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事件启示之二：专利制度造成永无止境的“大航海时代”！_风闻

在《中兴事件的警示：遏制中国，冷战再起！》这篇文章中，我们讲到，自从中国建国以来，美国先后用巴黎统筹委员会、瓦森纳协定联合众多发达国家对中国进行严密的技术封锁。

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与中国锲而不舍地追求产业赶超，将成为中美之间所有较量的重中之重。

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到底是如何进行的，意义究竟有多大？为什么美国在高新技术层面，始终对中国进行如此严厉地严防死守？中国是否能像韩国那样加入“瓦协”，从而获得技术转让与输出，进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是否能够最终赢得这场命运之战呢？  要解释清楚这一连串的问题，需要首先回顾过去几百年隐藏在国际风云中的一条暗线，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与专利暗战。

要说清楚国与国之间的产业战争与专利暗战，首先要搞明白专利的本质是什么。

无论是不是专利行业的人，都有一种基本认识，专利制度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但是我敢说，即使是这个行当的资深人士，很多人对于这个本质问题也存在模糊的认识。

我要告诉你，专利制度最初是源自一种不得人心的“暴政”，你可能就更加意外了。

这事还得从国际贸易的霸权兴替讲起。

一、“专利”的诞生源于政府缺钱

在本公众号国际贸易系列文章中，追溯了从葡萄牙大航海开启的国际贸易霸权的六百年争夺战。然而，将制造业与技术创新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并将其作为大国博弈的核心，最早应当追溯到十六世纪的英国。

十六世纪的西班牙是当时的头号霸权，掌握了国际贸易航线以及广大的富饶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

对，你所耳熟能详的“大英日不落帝国”这个称号，并不是英国人原创的，版权应当属于西班牙人。（如果有版权的话）

西班牙日不落帝国

西班牙自认为是天主教的代言人，而英国则是新教国家的领头羊，无论是地缘形势还是意识形态斗争，西班牙都要谋求全方位遏制、甚至颠覆英国的新教政府。英西在政治军事上全面对抗，在产业上却是互补的关系，西班牙占有大量的金银矿，利用金融优势，将毛纺织业等制造业外包给英国。

西班牙是金融高富帅，英国则是苦逼的制造业打工仔，西班牙谋求与英国接触，对后者进行“颜色革命”。

一切都仿佛如今中美关系的古典版本。

当时的斗争形势比当今的情况要严峻地多。西班牙派遣了大量特务对英国进行秘密渗透，策反官员和贵族，密谋掀起武装叛乱，甚至图谋暗杀女王，英国则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反特斗争，派情报人员盯梢，进行严密的言论管制。

这种状况可能更接近冷战前期的中国形势。

英国的新教徒被断了所有的退路，就算认输投降，下场也将是被挂上火刑柱。在伊丽莎白一世之前，她的信仰天主教的姐姐玛丽一世曾经使得天主教势力短暂复辟，结果在英国国内引发了残酷的火刑审判，因此玛丽一世又被称作“血腥玛丽”。酒吧里的“血腥玛丽”鸡尾酒，正是由她的事迹而得名。

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作为后发国家的英国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对咄咄逼人的西班牙进行坚决抵抗和反击。相比于富得流油的西班牙，英国当时是一个穷国。

没钱？显然无法支撑与西班牙的长期战争。

为了筹钱，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政府打破了所有传统约束与道德底线，向商人以及其他有能耐敢于冒险的民间人士，发放大量的特许经营权。

其中，针对国内土地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就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针对海外开拓贸易航线与殖民地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是弗吉尼亚公司、东印度公司等海外拓殖公司；

针对海上劫掠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是以德雷克为代表的皇家海盗群体；

针对特定产品的特许经营权，带来的则是近代的专利制度！

当海盗打劫有遇上风浪、被人反击等巨大风险，探索殖民地开辟新航线也有可能遭遇各种各样的不测，投资研发新产品也是一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英国通过授予特许经营权，给这些冒险者未来回报的许诺，政府也可以从未来的回报中抽成，从而实现个人与政府的双赢。

