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对历史的影响_风闻

埃尔文托夫勒提出的“第三次浪潮”的说法现在听到的比较少了，他把信息技术同人类从游牧走向定居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信息革命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影响力。但是从技术革命对于历史的影响来说，我认为应该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就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的世界的技术进步，包括核技术、航天技术、喷气航空技术、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这些技术的积累对于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对世界的格局发生的影响是革命性的。对比二次工业革命，这种变化可以当之无愧地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为什么不是第三次浪潮？按照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的说明信息技术的兴起代表着第三次浪潮。但是信息技术没有那么大的历史影响。所谓的“浪潮”的发生，必然带来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巨大的变化，每一次浪潮的兴起都会使经济的形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新浪潮带来的新的经济形态将占据经济的主要成分。现在可以看到，信息经济的发展虽然快，但是决达不到，也不可能达到社会经济的主体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信息经济的发生和兴起到不了一次“浪潮”的程度。

为什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这次工业技术的兴起，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这里面不仅仅是经济，而且影响到政治和军事，并且深深地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核技术的发明给人类带来的冲击绝不亚于电力的发明。核技术的经济冲击不如电力这种二次能源的发明，但是核技术带来的政治和军事冲击却远远超过电的发明。核技术的发明带来了一个核时代，这个世界的政治和军事观念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先的所谓的零和的国际政治传统观念在核时代的冲击下被迫引入了共存的概念。军事上的绝对战争，绝对胜利的概念为有限战争的概念取代。核武器的产生使得人类第一次产生了生存危机，这种生存危机促使国际政治和军事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航天技术的发明扩大了人类的生存空间，也扩大了经济活动的空间。二次工业革命，航空技术的发明使得人们的活动空间从二维扩大到三维。航天技术的发明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扩大到外太空。

微电子技术等一系列工业技术的发明使得人类的工业加工从常观进入到微观领域，微电子技术是一个代表，代表着工业技术从人的肉眼可见的范畴进入微米和纳米甚至亚原子的范畴，现代生物学也进入到分子生物学的范畴。喷气机把人类活动的速率从300公里/小时提高到1000公里/小时，提高了3倍，从而使得人类世界范围的联系大大地密切了，从而使得“地球村”从概念变成现实。

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这场技术革命把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大大扩展了，至少是扩大了两个维度，从一般的宏观或者是常观世界扩展到巨观和微观的世界。

再一个影响巨大的就是信息技术。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信息技术的起点。从1940年代末期到1970年代是世界的核时代。从1980年代苹果第一台个人personal computer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进入到信息时代。这些技术的起源都来源于19世界末到20世纪初的科学突破，主要是物理学的突破。这些从基础科学的突破而引发的技术和工业的突破，大大地扩展了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形态和人类的观念。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改变。所以把这种技术的革命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对应世界上发生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

一个历史概念的提出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对历史现象和规律性的总结。一个有效概念的提出能够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显得逻辑清晰。一个好的概念可以使得对于历史的理解不需要许多的不可信或者特别的假设和条件。一个好的的概念就是一把奥卡姆的剃刀，剔除许多的概念和假设，把历史的逻辑清晰地展现给人们。这即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

前面已经说明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在上一篇中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历史的影响实际上已经部分说明了。 当一次技术进步已经对政治和军事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这才能说是一次革命性的事件。那么这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次工业革命对历史的影响，主要从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建立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和历史的逻辑。

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小国“出局”。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产业，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就可以参与进去，第一次工业革命主体就是蒸汽机和纺织工业。这个对于产业工人和市场的启动要求并不算太大，几百万人口的国家就可以启动一次工业化的进程。

第一次工业化的核心约束第一是原料，就是纺织工业的原料棉花需要大量的土地，第二是市场。这两个个约束靠殖民地经济才得以解决。第二个约束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国家的规模的要求就显著增加了。以电力这种二次能源的发明为标志，世界进入了“机械化”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了大批的新型产业，像冶金、汽车、航空、无线电、电子和化学工业等等，这些产业相互联系构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繁荣。

