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蔡元培校长究竟是“兼容并包”还是“培新去旧” ？_风闻

【文/吴育仁】

**按语：**由于人记忆能力有限，历史叙事总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记忆的同时也就伴随着遗忘。从80年代以来，坊间已经形成了对北大精神的一种标准叙事，北大师生也深受其影响。但本文作者对此提出挑战，认为“纵观近代史，总让人感到北大很难说有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倒是真有些革命斗争的传统”。作者“希望北大不要虚构一个它本不存在的传统，而遗忘了它真正存在过的传统”。经略同人中多有北大校友，对作者不愿“为尊者讳”的态度以及某些戏谑笔调，也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认为作者对于历史叙事的重新探讨有一定价值，可以“兼容并包”。在此作为一家之言，分期推送，期待争鸣之声。

本文重点：（1）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将北大首任校长严复赶下台，在北大大量安插原江浙光复会系统的熟人；（2）“兼容并包”乃蔡校长为答辩林纾责问时所发，但实际操作是培新去旧，尤其是借重章太炎门下弟子，打击桐城派；看似“旧派”的刘师培、黄侃为章太炎故交与高足，故可“并包”；同为“旧派”，辜鸿铭非蔡所请，即不在“并包”之列。蔡校长的治校实践中，革命斗争的精神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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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界线，是一个伟大历史转折点，其巨大意义不容否认。北京大学无疑是这场伟大运动的重要阵地。为了纪念这有重要价值的一天，北大特意把自己的校庆从7月3日挪到了5月4日。尽管五四运动并不从北大发动，北大学生也未必最积极，但它却诞生了运动期间第一个抛下师生不辞而别的校长。

关于那位不辞而别的校长，每年五四纪念日期间，总有些“弦外之音”。今年是北大120周年“校庆”，这种“弦外之音”当然更加层出不穷。比如前两天笔者在凯迪社区看到有篇题为《此时此刻，格外怀念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北大校长》（张守涛撰，以下简称《格外怀念》）就有点意思。

蔡元培

文章劈头就说：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十年是北大的“黄金时代”，“奠定了北大的传统和精神”。

蔡元培1916年底出任北大校长，1927年3月28日摇身一变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大概作者看到当中间隔了十年，就说北大开启了第一个“黄金十年”，但蔡老当满了十年校长吗？作者不关心这个问题，作者关心的是蔡校长下面的话：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了就职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开门见山地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五行缺土，所以叫“闰土”。按照缺什么叫什么的基本定律，由蔡校长的话可知当时的北大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

（一）留日速成班学员的北大

此事说来话长。1905年清政府突然下诏取消科举制，于是日本各级学校迎来了中国留学生的春天。根据李喜所教授的统计，1904年留日学生已经上升到2400人，到了1905年就突然猛增到8000人，1906年又上升到12000人。赴日留学本来就是科举停废后的不得已选择，学生会选什么专业，当然不言而喻。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进入中等学校学习”，“学问较深的专业人才百无一二”（李喜所：《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48）。爆炸性增长的中国留学生不仅养活了日本各路政法速成班，还把一所原名“东京专门学校”后改名“早稻田大学”的私立学校捧成了“世界名校”，这所学校的创办人后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在今存“端方档案”中保留了大量政法速成班学员的求职信。比如1905年，一个叫杨度的人曾经联合了20多个湖南籍政法速成班学员联名上书刚刚上任的湖南巡抚端方：

伏查日本之自强，由于近三十年之维新变法。其所以能维新变法者，则由于全国人民皆有法律政治之思想。

又比如同年有一个叫张人镜的湘潭籍留学生给端方上书：

学生来东，始志欲究心政法，研求东邦君主政体，尊王立宪，所以强国之内容及外交治外法权之方略，以为他日效力国家政府法律改良之一助。

把这些说辞换为人话，就是“我是国家改革最最重要的紧缺人才，赶快给我个肥缺吧。”

这些靠一两年混吃混喝速成出来的法学商学人才水准如何，不是没有明白人。比如有个叫赵炳麟的御史就上奏朝廷，内称：

此等留学生原无学问根底，亦未受普通教育，且率为其父兄不能拘管之人，乃纵之东渡。及至东京，粗习东文东语，遽受选科学业，不三数年，遂哀乞各该校校长，优予毕业文凭，或伪受修业文凭，以为内渡投入权势门户，猎取官资之地，敢为大言，以肆欺罔。

寥寥数语就将此辈人物的底细刻画得淋漓尽致。赵御史不安地问道：“我国有大变革，有大制作，岂借一二部日本搢绅成案与十数名留学生所能订定？”

当然，其中确有能耐的。比如杨度谋职不成，就发动湖南学生闹事，要求“一二年内速开民选议院”，遂一举成为近代学生运动的先驱人物。后来民国的学生运动很大程度上是清末学生运动的重复出现，比如桑兵教授就说：“五四学生运动在许多方面并非直接继承辛亥学生的成果，开始阶段不得不在短期内重演前此的发展经历。”（《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页19）

在那个时代剧变，各路妖孽粉墨登场的特殊年代，连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体制的报告都要流亡海外的朝廷钦犯代笔捉刀，许多留日速成学员确能梦想成真。1912年，国体变更，那些技术官僚、政坛故老尚且有其存在价值。至于教育部门这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嘛，遗老遗少当然还是少一点比较好。

当年2月23日，梁启超就给那个他不久以前还骂作“向荣禄告密”的大叛徒袁世凯出谋划策：

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此殆不烦言而解也。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