以上几类特许经营权，从金融的角度理解，原理是完全相通的：用暂不存在的预期收益作为激励，驱使创业者进行前期投入，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去追逐利益。

这些活动的预期收益为什么会那么丰厚？因为特许经营权具有垄断性，必将带来远远超出社会平均收益的资本回报！

正是这种高额的回报，吸引着冒险家们不惜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追逐，马克思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中学政治经济学课本上都有，这里就不赘述了。

实际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专利制度，是资本主义推动社会发展最核心的精华部分。

皇家海盗，海外殖民地、东印度公司，是支撑英国崛起的三大支柱，而英国崛起的核心因素——英国的制造业，则是由专利制度所催化。专利制度促使英国人不断改善产品，是发展制造业的制度源泉，也是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关键要素。

但是细细一想的话，这里面其实存在深层次的矛盾。

垄断 (Monopoly)的含义大多数人都能理解，是指通过设置各种形式的准入壁垒限制他人参与竞争，垄断者在市场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调节价格与产量，从而榨取到超额利益。

我们都知道，垄断行为对市场公平竞争是十分有害的，会提高整个社会的成本，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各个国家纷纷出台《反垄断法》来限制垄断的出现。

很显然，专利正是一种法律授予专利权人的垄断权力。对于专利产品，专利权人就是一个垄断者，由于竞争被法律所排除，专利权人可以在市场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调节价格与产量，从而榨取到超额利益。

 在了解了专利和垄断的含义之后，就会冒出一个重大的疑问：专利明明是授予少数人牟利的垄断权，是一种天然的“暴政”，它后来怎么就演变成利国利民，促进技术进步的专利制度了呢？

欲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搞明白，英国为什么要搞万人唾骂的“圈地运动”。

二、专利与圈地运动

从某种程度上说，专利，就是在技术领域的“跑马圈地”，这在专利圈内是心照不宣的“常识”。

因此，要想了解专利的本质，不如先搞清楚它的原型——“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在英国大面积开展，是从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亨利八世的时代开始的。

圈地运动不仅将原先的耕地变成了草地，而且把大量的公共土地也圈占起来养羊。这种明显侵犯公众利益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居然还得到国王的支持，归根结底是因为羊毛价格的上涨。

同样一块土地，圈起来养羊比采用古老的耕种方式或者其他生产方式，获得的收益要多得多。如果多出来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所有人的收益都会上涨，地主圈占土地的行为自然应当得到大力鼓励。

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要比上述情况复杂得多。首先分配肯定是不合理的，垄断者都是贪得无厌要获取超额利润，因此随着圈地运动的开展，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农民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圈地运动的发展，使得英国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从经济的角度上可以理解为圈地与反圈地的斗争。

十六世纪的人们无法从经济的角度理解这一现象，而将其归结为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堕落。天主教徒、坚持理想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中所控诉的“羊吃人”，都是实际发生的血淋淋的现象，他的理想是人人自由平等的共同拥有财富，认为引发圈地运动的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极力打击倡导私有制的新教，因为忤逆了国王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一世的父亲）的意愿，最后甚至为此付出生命。

莫尔死后，他的理论成为天主教打击新教的工具，天主教徒们攻击新教使得社会道德日益腐化堕落，才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并导致种种人间悲剧。偏远地区的农民也响应天主教的号召，掀起了很多大大小小规模的骚乱，来反抗圈地运动，反抗惯例或所有权的改变。其中较大的就是1536年的求恩巡礼暴乱，以及1549年的“扎营之时”暴乱。

新教改革派为了证明新教改革的正当性，必须应对这一“合法性危机”，从理论上说明圈地运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圈地引发农民流离失所是不争的事实，无可辩驳，只能从其他方面想办法。新教理论家们最后终于找到了捍卫自身立场的角度，这就是“联邦”（Commonwealth），其实翻译为“公众利益”更为恰当。