由于新兴产业的大量增加，对于工业国家的规模提出了新的要求，大约要5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才能容纳比较完整的或者说拥有二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产业。小国不再有成为有影响力国家的机会了。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带来的产业规模更加庞大，产业链更加长。没有2亿人口的国家规模不能维持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完整产业链或者是支撑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和产业。而且随着历史的推进，三次工业革命对于人口和国家规模的要求越来越大。这也是为什么欧洲要建立欧盟的根本原因。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首先就运用于军事。由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军事力量与二次工业革命的机械化军事力量相比，有着代差。所谓的军事力量的代差是指这种技术造成的军事力量的差距已经不能用数量来弥补。这种技术上的代差是以军事工业投资的数量级的差距为代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产生的武器装备的价格是前一代武器装备的10倍以上。用于这个新一代武器装备的科研和工业投资也是前一代武器的10倍以上。这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就是在武器上，有着代差的武器它的经济代价必定是数量级的差距。在一次大战以后坦克被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打入冷宫，就是因为坦克的价格太高了，政府和国会感觉承担不起。这样巨额的投资也不是一般工业国所能承担的。新一代的工业规模相对于前一代的工业其规模也是惊人的。无论是核工业、航天和航空工业，他的规模往往工业规模就是几十万人，连带的产业规模数百万人，还要有数十万专业的科技人员为其提供技术支持。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例如1亿人口以下的国家都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更何况，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在长期被仅仅局限在军事工业范围内，只有投入，没有经济产出。这一方面是保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高昂的投资造成的巨大的成本使得这种技术的商品难以获得市场支持。这样昂贵的产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的唯一用户就是政府。那么政府为了维持这个新的技术革命的投资，必须要靠一次和二次工业化的产业来支撑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一次、二次工业化的产业也需要庞大的工人队伍。这样，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国家的产业规模的要求也必定是几何级数的增长。这些就决定了随着一次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小国和中等规模的国家被逐步淘汰出世界大国（GREATPOWER）的行列。这就是小国“出局”。

由于这个产业规模的庞大和产业链的空前的延长，就使得战后的资本主义的资本输出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所有的工业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国家地位，都必须不遗余力地竞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当然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受到条约和国际体制的限制无法发展这些技术。虽然历史的逻辑决定了这些原先的资本主义的列强必定要出局，但是在这个历史的逻辑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他们总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受到这个产业规模的约束，在争夺这个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的竞争中，中等规模的国家首先不能继续其巨额的投入而败下阵来。首先是英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关于要飞机还是要导弹的争论就是这种资源不敷需求的表现。相比当年大英帝国海军关于要战列舰还是要航母的争论（当年在建造威尔士亲王号新型战列舰的时候，英国国内也产生了要航母还是要战列舰的争论。最后支持战列舰的一派说出了“支持战列舰，如果我们错了损失的只是金钱，如果我们停造战列舰，我们错了，我们失去的是大英帝国”。最后支持战列舰的一派赢得了争论），战后的英国再也没有当初的气魄了。在航空工业和核战略中英国只能选择一个，结果是大英帝国放弃了航空工业而选择了导弹。最后的结果证明大英帝国这一次还是选错了。从那以后，英国的航空工业就步入了下坡路，而它的核工业也不能维持。现在英国的核力量要依靠美国，它的核导弹是美国的，它的最新的核潜艇要依靠美国的技术。英国已经不能维持一条核潜艇的生产线了。

法国的命运要好的多，这多亏法国的国民特性，它的骄傲的民族性决定了法兰西绝不肯甘居人后。但是法国也不能支持一个完整的三次工业产业。法国人在这点上比英国人强，法国选择了整合欧洲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三次工业革命产业链。法国愿意付出一定的代价和利益来整合欧洲的力量建立一个航天工业和民用航空工业。这一点上英国选择了全面依靠美国，放弃它的欧洲特性。结果是英国再也无法支持它的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而法国借助欧洲的力量仍然保有航空和航天工业。有趣的是，英国在军事航空方面采取了与欧洲合作开发了“台风”战斗机，而法国这回选择单干，独自开发了“阵风”战斗机。结果是法国单干非常勉强，“阵风”连同研制经费单价就高达1.4亿美元。由于只有法国一个用户，当然现在印度从理论上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巨额的研发经费根本无法收回。“阵风”比“幻影2000”仅仅有半代的进步，但是采购成本却有3倍的“进步”。在现代技术中再次证明了“代”的技术进步要以数量级的金钱为代价。估计“阵风”将会是法国最后一代有人战斗机了。如果开发下一代战斗机，这个研发的成本就要超过1000亿欧元。法国没有能力承担了。整个欧洲能够承担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但是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就连一个单独的产业例如航天、航空、信息产业都难以承担。

