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欧洲年轻人，马克思能否治愈你们的失落？_风闻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

1818年5月5日，卡尔·马克思出生于德国小城特里尔。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视角，也改变和塑造了世界的样貌。时至今日，我们要如何纪念马克思？又该如何面对马克思留下的遗产？穿越时光的阻隔和意识形态的迷雾，我们对于马克思真正的理解有多少？当今社会浮现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依然能够找到答案吗？

界面记者王磬在走访过程中发现：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欧洲，被马克思圈粉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本文是她从欧洲发来的特写报道。

小镇青年尤普（Joep）生于1993年，来自荷兰中部。他身材瘦削，爱穿满是洞窟的低腰牛仔裤，几个月还刚把一缕头发挑染成鲜亮的绿色。张扬的外表让人很难把尤普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联结在一起——在中国的语境中，他们多着装统一，缺乏个性——尤普对此有些介意，“我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硬核（hard core）的那种。”

尤普并不只是说说而已。每两周，他会在就读的莱顿大学里办一次读书会，带领那些对马克思理论心怀好奇的欧洲同学精读原典。每个月，他会参加一次线下的游行活动，主题多是关于性权、反法西斯或者巴勒斯坦问题。他还活跃于荷兰的马克思主义社群“革命联盟”（Revolutionaire Eenheid）。在接受界面记者采访的前一天，他刚刚在每月的例会上提出了一项关于联盟内部民主的倡议，以帮助性少数群体争取更多的代表机会。“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压迫之中，阶级的，性别的，种族的。”尤普相信，这些实践可以积累运动经验，将来“革命”真正到来时，会派上用场。       

过去的这些年里，在欧洲，像尤普一样被马克思圈粉的年轻人如雨后春笋。与经历了冷战的父辈不同，他们多出生于冷战结束之后的九零、零零年代，对马克思主义既没有极权历史的创伤、也没有现实的危机感。相反，伴随着他们成长的是资本主义变本加厉的丑态：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环境越来越糟糕；08年次贷危机将经济带入泥潭，初成年的他们是失业膨胀、福利紧缩的首要受害者。他们未必都如尤普一样心向革命，但却都对于资本主义危机下马克思给出的替代选项表示出极大兴趣。

两百年前诞生的马克思和他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正在为这些失意于现实的欧洲年轻人们提供新的药方。

又一次，马克思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过去十年间，与“革命联盟”类似的马克思主义团体在荷兰逐年增长，大学生是主要的参与者。收藏着《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手稿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也在近年来接到越来越多的参访请求，并逐渐开放了手稿的网络版本。一个小高潮还出现在2017年11月：荷兰知名作家Gustaaf Peek发布了《抵抗！为共产主义声辩》（Verzet! Pleidooi voor Communisme）一书，重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荷兰的重要性，受到包括尤普在内的众多年轻读者追捧，一时洛阳纸贵。

而荷兰，绝不是被这场“马克思旋风”席卷的唯一欧洲国家。

在马克思曾长期旅居并埋葬的英国，社会主义的拥趸、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一直在年轻选民中拥有居高不下的支持率。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对马克思表露赞美是工党的“禁忌”，科尔宾仍毫不掩饰对马克思主义的向往。作为民间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联合会”（Marxist Student Federation），目前已在脸书上吸引了13000粉丝，单是2017年就有来自32所大学的3000名学生登记入会。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的敌意也开始弱于资本主义：英国民调公司ComRes在2017年的调查显示，18-24岁的英国年轻人中，24%认为世界面临的严重威胁是大企业，只有9%认为是共产主义。

位于伦敦海格特墓园的马克思墓碑，写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摄 | 王磬

在马克思生前作品着墨甚多的法国，民调机构Viavoice也于2018年展开了一项类似的调查。“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法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有非常明显的代际差异。冷战后出生的年轻人更容易喜欢马克思，年纪越大越负面。”普勒多姆（Aurélien Preud’homme）告诉界面记者，他是Viavoice社会政治研究部的主任。根据Viavoice的调查：18-24岁的法国人中，26%对马克思抱有积极态度；而在25-34岁、35-49岁、50-64岁、65岁以上这几个年龄段中，抱有积极态度的比例依次递减为：21%、16%、13%、14%。当被问到“共产主义是否已经与时代无关”，18-34岁的法国人中只有27%认同这个说法，65岁以上的群体则有57%赞同。类似的代际差异，即使在与共产主义勾连更深的前苏联国家也逐渐显现出来。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直接受到马克思的启发

德国纪录片《重启马克思》（Marx Reloaded）的导演巴尔克（Jason Barker）向界面记者回忆了在柏林的一场放映会。08年次贷危机的前后，巴尔克观察到，在柏林有许多年轻人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这些读书小组在研究的东西跟危机有什么关联？带着这个疑问，巴尔克采访了包括齐泽克、巴迪欧在内的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于2011年制成了这部纪录片。结尾处，巴尔克借用《黑客帝国》（The Martix Reloaded）里红蓝药丸的隐喻向观众发问：蓝药丸代表“继续沉浸在资本的幻觉里”，红色代表“看清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你会选什么？当天到场的柏林青年们，大多数都选择了后者。

欧洲的年轻人缘何被马克思圈粉？

尤普还记得，决定要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在2015的下半年。那时难民危机在欧洲渐成燎原之势，以反移民为主要纲领的极右翼政党也在荷兰风生水起。“把脏水都往‘外来者’身上泼，这是非常经典的法西斯叙事。”尤普告诉界面记者，当时一个偶然契机，他得以结识活跃在荷兰的一群马克思主义者，并了解到马克思主义中强烈的反法西斯和人道主义面向。在那之前，尤普对自己的定位是“无政府主义者”。

