约》在中国生效后共进行了两次烟草提税。据胡德伟介绍，第一次是2009年5月，因税价不联动，提高的税率几乎被烟草公司内部消耗，没有表现在零售价格上，所以没有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产生实质影响。第二次提税是在2015年5月，虽然实现了税价联动，卷烟零售价格平均增加了每包一元，但受中国烟草价格结构的影响，实际效果有限，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导致居民卷烟的支付能力持续上升，消费卷烟的实际价格却愈来愈便宜。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王陇德指出，我国是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生产卷烟23825.8亿支，消费卷烟达4699.2万箱，有极为庞大的3亿多吸烟群体。

“吸烟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尤其像中国这样的高吸烟率国家。”胡德伟说。

吸烟导致的经济损失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据公开发表的研究报告测算，2000年中国归因于吸烟的经济负担为50亿美元（413.92亿元人民币），2008年这一数字是289亿美元（2007.13亿元人民币）占同年卫生总费用的3.0%。

而随着先进医疗技术的引进和物价上涨等影响，相关医疗卫生费用呈现明显增长趋势。

​加州经验：吸烟率由22%降至不足11%

胡德伟说，1989年美国加州第一次为控烟提高烟草税，随后跟踪研究发现吸烟消费比例没有降低，并在1995年实现了第二次加税，经过整整30年，加州吸烟率从22%降到现在的不足11%，是全美国吸烟率倒数第二低的州。

“最低的是犹他州，因为他们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吸烟。”胡德伟补充说，加州的控烟成功并非一次性成功，并且不仅是烟草税发挥的作用，非税手段也是非常多，“加州颁布了许多无烟立法，让吸烟的人觉的不好意思，社会风气逐渐改变。”

加州之后，美国的很多州和其他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泰国都相继采纳了这一政策。 并且，自2012年以来至少有11个国家增加卷烟税率超过75%的零售价，106个国家增加了少量的烟税率。

“但是中国（吸烟人口）仍有所增加，一方面是人口继续增加，另一方面是提税力度不大所致。”胡德伟列举了墨西哥、菲律宾、俄罗斯和美国四个加税显著的国家的案例，并且这些国家都将增加财政收入用于医疗卫生服务等项目上。

例如，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菲律宾，2012年菲律宾简化从量税，从4类（每包7.7 -28.9 peso）变为统一每包30peso（比索），2017年以后每年增加4%。2015年卷烟销售量减少28%，吸烟率从28.3% (2012) 降为 22.7% (2015)，烟税收入从0.4% GDP （2012）增加到0.78GDP%（2015）。

“事实证明，对政府而言，烟草提税是一种‘三赢’的手段。”胡德伟说。

烟草加税将制约青少年吸烟

目前中国卷烟平均零售价格每包13元，在全国的绝大多数市场尤其是低收入地区，许多吸烟者仍然消费价格3至5元左右的五类烟，这种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削弱了烟草税政策调整在控烟方面的有效性，并且增加了青少年初始吸烟并染上烟瘾的可能性。

胡德伟说，烟草税提税，卷烟零售价格上涨后，最直接的影响将是青少年，由于烟草销售价格上涨，青少年原本可能会吸烟因购买力不足而不吸烟，对于吸烟的人群，吸烟量会减少，甚至降低吸烟率，吸烟率降低相关疾病的发病几率减少，归因于吸烟的损失减少。

今年3月1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发布的我国首份针对国民烟草税价态度的调查报告结果也印证这一说法。

该报告显示，近八成（78.87%）被访者认为将卷烟最低价设为人民币20元/包或更高，才能有效防止青少年吸第一支烟。

“价格是影响并制约人们烟草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缺乏独立收入、经济能力有限的青少年来说，这种制约作用尤其明显。通过价格杠杆，让青少年买不到更买不起卷烟，远离烟草威胁，才能实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控烟目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郑榕对记者说，测算显示，大幅提高烟草税后，带来了青少年吸烟率的下降，同时政府的税收并没有减少。

低税价并不保护吸烟消费者的权益

对下一步中国烟税调整，胡德伟建议将卷烟零售价格提高每包三元甚至四元（依据此前开展的民意调查）。“如果每包增加三至四元，零售价格税率将升至64%至66%左右。政府的财政收入估计可以增加2800亿元（增加三元一包）或3700亿元（增加四元一包），估计吸烟人数将减少600万人，并且未来的医疗费用亦会减少4000亿元以上。

胡德伟建议中国的烟草提税应以从量税为主，目前优先考虑在批发价上加每包2-3元的税额 （现行税额为0.10元每包），其次考虑出厂价（调拨价）（现行税额为0.06元每包），并统一、二类出厂价从价税率56%。

“从量税一视同仁，行政成本最低。”胡德伟说，“如果采取以上的建议，中国的卷烟率就会接近于世界卫生组织70%的零售价税率的指标。”

胡德伟还建议，中国增加的烟草税收可用于扶贫和公共医疗卫生事业。

对于烟草提税，反对声音认为应保障烟草消费者的正当权益。2014年，国家局烟草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保江在对烟草提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尽管吸烟有害健康人所共知，但同样不应忽视的是，烟草需求是客观存在的，烟草产品是合法存在的，烟草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理应受到公正平等的保护。”他认为，我国现行的烟草税收政策税种多、税率高、税额大，总体来看税负水平比较适当，既有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又严格控制了烟草产业盲目发展。

胡德伟不以为然： “对于烟草这一特殊的消费品而言，低税价并不是在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他说，“吸烟有害健康，消费者把钱用于购买烟草，不仅家庭收入减少，还会增加家庭的医疗负担，低收入人群吸烟更会导致家庭贫困。”

（澎湃新闻记者 刁凡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