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公知们对一些政治概念的解释是忽悠民众的_风闻

         从政治逻辑上解释，专制不是一种政治体制，独裁才是。

        专制只应该是政治行为。独裁，就是从制度上由一个人掌握决策权力。

        但是实际上，这个制度上的独裁者也许会愿意、或者不得不考虑别人的意志与利益。也就是说，独裁者未必专制。

        而共和制度下的执政者，也未必就愿意、或者能够不专制。比如经济危机情况下，尽管人民要求的是减少资本利润，确保普通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但是执政者却可能反其道而行之，为了确保资本利润而减少普通民众的利益。这就属于资本专制。

        所以说，专制的定义应该是“独断专行”，就是不顾人民的利益与意志，只顾统治者阶层的利益与意志的行为或理念。可是现在政治理论界无论左右翼，似乎都把专制当做了一种政治体制，也就是把独裁或者更进一步把西式共和以外的所有政治体制都当做了专制。这很明显是违背逻辑与事实的。用这样定义错误的概念去分析讨论政治理论，是不会有正确答案的。

        说了专制的定义问题，就不妨再说说民主的定义问题。

        与对于专制的定义一样，左右两边的意识形态论者都把西方政治制度当做了民主。

        其实民主与专制一样，应该是一种行为或理念，而不是一种制度。

        美国人以前并不认为他们的制度是民主，只承认是共和；欧洲人早期也不承认英国的政治制度是民主，说那是“贵族政治”、“寡头政治”。

        其实，美国人说那是共和，从事实与逻辑上分析，都很正确。所以我把西方政治制度定义为西式共和。因为中国也有政治共和模式。古代就曾有过西周、前清时代的周召共和、八旗共和。今天的中国政治制度被奈斯比特称为“纵向民主”，其实应该叫纵向共和。

        民主，公认的一个内涵就是人民做主。西式共和的历史与现状都可以看到人民没有做主的现象——这不奇怪，自从有了私有财产，人们的平等就被打破。没有了平等，就没有了民主。私有财产出现以来，民主就只是人民追求的一种趋势。这种趋势随着生产力的发达而不断增强。与政治制度没有必然关系。

        相反，政治制度必须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民主的要求而不断改变。如果把一种与人民的利益与意志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叫做民主，那么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叫做民主了。

        有人对我关于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不是民主的分析不同意，说“民主”不是筐，不应该什么都往里面装——我不过装了“人民的利益与愿望得到满足”在里面。我想问，如果你们想要实现的东西与人民的利益与愿望不相关，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它？

        右边的一些所谓的学者照搬了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给自己和学生们洗脑，洗出了这样的结果：只要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就不能质疑。左边的一些学者也不对这个定义加以纠正，把否定西方的政治制度，认同为否定民主。于是本来应该是学术之争的问题变成了要不要民主的伦理观的斗争。

        如果把专制与独裁、集权区分开来，把西式共和与民主区分开来，也就是把不同的行为与理念和不同的政治制度区分开来，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不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的问题。那么讨论问题就不会只是各说各话，也不会把政治理论的学术讨论变成不同伦理观的斗争了。

        现在主张西式共和制度的人们，都会把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因此，西式共和是【最不坏的制度】的话奉为圭臬。以为任何国家只要实行了西式共和制度，不管目前如何混乱，将来终究会好起来；而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国家，即使目前暂时很好，将来也一定会坏下去。

        殊不知丘吉尔说这话的时候，世界上除了西方几个经济发达国家以外，其余的国家几乎都是独裁政体国家。那时候，人们几乎看不到实行了西式共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中，有像今天索马里、马里、菲律宾等等的贫困战乱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丘吉尔在今天，也许不会说西式共和【最不坏】的话。

        因为今天一方面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大多数国家，社会状况都很差——不但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状况几乎都不好，就是在西方国家中，也有一些国家在越来越不好。同时，没有实行西式共和制度的中国却在越来越好。

        对于这一点，只要是以人民生活改善，作为社会文明衡量标准的人，都会承认。而不以人民生活改善为社会文明衡量标准，逻辑上当然就与民主没什么关系了。也正因为如此，过去曾经一边倒称赞西式共和制度的人，后来也会质疑“民主为什么不民主”，逻辑上也就是【最不坏】为什么不【最不坏】了的原因。

       在逻辑上与事实上，【最不坏】的社会现象应该是社会和平。因为社会文明只能在和平的环境中，才有可能得到实现。我这个观点应该没人能够反对。可是我们看到西式共和制度下，连这个【最不坏】也往往实现不了，还能够被叫做【最不坏】吗？所以我认为，丘吉尔如果在今天，也许不会说西式共和制度【最不坏】。

        看到资中筠的一篇演讲，《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走向野蛮的趋势》。说了如下一些话：

        【我觉得经常听到的都是令我感觉到没话可说的。违背常识背离知识，简直多得不得了，天天听到这本书被禁了，明天听到那个书下架了。还有听到说，不要公开说下架，出版社自己再偷偷把它买回去，不许传播某一书。这种事简直是越听越觉得难受】。

       【最近几年来走向野蛮的趋势是越来越厉害，你从网上看的人的发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语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来越低】。