以剑桥大学民法学教授托马斯·史密斯爵士为代表的新教理论家们，在十六世纪四五十年代写了很多小册子来宣传他们的公众利益理论。他在1549年撰写的一篇题为《论英国本土的公众利益》的文章，可以说是集英国公众利益理论于大成。在这篇文章中，他深刻反思了当时存在的严峻社会问题。他没有站在某个特定群体的立场，指责其他个人或群体的道德沦丧，而是试图理解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动机和压力，从而理解问题的根源到底出在哪里。在这篇文章中，他罗列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看待公众利益时持有的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史密斯爵士试图找出一种让不同利益群体相互和解的方法，最终找出的解决之道是：虽然每个人在“最大利用其所有来牟利”上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权利“不能滥用……不能破坏公众利益”。

一句话总结，史密斯爵士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尽最大可能追求利润，但前提是不能损害其他人的利益，最好能有助于提升社会整体的公众利益。

用今天的话来说，天主教攻击新教分蛋糕分得大小不均，而新教辩解说，我们把蛋糕做大了，虽然资产阶级分的更多一些，但是所有人得到的蛋糕都比以前更大，这是一种“增量式改革”，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平衡，这就给了“圈地运动”以道德立足点。

托马斯·史密斯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思想在当时的英国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他的思想一方面包含资本主义激励个人创造财富的理念以促进财富增长，另一方面又包含社会主义中关于社会福利的思想以缓和社会矛盾，后者也是“济贫税”（1536年）、《济贫法》（1601年）的思想根源。1560年，伊丽莎白政府颁布了《工匠法》，规定了工人工资应当与物价水平挂钩，1563年颁布的规范圈地行为的法律，限制“恶”的圈地行为，鼓励好的圈地行为，都是出自于这一思想。

以效率为出发点的自由主义思想，以及从公平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可以在托马斯·史密斯的观点中找到源头，因此托马斯·史密斯也被称作现代政治经济学之父。

如果“公众利益”的范围仅限于英国人的话，史密斯爵士的理论创新，给了伊丽莎白所授予的所有垄断专营权以道德立足点。例如，皇家海盗打劫的是西班牙商船，提升了英国人的财富；开拓海外殖民地，增加的是英国人的财富，发展海外贸易，也增加英国人的财富。而专利，则是授予一种新产品以垄断权，由于这种产品是以前没有的，因此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提升了英国人整体的利益。

可以看出，伊丽莎白一世深受这一理论的影响，她制定的英国各项政策的重点，从一般国家通常关注的如何分蛋糕，解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做大蛋糕，解决所有英国人整体提升财富的问题。正是这一改变，使得资本主义既具备利益驱动，又具有道德的外衣，从而奠定了英国崛起的基础。

从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开始，世界政治规则变成了：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一切不以做大蛋糕为目的的分蛋糕都是耍流氓！

重要的话说三遍！

资本主义狂飙突进的时代，是由地理大发现开启的。地理大发现的经济学意义，是打破了欧洲长期的经济停滞，开启了广阔的增量经济蛋糕的获取空间，使得一切打破陈规，开拓进取的冒险行为有了获利的可能性，从而使冒险者获得极大的激励，进而推动整体经济的不断增长。

地球上的土地和资源终有极限，地理大探险终有到头的一天，但是由于专利制度的诞生，使得技术领域抽象的“地理大发现”永无止境。

专利证书，正如颁发给探险者的海外殖民地的专营许可证书，技术革新带来的获利空间，就是专利权人的“经济殖民地”，激励人们像大航海时代的冒险家那样，在技术领域永无止境地开拓进取。

我们已经知道专利制度对于创造新增财富的巨大意义。那么如何理解这是一种暴政呢？

下一篇接着说。

作者微信公众号：北山浮生谈古论今（BSFS_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