梁启超的建议很明确，舆论部门还是要交给那些能跟袁世凯合作的所谓民主派或前革命派人物。哪些部门能引导“多数舆论”？举个例子，彼时北京城时髦文化的风向标在八大胡同。民国甫建，八大胡同的头牌妓女就从“状元”、“探花”，改名“总统”、“总理”，到了五四时期，妓女也满嘴“德先生”、“赛先生”了。不用说，这个巨大的转变乃是拜“两院一堂”所赐。所谓“两院”无疑是参、众两院，所谓“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了。

两个半月以后，5月3日，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严复成为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不过严校长没能嘚瑟多久，因为那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范源濂、秘书长董鸿祎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严复素来看不起留日学生，早在1905年，他在给曹典球的信里就十分不满“近世人争趋东学”，觉得这些人假道日本学的那点所谓现代知识，“何异睹西子于图画，而以为美于真形者乎？”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看了张西施的画像就到处吹牛，以为比见了真人还了不起。如今这些向来不满“桐城派”的江浙留日速成班学员总算杀回来了。

被教育总长蔡元培撵走的北大校长严复

果然，两位浙江人蔡元培、董鸿祎刚一上任，就勒令严复交出一张价值六万两的华俄道胜银行存折。严复坚决不交，因为存折里就压根儿一分钱没有。严复还指着拿这张空头存折为学校骗经费，如何肯交？于是，蔡、董两人就找个理由把他撵走了。严复一走，蔡元培等人就在北京大学大量安插原江浙光复会系统的熟人。比如蔡总长曾经的学生胡仁源，后来蔡就是接任他的职位成为了北大的黄金校长。

由此，江浙留日速成班学员，尤其是章太炎的门生大量涌入北大。

章太炎是清代江浙考据学的传人，江浙考据学派与严复所属的桐城派历来纷争不断。章氏清末在日本期间主笔《民报》，又经常攻击严复的政治立场。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当然毫不手软，马上掀起了一场针对北大桐城派旧人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例如后来被誉为“北大鬼谷子”的整人高手沈尹默就十分坦承：“太炎先生门下大批涌进北大以后，对严复手下的旧人则采取一致立场，认为那些老朽应当让位，大学堂的阵地应当由我们来占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蔡校长强调：“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确实对症下药。不过这番话还应该再加一句：“入大学者，非为门户，党同伐异，教育自隳。”

顺便提一下，前面提到的赵炳麟御史还曾笑话那些留日速成班的中国学员：

于本国国体、人情及数千年官制因革之故，并我朝开国以来成法精意之存，茫然莫解。即于东西各国官制，亦墨守一孔之言，罔知体要所在。

说得简单些，既不懂中国国情，又不知西方政治的本源。对比对比今天各路法学、经济学能士，擅长照抄西方法条、经济学教条，动辄把问题归结到国民“没有法治精神”、“没有契约精神”。可知这类速成班学员的深刻烙印一百多年来也没有淡去。仅凭他蔡校长寥寥数语，就可以得到改观吗？

（二）“兼容并包”的实情

《格外怀念》的作者这样解释蔡校长的话：

这便指明了北大的办学宗旨是“研究高深学问”，学生来校目的应是“求学”而非像之前那般的“升官发财”，办学原则则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就是大名鼎鼎的“兼容并包”的来源。可能我们的作者还不知道，蔡校长是给桐城派文士林琴南的公开信里说的。还是本着“五行缺土，故名闰土”的原则，这句话是应该反过来读的。

不久前，为了针对桐城派，钱玄同、刘半农发起了“唱双簧”运动。其主张确如鲁迅所说，“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或者如他的胞弟周作人所说：“即如《新青年》吧，它本来就有，叫作《青年杂志》，也是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十分“寂寞”的钱玄同、刘半农便伪造起桐城派的“读者来信”，耍起了自己跟自己对骂的游戏来。

桐城派的干将呢？大多不屑于理他们。唯独脾气火爆的林琴南写小说挖苦此辈，可说正中其下怀。蔡校长的公开信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的，他为什么会忙不迭地强调“兄弟我是主张兼容并包的”？相信但凡正常人都会有个清晰的判断。

所谓“旧派”刘师培、黄侃，一是章太炎的故交，一是章太炎的高足。同门同派，当然并包。至于辜鸿铭等人就不是他蔡校长聘请的，其结果是“蔡元培来校后就把他们排除出去了”（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期，页11）

章太炎

有趣的是，章太炎本人却在此时表现出了对桐城派的宽容。他在给吴承仕的信中斥责“旧派”黄侃居然跟白话文合起伙来骂桐城派，而不跟桐城派联合起来反对新文化。其实足以反映所谓“新旧并包”的实情。周作人甚至一度要“谢本师”，乃师的一大罪状就是“表彰人伦模范”。

对于“兼容并包”的实情，当年的北大学生许德珩不经意间说了实话：

他所谓“兼容并包”，并不是新旧一揽子全包，而主要是罗致具有先进思想的新派人物，对那些腐败的守旧人物则尽量排除。（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文史资料选辑》61期，页7）

出于某些桐城派文士与当时反动的安福国会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许德珩这样说他们也算中肯。后来“安福系”汉奸辈出，桐城派被扫进历史垃圾堆，也算咎由自取。但这跟“兼容并包”没有任何关系，要说蔡校长有哪些历史贡献，倒不如说他那时还具有既不兼容也不并包的革命性，虽然这种革命性也没有维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