“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加玄妙（nuanced）。”尤普举了个例子，今天的荷兰工人阶级普遍偏右翼、排外、白人中心，而远非进步主义和革命的代名词。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会告诉你，要构建一个更进步、无压迫的社会，工人阶级仍然具有成为革命主体的最大可能性。这有别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将革命者与工人阶级孤立开来。不过尤普认为，马克思理论最具吸引力的地方还不在于其精巧的逻辑推演，而在于它“彻底的真诚“：“它不仅对于自身想要达成的目的坦诚不遮掩，也敦促马克思主义者勇于公开承认错误、然后改正。”

在英国历史学家克莱斯（Gregory Claeys）看来，正是这种对自我修正的“真诚”，让马克思理论在20世纪中不断演变和升级，并跨出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在更广泛的空间里活跃。从反帝国、反殖民运动，到女权、性权运动，甚至是环保运动，马克思主义都可以提供思想资源。这种包容性对于追求进步的欧洲年轻左翼来说，无疑具有向心力。克莱斯长期担任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教授，著有《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Marx and Marxism）一书。

而年轻人大量被马克思圈粉的更直接原因，恐怕要来自于现实的窘境。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技术的飞快进步并没有带来一个更多公平、更少压迫的世界，反而只让财富愈发集中、贫富分化加剧。高涨的学费、高企的房价、低廉的时薪、削减的福利，还有自动化带来的失业担忧。在08年次贷危机中遭受重创的欧洲，给这些本就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了一面放大镜。“对很多欧洲年轻人来说，一种与日俱增的感受是：体面的生活越来越昂贵、无法负担。关于自己能比上一辈过得更好，大家越来越没信心。”克莱斯告诉界面记者。

以英国为例，从撒切尔时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削减福利、补贴企业。这一理念被后来的保守党人继承，并在2010年重新执政后，由卡梅伦政府将紧缩扩大至保险、教育等多个领域。紧缩对于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影响巨大，有研究甚至表明，这间接导致了12万人的死亡。对于出生于1990年代的这群人来说，2008年次贷危机时，他们中最大的刚刚成年，正要步入大学；接着遇到的财政紧缩，学费从3000英镑涨至9000英镑；2017年政府又宣布将涨至9250英镑，而英国大学生在毕业时平均背负的债务也在过去五年间翻了一倍，达到了50000英镑之高。

“那些希望拥有替代选项（alternative）、又没被冷战伤害过的年轻人，他们大概一出门，就会在街上遇到马克思。”巴尔克调侃到，“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猛兽，扭曲了他们日常生活的资本主义才是。”继纪录片《重启马克思》之后，巴尔克刚又创作了小说《马克思归来》（Marx Returns），尝试呈现年轻时的马克思和他所经历的资本主义早期时代。

马克思给出的是解药还是毒药？

马克思是否真能为现实的顽疾提供药方？“被冷战伤害过”的人们，显然有不一样的看法。

​五十五岁的罗伯特（Robert）来自东德，自称为“冷战的孩子”的他憎恶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现在这些年轻人太天真了。马克思讲的那一套，不是解药，是毒药。”他愤懑地说。

前苏联阵营的国家曾给以千万计的人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给欧洲人、特别二战后出生的这代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而马克思主义被视为那场暴政的灵感和基石。历史学家费格斯（Orlando Figes）今年也在BBC节目上公开呼吁，学生们从校园里学习到的马克思主义，容易美化历史。

在马克思的老家、德国特里尔市举行200岁诞辰纪念活动。德国既孕育了马克思、又背负着冷战时期被一分为二的历史记忆。

在战后的欧洲，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变体之一——偏温和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通过社会民主党的形式，进入到不少欧洲国家的主流政坛；但本体上的马克思主义却从未在欧洲政坛产生过任何重要影响。尽管如此，在欧洲，马克思主义仍被认为是敏感的，甚至直到今天。几日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有计划参与马克思故乡特里尔举行的诞辰纪念仪式，并为一尊由中国赠送的马克思塑像揭幕。此举便引发了质疑。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可能是危险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仍缺乏说服力。克莱斯指出，在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理论的共识之一是，他洞见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预判了危机，在两百年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今天，他的理论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危机之后该怎么办？他关于革命的学说至今仍然争议不断，而这当然也与苏联的失败有关。

在巴尔克看来，这也反应出高度强调理论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今西方遭遇的尴尬：革命仍可能发生，但只通过思辨的形式。现在马克思似乎只存在于哲学辩论之中（intellectual Marxism）而当它尝试进入现实的时候，没有基础。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不再感兴趣，马克思成为了中产阶级的哲学家。“我们去学术会议，谈论马克思；我们回到办公室里，读书写论文。什么都没有改变。”巴尔克说。

这与知名哲学家齐泽克的观点不谋而合。在一篇为了马克思200周年诞辰而作的文章中，齐泽克尖锐地指出，西方马克思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合适的革命主体。

而对尤普来说，不管他身后的这群欧洲年轻人会不会有一天成为革命主体，不管他们是不是能通过这场“圈粉”活动找到比资本主义更好的选项，他似乎都已经通过这个群体，部分地实现了自我。“我遇到了这些人，这些生活在不同挣扎之中的、内心真诚的、我的同志。跟他们一起，我感到充实。”

（文中Joep和Robert均为化名。）

界面驻欧记者王磬

编辑：朱洁树、傅适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