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雨素：写作就像打麻将，文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命运_风闻

本文是上周六土逗沙龙的整理稿。（土逗公社）

大家好，我是范雨素。我爱好写作，但我的写作没什么高大上，就像大家打麻将、上歌厅，就是娱乐。

2015年，北大张慧瑜老师给我们皮村文学小组上的一些理论课，凭借着这样一些专业知识，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作了一篇长篇小说。这也就是后来的《农民大哥》的前身。

范雨素（中）

2017年的1月，我开始做小时工，有了时间，就写了那篇《我是范雨素》。4月24号《我是范雨素》发表，第二天就来了很多很多的记者要采访我，我才意识到我出名了。当时我就很奇怪，因为我不觉得我那篇文字怎么好，而且我还有很多很多缺点，我经常为我自己身上这些缺点而感到自卑。人家说能发表，能给你钱，我就觉得幸运和感谢。

但我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我小时候，农村很穷又没有图书馆，我就把仅有的《上下五千年》一本一本地看，每本都快翻烂了，看着都能吃了。因此我知道，像我这点名气，在历史长河里，别说荡不出一圈圈波纹，连泡泡都说不上。如果真的天天那样被采访，每天说那样的话，我还是会饿死。我也不想不接受任何人的帮助，如果让我作为乞讨者的身份出现，我宁肯坐在马路牙子上饿死。

我九岁的时候说我要当中国的第欧根尼，所以我尊敬每一个马路边乞讨者，永远都不说“叫花子”。1983年春天，我读到一期《读者》杂志，那时候我九周岁还不到十岁，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哲学家如是说》，讲第欧根尼、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故事。我就记得第欧根尼的故事。亚历山大大帝来看第欧根尼，问他：“我能为你做点什么?”第欧根尼闭眼跟亚历山大大帝说，“请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童年看的书一辈子不会忘记，我们小时候看书能看的如醉如痴，看什么都看得进去，看什么都愿意看。我们现在的孩子最好在童年养成阅读兴趣，这种兴趣虽然对物质上面没有什么帮助，但是好处是，至少可以不坐牢不犯罪了，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即使是很贫困的日子，即使体力劳动很苦很累，也能用坚强的心去面对。

文字不能也不应该改变命运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写的东西叫“底层文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底层”这个词，至少在上个世纪不可能出现的，有些工友说好像在2002年2003年看到的。我看到这个词觉得很别扭，我就问他们：谁是底层？是劳动人民吗？那什么是底层文学？

有些人说自己叫中产，有些人说自己叫高层，那也就是圈地自萌。劳动人民已经不理你了，都在忙着赚钱。我前几天扫墓回到家，心里本想会碰见很多熟人，谁知道就好像进了原始森林——我一米五几的个子，走进盖满了四层小楼的村子，看不到一个人。人呢？都去打工了。在我们的童年时，村子里都是人，好多好多人。如今，劳动人民都忙着赚钱了。谁会看你写什么，谁理会你叫我“底层”“底层人民”，也没有人关心你写的文学叫底层文学。

我从来没有想过靠文字改变命运，吃好了穿好了住进大房子叫改变命运吗？人家第欧根尼还不愿意理你，瞅都不愿意瞅你。文字就是文字，就是一种爱好，就好比大家要娱乐要去歌厅唱歌，不是用来改变命运的。什么叫命运的改变呢？干体力劳动就难道就不好吗？干脑力劳动就好了吗？你如果说干脑力劳动就是改变命运，这个说法也很荒谬的。

我记得我曾看到一篇文章，是周有光老师回忆林汉达先生，他们在农场的时候，一边砍玉米一边还在心里推敲文言文。他们在玉米地叫苦吗？此外还有杨绛老师，文字里并没有表现出那些苦难，他们表现更多的是一种平淡的叙述。这个基本上就是我对《我是范雨素》这篇文字的看法，我没有什么改变命运的期望。而且，如果写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能改变命运，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一直觉得每个人都是很聪明的。如果别人歧视我，说你是“底层文学”你是“底层”，那我不想理你。还有些人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说我是史诗级的人物，其实我也没有这种优越感。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科幻为体裁，说的是现实，但我并不认同她说的三个层，不认同高层、中层和底层的区分。50年代末60年代初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很多都分到北京的国家机关里了，他们会指着他们的弟弟妹妹和姐姐说，你们叫底层吗？我觉得他们永远不可能说这句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活动，碰见一个大姐，她在国务院事务管理局上班，对我说，范雨素，你的文字很有力。她永远不可能说：噢你是底层。她对我很尊重，很平等的态度来跟我说话，她说：“我就是农民，我就从农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