只有美国、中国这样的超级规模才有资格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即便是美国要拥有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也要动员全世界的资源，要把一部分产业转移出去，要把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一部分转移到世界各地去。苏联曾经拥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链的大部分，航空、航天、核工业和电子工业。但是这是以放弃民用工业为代价的，这种代价在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和德国由于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受到国际政治的限制不能进入富含军事色彩的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日本和德国只好专心在二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中和民用工业中下功夫。这些产业为日本和德国带来巨额的利润，因为没有军事工业投资的拖累，日本和德国反而成了“冷战”中得利最大的国家。50年代到7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日子过得比那些战胜国，英国、法国和苏联要滋润得多。这真是“塞翁失马”。德国人很聪明地放弃了日耳曼人曾经的骄傲，愿意在欧洲的框架下做一个第二等的脚色。在航空空客公司，在航天领域都扮演一个第二等的角色。也因为德国的忍耐才有欧洲的联合。这个联合外在的压力就是美国和前苏联的巨大军事、政治和经济压力。其内在的因素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工业规模的要求决定了欧洲要么出局，要么联合。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取代曾经由英国主导的世界殖民体系，这是美国战略能力的体现。

美国主动地为他的盟国提供军事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这个核保护伞是他的盟国都不具备的。在苏联巨大的军事压力下，欧洲和亚洲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主动地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同时美国还主动地帮助他的资本主义盟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在欧洲启动了马歇尔计划，在日本停止清算日本的财阀，重新开始经济建设。当然作为加入美国阵营的一个行动，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自愿和不自愿地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与黄金挂钩，世界银行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进入美元主导的时代。

在这个世界经济体系下，美国提供最高端的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的核心技术在美国，无论时核技术、航天技术和喷气航空技术乃至信息技术，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都依赖美国的核心技术。美国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主导就表现在这里，美元霸权的金融体系，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和结算货币。美国的技术霸权，美国是资本主义甚至是全世界唯一掌握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全部产业链和全部核心技术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站在了世界的制高点上，美国也站在了历史的制高点上。其他的国家在5、60年代都必须仰仗美国的鼻息。这种情况下，美国主导了世界的分配体系，就是在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体系。因为美国是最大的市场，是技术的唯一提供提供商，是金融的最后提供人。这样美国就可以决定某一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就决定了在产业链中的所有生产者所能得到的回报。这种回报是与参与生产的竞争者的多少成反比的。参与产业链的竞争者越多，所能得到的回报就越少。这个分配体系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美国的利益。

美国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国以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三位一体控制了这个经济体系。在战后的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没有美国的支持谁都不可能获得发展的空间。任何一个单一地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美国，都不具备集资本、技术和市场为一体的条件，因此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要或多或少地借助美国的因素才能发展起来。这就是美国特殊论的经济基础。像日本、韩国和台湾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在原技术上依靠美国，韩国和台湾是日本的技术和资本转移目的地。而日本则是在战后得到美国的扶持，以低廉的代价获得了美国二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大量转移，比如汽车技术、电子技术等，和部分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如火箭航天技术等。欧洲在其经济恢复时期仍然依靠美国的资本和市场，以及部分高技术，比如法国的喷气发动机技术等。

美国控制世界资本主义的架构。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美国作为唯一拥有完整核武器系统的国家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安全保护。作为获得美国保护的条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入了美国为核心的军事体系，都要从美国引入武器装备和支援装备。作为获得美国经济援助的代价，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接受了美元体系，美元成为唯一的世界货币。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美国技术的代价就是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这一切使得美国控制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当然后来的历史，资本主义国家也努力想摆脱美国的控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法国。但是摆脱不了，就像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一样。法国后来还是要加入北约，否则法国的力量无法伸展到世界上去。

前面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在一开始集中在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这些技术产品的用户只有政府，这样对于美国政府的负担就很重了，美国就必须把自己的军事工业产品推广对世界市场上。除了自己的原有的经济发达的盟国之外，还要推广到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但是这样的国家政府没有钱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和军事技术，这样美国就必须提供推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转移，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当然这些被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选中的国家一般也是美国的盟国或者保护国。这其中就有韩国和中华民国。

在1960年代，美国强制日本实行产业转移。美国对日本的一般劳动密集产品增加关税，逼迫日本产业转移。日本借此实行其所谓的“雁阵战略”，首先将劳动密集产业向台湾和韩国转移，这个转移带动了韩国和台湾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到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这两个经济体终于实现了经济的自立，从美国的沉重的财政包袱开始变成美国的招财童子。台湾是1969年美国停止经援，台湾和韩国成了美国剩余军火的市场。美国把二次大战中和50年代制造的大批剩余军火销售到这两个地区，当然也是以倾销价，再后来就是美国的高级武器，如战斗机。这些地区还是美国技术的主要市场。韩国和台湾的模式就是美国和日本的资本，美国的市场，本地的劳动力的工业化模式。通过这种模式，韩国和台湾开始了工业化的起步。在通过初级工业化取得积累，实现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然后开始经济的扩张。这是在1990年代，而韩国和台湾的资本主要出路就在中国大陆。

