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这篇“监狱里的翻译精英”很多事情都没说清楚(一)_风闻
阴山贵种-典午当涂2018-04-28 14:51
4月19日,《南方周末》刊载了一篇署名训诗的一篇文章,标题是“监狱里的翻译精英,被遗忘了半个世纪”,被各个网络平台广泛转载,影响很大。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篇历史钩沉类的文章,对于上世纪50年代扑朔迷离的“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社”作了一定程度的考证。
这篇文章为何能激起很多读者的极大兴趣?笔者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此文有一定的猎奇性质,原文也用了“拨开历史的迷雾”云云。之前就有不少的零散的老精英知识分子回忆录谈到过那个神秘的“犯人翻译组”。
50年代中后期,大陆市面上确实出现了一大批的高质量的翻译类的学术文章,理工类和文史哲类的都有,在对其做梳理的时候,很多文献综述都会有意无意提到这是“一批原国民党高官、战犯和汉奸”组成的翻译小组搞出来的,至于具体的细节就很模糊了,所以这篇文章满足了一批读者的好奇心。
第二点,就有点那啥了……《南方周末》想必熟悉它的读者都知道,有关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辨析类别的文章,绝大多数都透着一股喊冤叫屈的味道,这篇多多少少也带有这个成分,不过署名的训诗老师行文的语气还是很谦卑的:“文中揣测、错漏之处在所难免,唯请当事人、知情者指正和补充,俾使半个世纪前的这一陈迹往事不致完全湮灭。”
很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很多关键的地方语焉不详,没有对重大历史问题“以点带面”的自觉考证意识。就笔者本人来说,读完此文之后产生的疑惑比读之前还要多。
举几个非常值得探讨的例子:
一、“清河翻译组”和“北京编译局”负责翻译的犯人,都是因为什么罪名被判刑收监?
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是因为1951-1952判刑的一批人和1958-1959被判刑的知识分子,原因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文章对翻译组和编译局的关系论述颇为精到,但文中还提到某某人是犯人,某某人是劳改,对此训诗没有进一步阐明到底哪些人是“罪犯”,那些人是“劳教”。罪犯意味着走的是正常的公检法程序,是敌我矛盾,而劳教有很强的思想改造的成分,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的。那么,罪犯和被劳教者是不是隶属同一个翻译体系,翻译的待遇是否相同,文章没有说得太清楚。
训诗考证,“清河翻译组”成立的时间早于1953年6月,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
为什么要问第一个问题,也是因为原文中的这样一句话:“本文提到相关人物,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获罪名或法院判决,绝大多数在改革开放后都得到了平反,判决被撤销,限于篇幅,不一一说明。”
这让笔者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清河翻译组成立于1953年之前,意味着很多犯人其实都是在1949-1952年就已经被判刑了。这批犯人和1958年被判刑的犯人,最大的区别,想必读者也能推断出来,就是前者带着旧时代的“原罪”,大部分人都是曾和前国民党官员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国后被识别为战犯,或者通敌的反革命,要么就是在伪南京国民政府当过差,属于“汉奸”序列,那么,这批人在改开后能大规模被平反吗?
下面我们来找几个例子辨析一下。
文章中第一个提到的人物是朱良澐,所有文中的举例她的事迹最为清晰——因为她对那一段历史有详尽的回忆。1927年出生的朱良澐老太太现在还健在,是已故浙江大学农学院茶学系张堂恒的妻子。张堂恒是海归精英,中国农学界的老前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博士,还给中国远征军当过翻译。不过,1950年年初新婚燕尔的朱良澐被逮捕,关进了清河监狱,罪名是通敌,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期从1951年算,一共被判了8年。

