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蔡元培做标准要求今天的大学校长，合适吗？_风闻

【作者/李小飞刀，来源微信公众号补壹刀】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蔡元培是神坛之上的人物。

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给刚刚从科举梦中醒转的中国教育，注入了新生的魂魄。他与他带领的那个群星闪耀的北大，成为旧中国的一片乌托邦。

也因为这一特殊成就，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那段时间，成为后人追思怀念的“黄金岁月”。蔡元培从一个高校管理者上升为道德层面的“完人”。在他身上寄托了两种“理想”：“包容”与“骨气”。

所谓包容，是蔡元培在北大时期所提倡的“兼容并包”的氛围，让各种主义、学说，尤其是与官方立场不一致的学说可以在北大存在。蔡元培所创立的“教授治校、民主管理”制度，让更多的教授参与决策学校事务，可以防止大学官僚化。

所谓“骨气”，是蔡元培能够在当局压力下挺身抗争，反对校外之手的介入，保护“异见”力量，维护北大这个乌托邦的独立性。“教授能做主的，政府就别管”。

被寄托了这两种期待的蔡元培，成为丈量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把尺子，进而成为抽打后世大学校长和大学教育的一条鞭子。

这个被高度符号化、近乎神话的“蔡元培”，是真正的蔡元培吗？

蔡元培是那个复杂时代中的复杂人物。他是前清的进士、翰林院编修，也是革命组织光复会的会长；他做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也主持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他是蒋介石与宋美龄婚礼的证婚人，也是反蒋独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他力倡教育独立，也是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执行者。他是“五四首魁”，也是国民党“取消学生运动”议案的提出者。

这种矛盾性在涉及自身利益和派系斗争中，尤其是1927年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时年，北伐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国民党内政治形势山雨欲来。党内右派感受到共产党工农运动的巨大威胁，一场“清党”运动呼之欲出。

当时，作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在得悉蒋介石反共清党的计划之后，与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商量策划，6次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议“清党”，并担任主席。

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合影

会议还审定通过“检发共产党叛逆安全内应予通缉人之名单”，共179人。其中既有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

对这份名单，1934年香港《平民日报》曾刊登评述，称蔡元培受了吴稚晖等人的蛊惑，处置名单是出自保护共产党人的目的。蔡元培看到后，在简报上留下“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不知何人所写”的评语。

依靠这一系列会议提出的议案，蒋介石发起血腥的反革命政变，国共合作破裂，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丧生。在清党过程中，蔡元培也赴各地作演讲，称“国民党受共产党之催眠，共产党之煽惑”，“其煽动手段，无所不至，稍一不察，辄受其感”。

而另一面，在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20余名共产党员一事发生后，蔡元培随即呼吁不能随便杀人，而“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屠杀

有人当时向蔡元培告密，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朱宜权是共产党员，蔡元培闻讯立即派亲信通知朱宜权离开上海。这样，朱宜权才免遭毒手。

当年由蔡元培引入北大的李大钊，也在这次“清党”过程中就义。在蔡元培的帮助和筹资下，李的独子李葆华得以改名换姓赴日本避难。

蔡元培的复杂性，也体现在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7次辞职风波中，不是一句“有骨气”就能简单概括的。

有学者整理了蔡元培7次辞职的主要原因和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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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学生运动”辞职的三次，因“教育经费”拖欠有两次，直接反抗政治环境压迫的两次。

面对当时民国走马灯般的总统、政府，蔡元培与各方各面的关系只有远近，未见决裂。旧的势力视他稳重，新的主义视他开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都能从他那里找到源流；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很多早期领袖，都与他颇有渊源。

放眼今天中国任何一所大学的任何一位校长，都不可能有蔡元培那样复杂的人生经历。拿蔡元培的教鞭抽打今天的大学校长，显然是既不公正也不实事求是的。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提出，有当时中国复杂的背景因素，复杂的环境因素，也时时冲击着蔡元培的理想。

在蔡上任前，北大还保留着“国子监”的官僚习气。教师有的不学无术一心当官，学生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上课带着听差跟班，体育课时，老师要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大人开步走”。

他们把大学当科举，考试混个及格，选课选有官职的老师听。同学间相互“结十兄弟”，毕业后谁混得官大，其他九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当秘书，“有福同享”。

更加荒唐的是课余生活，一到晚饭后，有钱的教师带头，大批师生坐洋车直奔北京最大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妓院都说“两院一堂”是照顾生意的好主顾。两院是参议院、众议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

为严肃北大的学风校风，蔡元培在上任后提出学术独立于政治、学校力避政治介入的主张，要求大学要摆脱官场习气，成为纯粹研究学术的机构，具备自由的品格。他是在乱哄哄的社会环境中，努力隔出一片能够供教授和学生安心学习的空间。

蔡元培的努力挽救了北大、改变了北大。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亡国灭种的威胁一天紧似一天，北洋政府的统治一日比一日混乱，民族的命运就摆在知识分子面前，整个华北容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蔡元培对学校既安心于学术的理想不可能实现，也非他所愿。

这让他的整个北大生涯时时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他既希望学生学有所用，能够投身社会公益中去，“读书不忘救国”，又希望学生能以学业为重，学生身份与国民的身份分离，保持“救国”与“学习”的平衡，不要让青春走向“政治激进”。但这一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胡适也因此曾有总结，“我们今天反观北大的成绩，我们不能不感到许多歉意。我们不能不说：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

蔡元培的遗憾，他学校成为“纯粹研究学术的机关”的理想，只有在一个真正安定的外部环境当中，才有可能实现。蔡元培在首次提出“兼容并包”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当中提到，“吾校实验室、图书馆等，缺略不俱”，北大办学条件，只能跟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学者的条件相比，这与如今北大的条件环境相比，真是沧海桑田。

在蔡元培时期，北大有文、理、法三科研究所，14个系；而如今的北大，有人文、理学、社会科学、信息与工程、医学5个学部以及深圳研究院，62个直属院系，本科专业120个，涵盖除军事、农业以外所有学科门类。

蔡元培看到今日的北大，难道会不感欣慰吗？

在这个层面上，也由于北大百年的发展，专业学科的空前扩大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校的管理工作，必然更加专业和细致，不可能与蔡元培时代简单相等了。

如果说，蔡元培对今天的大学和大学校长还有什么深层关照的话，刀哥倒想说一个平时被大家所忽视的点。大学是一个国家教育的门面，而校长不仅仅是一所大学的最高管理者，也是一所大学的门面，带有很强的公共关系性质。

有人总结蔡元培一生，曾有两次落泪，一次是“五四运动”中蔡营救的被捕学生获释后，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工和学生迎接。蔡劝学生们不要哭，应当高兴，话未说完自己也留下了眼泪。有学生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蔡先生是那样的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颜，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另一次是“九一八事变”后，蔡元培应汪精卫之邀共进西餐。席间，蔡元培力劝汪精卫改变亲日政策，坚定爱国立场，以推进抗战的国策。语至恳切处，潸然泪下，泪水滴入汤盘中，蔡将汤和泪一并咽下。除汪精卫外，在场之人无不动容。

在这两个节点上，蔡元培的所言所行，是当得起北大这个“门面”的。

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