日本在这里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日本预想的“雁阵战略”，其产业转移实行梯次转移。首先是韩国、台湾，可能还有新加坡，次一梯次是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可能有印度尼西亚即所谓的四小虎，然后才是中国。日本试图让中国与日本保持至少2代的技术差距。但是这个设想根本就没有实现的基础。日本的汽车工业拒绝投资中国，结果是德国人进来了。日本设想在四小虎之后再转移其劳动力密集产业到中国，一头牛身上要扒下4张皮，太贪心了。结果是香港、台湾和韩国的相关产业抢先进入大陆。直接挤压了日本在四小虎投资的市场，这些产业的市场其实都是美国和欧洲。由于中国大陆规模效应，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优势，直接挤压了东南亚国家的相关产业，使得这些国家不能完成初级工业化。当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不能完成，产业也就无法升级，最终导致97年的东南亚的经济金融风暴，彻底摧垮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

从这个过程看得出来，在市场经济下的产业升级有赖于资本的积累和产业的转移，原有产业在本土随着各种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的上升，逐步地资本所得下降，丧失竞争力，就必须转移到别处或者国外，在劳动力等要素便宜的地方继续获得利润，用这个利润支持本土的产业升级。这个利润的来源一是生产的剩余，是由本土输出的资本利得。再一个是产业链中本土技术和管理输出的价值链的不平等交易利得。由于资本输出获得的税收减免和非法交易则是额外的利益。这些利益支撑了本土的产业升级的资本。由于产业输出要由本土提供技术和高技术的部件以及设备，带动本土相关产业的繁荣，引导产业升级，并且为产业的升级赢得市场，这就是战后新兴国家的起飞之路。在这个体系中，美国出于绝对的控制地位。高技术的源泉在美国，从美国第一梯次流向日本。第二梯次，日本经过吸收改造后，通过产品和技术流向韩国和台湾，再流向东南亚。中国的产业转移的来源混杂，有日本、也有台湾和韩国，还有香港。这些基本上都是一般加工技术和通用技术。但是中国的高技术实际上主要来源于自己在解放后前30年的技术积累。

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不可取代的，它提供了技术、市场和资本。日本实际上是可以取代的，因为日本能够提供资本，但是不能提供市场。日本提供的技术是可以取代的，而美国能提供的技术是不能取代的。美国能取代的技术实际上大部分已经被日本取代了。美国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本控制模式，就是开放式的产业链。最典型的就是PC产业，他的接口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到这个产业链中来。PC的核心CPU是美国控制的，操作系统是美国企业控制的，其他的都是开放的，主板、甚至主板上的主线芯片，内存，各种板卡，显示器，硬盘，各种应用软件都是开放的，这就造就一条非常长的产业链，由于是开放的体系，PC可以应用于各个领域，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等。这个产业链可以容纳各国的相关企业，像印度的软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联想也是这个产业链的一部分。这样的产业链可以提供各个国家的企业相应的利益，也就实现了相应地控制。

这种开放式的产业链控制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标准资本控制模式，即便是波音飞机，它的产业链也是开放的，日本、中国、法国、德国各个工业国家都是它的零配件供应商。这种通过产业链的控制，把各个国家相关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利益的一体化，但是美国拿大头，这是一种以资本和技术为纽带的软控制。

资本主义国家接受美国技术的代价就是接受美国标准，因为这是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拒绝美国标准的代价就是因丧失市场而被淘汰。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不能讨价还价的问题。当然接受美国的技术标准就意味着必须为美国的技术支付大笔的金钱，也意味着独立的技术路线的死亡。

通过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建立了自己的利益模式。金融依靠军事控制世界的大宗商品的价格，通过金融衍生品获得利益。通过军事保护获得军品贸易利益。通过控制产业链的前端获得知识产权的收益。通过决定产业链上不同过程的利益分配，也就是定价权获得超额的利益。通过资本输出获得资本利得。美国投资中国的资本平均收益在08年以前是15%以上。中国的贸易盈余美元却只能购买美国的国债，只有2%的收益。这等于美国人拿中国人的钱投资中国净赚13%的收益。再有一些额外的收益，比如低价买入中国银行和石油公司的股票，然后高价卖出，当然这是通过政府行为的，而不是市场行为获得的利益。真是站着就挣钱。中国人要好好学学美国人，让自己的头脑聪明一点，再也不要做出1块多一点一股把国有银行的股票卖给美国投行的事情了。傻事做一回也就够了。

