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战争：阿Q的复活是中国青年的时代悲哀_风闻

《文化战争：阿Q的复活是中国青年的时代悲哀》

2018年5月4日，是“五·四”运动99周年纪念日。回望99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总会让人感慨万千。

历史回顾：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反帝反封建礼教

众所周知，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从北京开始以青年学生为主，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群众性爱国运动。这场“反帝反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催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从而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五·四”运动的导火索，是源于“巴黎和会”的“山东问题”。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国内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而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

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斥责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反动军阀政府派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第二天，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动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通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探索强国之路的“新文化运动”。在1919年10月，北洋政府总统举行“秋定祭孔”，同时组织了“四存学会”，以倡导“周公孔子之学”为宗旨，1921年更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于是，反对封建礼教的进步知识分子就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贞节牌坊”等口号。“五·四”运动促进了反封建思想的发展，与“尊重中华文化”的“复古思潮”形成针锋相对的局面。

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和纪念“五五”（马克思诞辰），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同年，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青委发出《关于部队纪念“五四”青年节工作的指示》。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了这一节日。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一历史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刻有反映“五·四”运动场面的大型浮雕。

文化长征：警惕“三座大山”残渣余孽卷土重来

“五·四”运动，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西方殖民侵略的文化大反击，也是对中国历史的一场文化大反思。在旧殖民主义的“传统战争”时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人民，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外争国权”，就是要反抗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和奴役。“内惩国贼”，便是要铲除汉奸卖国贼。“反封建礼教”，就是要“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贞节牌坊”，从而彻底清除产生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糟粕文化土壤”。至于“洋为中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民主科学”理念，则都是“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和“反帝反封建礼教”的工具手段。

从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和奴役的文化层面，自然就溯源到了“崇洋迷外”的“言必称希腊”。这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开始，特别是从“民主法治”的古希腊奴隶制商业城邦和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时代以来，再经古罗马帝国“君权专制”的军事殖民侵略扩张和中世纪基督教“神权专制”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又经欧洲“文艺复兴”和哥伦布船队殖民征服“新大陆”的奴隶买卖“世界自由贸易”狂飙突进，就一直在演绎着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这种古希腊式斯巴达商业军国主义的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原本就是道法丛林法则自私自利弱肉强食“兽之道”的“强权出公理弱国无外交”。因此，这种“世界自由贸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必然会引发“鸦片贸易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也就必然会引发“一战”及其连锁反应的“五·四”运动。

再从“内惩国贼”的“反封建礼教”文化层面，我们也同样能够追溯至原始共产主义大同社会到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的“公私之变”。自从“尧舜禹之变”的“夏禹传子家天下”开始，就形成了原始奴隶制小康社会“天子分封建藩”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此所谓“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君臣父子等级礼法制度，就埋下了弱肉强食胜王败寇“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窝里斗的祸根。再从“汤武革命”的“打倒君王做君王”，又到“汉承秦制”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有汉必有奸”，就导致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五胡乱华”，进而就衍生出了“洋务运动”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乃至于“攘外必先安内”和“王道乐土东亚共荣曲线救国韬光养晦合作共赢”的奴性深入骨髓！

如果说，从当年“汉匈和亲”的“化干戈为玉帛”，再到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对契丹俯首称臣甘当“儿皇帝”，直到“宋儒理学”的“崖山之后无华夏”，这都是“小农经济”的“一盘散沙”自私自利窝里斗。那么，自从“鸦片贸易战争”的“开关通商”以来，“洋务运动”知识精英“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则是“西学东渐”的市场化商业化拜金主义损公肥私卖国求荣。因此，就酿成了“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的百年忧患！

那么，从当年的“鸦片贸易战争”到今天的“货币贸易战争”，是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残渣余孽又卷土重来了？在这个新殖民主义“非传统战争”时代，特别是在当今“美元霸权”金融殖民统治的民主法治“普世价值”和市场经济全球化国际惯例“剪羊毛”体系下，所谓接轨国际惯例的“WTO条约”，是不是美国“负债运营”的“剪羊毛”科技创新升级版？我们是不是正在遭遇着一场私有化商业化拜金主义“纸牌屋游戏”的“货币贸易战争”？

空谷呐喊：阿Q的复活是中国青年的时代悲哀

每当提到“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我们都会想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鲁迅笔下的阿Q、钱秀才、赵太爷、假洋鬼子、华老栓、闰土、祥林嫂和狂人等等，就是当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众生相。如果说，阿Q们“换了个马甲”又回来了，那就只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每一代中国人，都肩负着自己的社会职责和时代使命。当代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就是要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先辈们未竟完成的事业继续进行到底！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反帝反封建礼教，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人民文化战争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