        【一个卖菜的，他天天骂政府说损害他自己的利益，可是一阅兵，一说小日本怎么怎么样，他马上架式就起来了。我觉得这样一种思想就是民粹主义，对我们走向文明是一个绝大的阻碍】。【很多人讲到圣经上说要有光，还有有光先生，这个光是什么？就是启蒙，启蒙是enlightment，这就是光。让智慧之光驱散愚昧。然后这个愚昧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目前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        从资中筠的上述言论来看，很明显没有把人民生活的改善当做社会文明的标准。她对于文明的判断标准，只是精英们的自由空间是否足够大。所以，对人民生活的改善这个事实她不置一词，而对于【经常听到的】关于一些言论自由方面的限制行为，就认定是社会野蛮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在她看来与文明无关，或者不是主要内容。

        她应该想一想，自己对国家这么严厉的批判性言论，都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的言论自由空间已经够大了？她听到的那些消息是不是事实？即使是事实，是不是因为那些被限制的言论，即使在西方社会也会被禁止？即使也有一些在西方社会不会被禁止的言论被禁止了，是不是因为在中国现有环境下必须对精英阶层的自由有一定限制，才能保证中国社会文明的持续进步？

        最后，哪一个国家的社会没有负面现象？如果看到国家有负面现象，就认定是在【走向野蛮】，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不是在【走向野蛮】？

        毕竟这些年中国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是有目共睹的——当然如果不以人民的生活改善、国家的富强为主要内容，只以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为标准的话，是不是要说印度、菲律宾、海地的社会文明程度更高？如果这样衡量社会文明，我猜人民会宁愿要中国【走向野蛮】。

        资中筠要对人民”启蒙“。按照主观价值理论，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而对人民”启蒙“，就是要用被她们认定为”普世价值“的价值观，对人民进行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也就是用她们认为正确的价值观，对人民的思想进行强行统一。这是违背主观价值理论的。也是违背民主意识的。

        民主为什么需要言论自由？就是因为不同的价值观各有其合理性，因此不应该禁止不同价值观的表现。

        当资中筠认定需要对人民“启蒙”的时候，就是在逻辑上不允许人民的各种价值观存在——否则大家各说各的，又何须“启蒙”？当然在逻辑上也就不应该允许言论自由了——本来就不应该存在的价值观，还应该让它出来蛊惑人心吗？因此，资中筠们主张言论自由，并不是主张人民自由，不过是她们的自由，而且是不许别人自由的自由。是专制的要求。

        当【一个卖菜的】【一阅兵，一说小日本怎么怎么样】，就表现出爱国情绪的时候，资中筠就认定是【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的【愚昧】表现——如果他只骂政府，估计资中筠不会指责他【民粹主义】的。

        这该是对中国有着多么深重的仇恨才会产生的偏见啊！不但是对中国这个国家有着严重的仇恨偏见，还对中国的底层民众有着严重的蔑视——她认定底层民众的价值观如果与她不一致，就一定是【一个·民粹主义一个国家主义】，就是不应该的。

       崔永元的一篇演讲《市民不等于公民》，说【我们乡村老师培训的这些孩子可能没几个大学生，但我觉得他们可以培养一批又一批合格的公民。一个国家的强大就看它公民数量的多少。坦白地说，我们现在近14亿人口中公民的数量非常少，绝大部分是由市民组成的】。【合格的公民他会监督政府】。        按照崔永元的这段话的意思，不监督政府的人只能算是市民，不能被称为公民。

        他的这个定义可能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要求，却不符合一般的逻辑定义要求。因为公民的一般定义是【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而崔永元却把【具有一个国家的国籍，根据该国的法律规范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自然人】中的【绝大部分】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

        在概念上把绝大多数人排除在了【合格的公民】之外，当然就是蔑视绝大多数人的价值观，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统一价值观。这是什么意识形态表现？很显然这是违背自由、民主、平等原则的专制意识形态表现！

        社会自由应该指的是所有人的思想与行为在法律秩序范围内的自由，按照崔永元的概念定义，没有监督政府意识的人就不配被称为公民，也就是公民不能有与他崔永元的价值观不一样的价值观，于是公民的言论与行为自由，除了必须符合法律要求以外，在这里还应该受到崔永元的限制了。

        不符合崔永元的要求的人就不配被称为公民，崔永元这不是把自己抬到了法律之上吗？

        民主，最简单的理解是人民做主。当然在经济社会里不可能实现。因此合理的定义应该是人民的利益要求与意志得到实现。而按照西方主观价值理论——这个东西崔永元不懂也很正常——的解释，每个人的价值观都是合理的。

        也正应为这样才会有民主的要求——每个人都有坚持自己价值观的权利。可是崔永元告诉人们，中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坚持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你要坚持自己不监督政府，就不配被称为公民，当然就不应该享受公民的权利。把绝大多数人的要求排除在了权利范围以外，很明显是违背民主原则的。

        用超越法律之上的要求，作为衡量是否配被称为公民的标准，就是把自己的意识形态要求凌驾于绝大多数人之上。这样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平等观念了：只有履行了公民义务的人才配享有公民所应该享有的权利。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公民，于是只有极少数人才配享有公民的权利。这还有平等原则存在的余地吗？

        由此可见，崔永元的公民观，是违背自由民主平等这些普世价值原则的意识形态专制表现。

        而他的这种公民观，其实也是绝大多数所谓“民主人士”的共同观点。这种观点经不起事实与逻辑的分析，不过是从西方意识形态教条中抄来的。因为今天的西方国家还处于先进地位，于是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就一定是对的。就好像崔永元有了高的社会地位，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些人，就以为他说什么都是对的一样。这样的盲从态度，是社会上错误意识泛滥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