浙大医学院的学生看望朱良澐老人
值得注意的是,朱良澐女士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通过了政审,被调到新华社当记者,因为外语很好,后来又去了华北人民政府工商贸易部给领导当秘书。
笔者推断,朱良澐以盗窃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刑,极有可能和他父亲的出身有关,他爸在东北跟着张学良开煤矿,曾经镇压过矿工,而且其丈夫的国民党和美国背景,更是让朱良澐在50年代初的反革命甄别过程中无法全身而退,而且她被公安部发布公告点名是美国间谍,让她的家人尽管疏通关系找到法院院长沈钧儒,也无法再翻案。
不过,朱良澐之前通过政审的经历,以及证据不足等因素,让她在1980年最高人民法院(第2063号文件)获得了平反。
朱良澐老太太在回忆中对一个叫沈立中的印象很深,认为他俄语很好,跟着他在监狱里俄语水平突飞猛进:“翻译组有个犯人叫沈立中,进来之前是铁道部顾问,解放前担任中长铁路局总工程师。沈在苏联待过二三十年,俄文倍儿棒。沈立中进了监狱,铁道部经常有人来要求提前释放他,理由是沈立中太有用了,铁道部太需要他了。沈立中他在里面待了两三年提前放了。我的俄文就是跟他学的。”
沈立中是民国期间少有的铁路高级技术人员,业务相当精到。

当时署名“何清新”的翻译作品
我国在建国后就谋划搞南京长江大桥,于1953年成立了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中苏蜜月期,铁路没有苏联帮忙还是不行,于是要选派一批留学生去苏联留学培训。去之前,显然要对这批即将留学的青年骨干进行政审,政审期间,有海外关系的、和国民党纠缠不清的都很难过关。
有个小伙叫詹之祥,本来个人政治上没什么问题,但他进单位时候的介绍人恰恰就是沈立中。沈立中当时已经被判刑入狱,罪名是军统特务。沈立中由于是急需的特殊人才,所以提前释放了。至于原本有期徒刑的长度,就不得而知了,至于改开后是不是被平反,也不得而知。
沈立中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个是他有资格给几个年轻的后生写推荐信进铁路,说明大约在1949-1950周年左右组织上还是信任他的;另一点是沈立中出狱之后继续还搞翻译,而且直接用了自己的真实姓名署名,和“清河”不一样。目前,在网上可以查到当时沈立中的很多翻译,除了机械制造之外,他还翻译文学作品,确实是个人才。
沈立中被判刑入狱,实际上是让当时铁道部的很多人不满,觉得浪费了人才,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为了稳住局势,镇压反革命是绝不手软,走的是取法乎上的路子。

沈立中的翻译作品,文科理科都有
文中提到的张文华身份比较难以查证,按照朱良澐的回忆,说他在解放前担任过《晋察冀日报》的主编,《晋察冀日报》在改名创刊后,主编基本上都由老媒体人邓拓担任,张文华很可能参与过《晋察冀日报》的编辑。为什么这么说?张文华在1929年担任过中共在西北的机关报《西北红旗》的编辑,是油印的,而且是被山西省委党报编委会任命的。
还查到,1935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也叫张文华,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而且,笔者查到这样一份资料: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敌军工作训练队。
抗日,不懂日语是不行的,要培养一批懂日语的知识分子,在宣传和搜集情报方面都很有帮助,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张文华的名字:
延安で育てられた敵軍工作幹部は各前線に派遣され,活躍していた。当時の新四軍第4師団の敵軍工作部だけでは,延安敵軍工作訓練班から卒業して派遣されて来た人は6人もいた。それぞれは張文華,劉滔,趙彤,呂風翔,呉振中,史華だった。彼らはみんな敵軍工作の中核となったという。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张文华的日语水平为什么这么好,而且他懂五六种外语,说明在掌握日语之前,已经也掌握了好几种外语。
一个很大的疑点是,抗战期间就被选拔为对敌工作训练队的骨干,而且是1928年就是参加宣传工作的老革命了,为何在建国后马上就被逮捕入狱,张文华的罪名是什么?
张文华这样的党内有资深经历的知识分子,如果入狱,也基本上都在1958年左右,而不会在1951年前后清算反革命的三反五反中掉队。这个很大的疑点,原文没有提,其实是很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