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这篇“监狱里的翻译精英”很多事情都没说清楚（一）_风闻

4月19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署名训诗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被各个网络平台广泛转载，影响很大。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历史钩沉类的文章，对于上世纪50年代扑朔迷离的“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证。

这篇文章为何能激起很多读者的极大兴趣？笔者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此文有一定的猎奇性质，原文也用了“拨开历史的迷雾”云云。之前就有不少的零散的老精英知识分子回忆录谈到过那个神秘的“犯人翻译组”。

50年代中后期，大陆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大批的高质量的翻译类的学术文章，理工类和文史哲类的都有，在对其做梳理的时候，很多文献综述都会有意无意提到这是“一批原国民党高官、战犯和汉奸”组成的翻译小组搞出来的，至于具体的细节就很模糊了，所以这篇文章满足了一批读者的好奇心。

第二点，就有点那啥了……《南方周末》想必熟悉它的读者都知道，有关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辨析类别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透着一股喊冤叫屈的味道，这篇多多少少也带有这个成分，不过署名的训诗老师行文的语气还是很谦卑的：“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很多关键的地方语焉不详，没有对重大历史问题“以点带面”的自觉考证意识。就笔者本人来说，读完此文之后产生的疑惑比读之前还要多。

举几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例子：

一、“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局”负责翻译的犯人，都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收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1951-1952判刑的一批人和1958-1959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原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文章对翻译组和编译局的关系论述颇为精到，但文中还提到某某人是犯人，某某人是劳改，对此训诗没有进一步阐明到底哪些人是“罪犯”，那些人是“劳教”。罪犯意味着走的是正常的公检法程序，是敌我矛盾，而劳教有很强的思想改造的成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那么，罪犯和被劳教者是不是隶属同一个翻译体系，翻译的待遇是否相同，文章没有说得太清楚。

训诗考证，“清河翻译组”成立的时间早于1953年6月，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为什么要问第一个问题，也是因为原文中的这样一句话：“本文提到相关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决被撤销，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这让笔者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清河翻译组成立于1953年之前，意味着很多犯人其实都是在1949-1952年就已经被判刑了。这批犯人和1958年被判刑的犯人，最大的区别，想必读者也能推断出来，就是前者带着旧时代的“原罪”，大部分人都是曾和前国民党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国后被识别为战犯，或者通敌的反革命，要么就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当过差，属于“汉奸”序列，那么，这批人在改开后能大规模被平反吗？

下面我们来找几个例子辨析一下。

文章中第一个提到的人物是朱良澐，所有文中的举例她的事迹最为清晰——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有详尽的回忆。1927年出生的朱良澐老太太现在还健在，是已故浙江大学农学院茶学系张堂恒的妻子。张堂恒是海归精英，中国农学界的老前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还给中国远征军当过翻译。不过，1950年年初新婚燕尔的朱良澐被逮捕，关进了清河监狱，罪名是通敌，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期从1951年算，一共被判了8年。

浙大医学院的学生看望朱良澐老人

值得注意的是，朱良澐女士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通过了政审，被调到新华社当记者，因为外语很好，后来又去了华北人民政府工商贸易部给领导当秘书。

笔者推断，朱良澐以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极有可能和他父亲的出身有关，他爸在东北跟着张学良开煤矿，曾经镇压过矿工，而且其丈夫的国民党和美国背景，更是让朱良澐在50年代初的反革命甄别过程中无法全身而退，而且她被公安部发布公告点名是美国间谍，让她的家人尽管疏通关系找到法院院长沈钧儒，也无法再翻案。

不过，朱良澐之前通过政审的经历，以及证据不足等因素，让她在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2063号文件）获得了平反。

朱良澐老太太在回忆中对一个叫沈立中的印象很深，认为他俄语很好，跟着他在监狱里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翻译组有个犯人叫沈立中，进来之前是铁道部顾问，解放前担任中长铁路局总工程师。沈在苏联待过二三十年，俄文倍儿棒。沈立中进了监狱，铁道部经常有人来要求提前释放他，理由是沈立中太有用了，铁道部太需要他了。沈立中他在里面待了两三年提前放了。我的俄文就是跟他学的。”

沈立中是民国期间少有的铁路高级技术人员，业务相当精到。

                                                  当时署名“何清新”的翻译作品

我国在建国后就谋划搞南京长江大桥，于1953年成立了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中苏蜜月期，铁路没有苏联帮忙还是不行，于是要选派一批留学生去苏联留学培训。去之前，显然要对这批即将留学的青年骨干进行政审，政审期间，有海外关系的、和国民党纠缠不清的都很难过关。

有个小伙叫詹之祥，本来个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但他进单位时候的介绍人恰恰就是沈立中。沈立中当时已经被判刑入狱，罪名是军统特务。沈立中由于是急需的特殊人才，所以提前释放了。至于原本有期徒刑的长度，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改开后是不是被平反，也不得而知。

沈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个是他有资格给几个年轻的后生写推荐信进铁路，说明大约在1949-1950周年左右组织上还是信任他的；另一点是沈立中出狱之后继续还搞翻译，而且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名，和“清河”不一样。目前，在网上可以查到当时沈立中的很多翻译，除了机械制造之外，他还翻译文学作品，确实是个人才。

沈立中被判刑入狱，实际上是让当时铁道部的很多人不满，觉得浪费了人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了稳住局势，镇压反革命是绝不手软，走的是取法乎上的路子。

沈立中的翻译作品，文科理科都有

文中提到的张文华身份比较难以查证，按照朱良澐的回忆，说他在解放前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的主编，《晋察冀日报》在改名创刊后，主编基本上都由老媒体人邓拓担任，张文华很可能参与过《晋察冀日报》的编辑。为什么这么说？张文华在1929年担任过中共在西北的机关报《西北红旗》的编辑，是油印的，而且是被山西省委党报编委会任命的。

还查到，1935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也叫张文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笔者查到这样一份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敌军工作训练队。

抗日，不懂日语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日语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和搜集情报方面都很有帮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张文华的名字：

延安で育てられた敵軍工作幹部は各前線に派遣され，活躍していた。当時の新四軍第4師団の敵軍工作部だけでは，延安敵軍工作訓練班から卒業して派遣されて来た人は6人もいた。それぞれは張文華，劉滔，趙彤，呂風翔，呉振中，史華だった。彼らはみんな敵軍工作の中核となったとい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文华的日语水平为什么这么好，而且他懂五六种外语，说明在掌握日语之前，已经也掌握了好几种外语。

一个很大的疑点是，抗战期间就被选拔为对敌工作训练队的骨干，而且是1928年就是参加宣传工作的老革命了，为何在建国后马上就被逮捕入狱，张文华的罪名是什么？

张文华这样的党内有资深经历的知识分子，如果入狱，也基本上都在1958年左右，而不会在1951年前后清算反革命的三反五反中掉队。这个很大的疑点，原文没有提，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