最后说两点，第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观点没有错，没有过时。现代资本主义仍然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资本占有的矛盾，有着阶级的对立。是第三次工业革命挽救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第三次工业革命延伸了产业链，扩大了资本涉及的领域的深度和广度，这样它从两个方面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源的供给和市场。技术革命使得工业生产所涉及的原材料大大地丰富了。铀矿石可以提供能源，就连沙子成为了微电子产业的基础原料。原先必须靠土地提供原料的纺织业现在主要靠石油化工提供原料。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资本主义运行的方式和形态。殖民主义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资本为纽带的跨国资本控制，因为对于土地的控制已经不是必须的了，它被由资本控制的新的，更隐蔽，更有效地控制方式取代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产业的扩张，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通过资本输出带到发展中国家，在扩大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初级工业化。这种资本的扩张带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繁荣。由于资本输出带动了服务业的繁荣，增加了就业。资本输出带来的利益部分地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一般群众收益，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是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红利”，一旦这个“红利”消失，那么资本主义又会再次地陷入马克思所预言的危机之中。

19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以石油危机的形式爆发的，根本的原因是廉价的原材料的供应中断，导致自1950年代开始的核时代的繁荣终止。1980年代这个资本主义世界随着IT技术再次繁荣，这次的繁荣有着中国因素。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提供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廉价的消费品，而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料和高档消费品的出口带给资本主义国家滚滚利润，促成了资本主义20多年的繁荣，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当然这个繁荣周期随着互联网泡沫的破裂而终结。今后也难以再复现，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不再便宜了，而且中国也不打算继续呆在产业链的下游，它准备要产业升级了。实际上，如果我们认识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我们就能预见到什么时候会出现危机，也能预见到下一次引领繁荣的新技术的领域。在导致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物理学革命成果中，能源领域还有核聚变，还有量子理论还没有大规模地技术应用。未来的新技术革命必然发生在这两个领域，更可能使量子技术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带来再一次地繁荣。

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说法大多数都是“形而上学”的。简单地说就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是他的产业的分工的地位。一个国家的产业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决定人民的收入。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进入工业化阶段，除非这个国家受到上帝的眷顾，使得他的资源极其丰富，像海湾石油国家，或者耕地资源极其丰富可以提供高效率的农业，都必然地陷入贫困的“陷阱”。比如中国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100，那么中国单纯农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只能有美国人1/100。初级工业化，也就是以第一次工业革命早就的产业为核心产业的国家，其摆脱不了中等收入的“陷阱”。这种产业结构由于处于产业链的末端，缺乏技术含量，因此不得不与广大的低收入国家竞争发达国家资本和市场，自然就不能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这种产业的人均收入只能达到美国人的1/10，如果考虑到本国资本收益，那么工人的收入就更可怜了。只有进入到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中，才能得到比较高的人均收入，摆脱中等收入的“陷阱”。当年中国组装MD82的时候，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美国同业工人的2/3。同样，中国从事航天产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接近美国同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拿一个苹果手机的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就可以看出来产业结构对于一个国家收入的影响。从典型苹果产品的成本构成，各国家和地区电子产业在苹果价值链中的分布比例这两个角度对苹果产品的价值分布进行了分析。处理器，存储器，基带芯片等IC，以及液晶面板，触摸屏成本占比较高。在利润分配中，苹果占据最大份额；韩国公司，美国其他公司也占据了一定的利润；台湾在产业链中附加值不高，利润占比较小；中国大陆同样只获得了较小的利益分配。 一份研究报告名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网络利润》，由美国加州大学和雪城大学的3位教授合作撰写，其中针对iPhone手机利润分配的研究显示，2010年，苹果公司每卖出一台iPhone，就独占其中58.5%的利润；占有利润排在第二的是塑胶、金属等原物料供应国，占去了21.9%；作为屏幕、电子元件主要供应商的韩国，分得了iPhone利润的4.7%；其他利润分配依次是：未归类项目占去4.4%，非中国劳工占去3.5%，苹果公司以外的美国从业者获得2.4%，中国大陆劳工获得1.8%，欧洲获得1.8%，日本和中国台湾各获得0.5%。

要想跳出中等收入的陷阱，必须改变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这个逻辑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向技术的上游攀爬才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