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社会—遏制与反遏制 读陈平先生《东欧经济改革：一个虚构的胜利》_风闻

按：近期国际风云貌似变幻无穷，特别是美英法等国轰炸之后再提出调查要求，除了强权的霸道外，其基本动机确实耐人寻味。观网诸位专家学者中，鄙人尤其对陈平先生颇有好感：无故弄玄虚、无学究气息，敢于亮剑——是号眉山剑客、善于发声。特别是对于事物发展走向观点别开生面，很有启迪。先贴上笔者三年前认真阅研陈平先生文章后的感悟，与今日时局发展相对照，令人唏嘘不已。

一、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本质上都是西方（欧洲）近三百年的话语体系产物。

——资本主义的出发点偏重于人类活动的物质量化世界，即货币。货币集聚之后成为资本，掌控资本的人成为资本家，资本家集团成为资本财阀集团。国际资财集团的最大能量就是左右国际经济形势，从而影响国际政治局势和军事力量布局。

——社会主义的立足点在于人类社会的组织架构设计，即自我管理的制度。单个人不是人类社会，“三人为众”才有分工和协作、地位和利益，人作为智慧生命生存靠的思想和办法，人与人的依存关系本质上是“存在”的时空让渡，社会主义最早的实践也就是从考量限定物资分配条件下的相互依存感受。

——此前的基本社会形态不全是按照人类人身层级依附关系作为考量基准段来形成“原始”“奴隶”“封建”的概念约定。从人与自然的生存依附关系来分段或许另有意味：丛林式（摒弃人类这个智慧生命是外星人在地球的试验品观点后）、游牧式—农耕式、城邦式。城邦式催生出产业分工的社会形态，即人类社会活动由**“自然农牧式”转向“人工制造式”**。

——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斗争，在自然农牧条件下体现为人与自然的斗争，人类抵不过大自然的强力威势转而谋求人与自然的非对抗性和谐共生，然后是不同区域限定下成为国家群体有意识资源和生存斗争，对于国家内部表现为政治权力控制下的军事对抗直至改朝换代；人工制造条件下则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产生强大机械力意欲征服自然界，攫取宇宙时空能够更好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资源，国家概念依然强大，但国家内部的单纯政治权力地位争夺已经转变为国际间的政治群体与金融寡头对于人类自身群体的掌控，主要矛盾是资本与政治的冲突、资本与文明的冲突。

二、关于中国治理架构的体系认定

人类社会的长久存在是需要区域治理来协调相对稳定关系的，迄今为止的最高形态就是“国家”，治理群体的总和就是“政府”。

——中世纪的欧洲诸国本质上还不是封建制，因为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采取“封城建邦”来确认王公诸侯的势力范围，他们更加类似于华夏文明进程中，炎帝黄帝一统中原之前的部落联盟的分散状态，只是基于文字和宗教的高度发达渗透，教派大佬、王公贵族拥有绝对实权（类似于学者对于三星堆大立人的解读），定义为游牧形态下的单一民族城堡聚集体更为适当。游牧民族状态的国家和政府是分离的，打仗多半是雇佣军（非义务兵），是奴役与雇佣关系；财产收集一般以可移动、便携带的贵重金属为主，对于土地本身的耕作维系生存理解不强；国家是一个区域，政府是王公贵族，换了一个主子来发号施令，原则上不会对于辖区环境和生存条件有较大改变，一般民众在政权更迭之中失去生命财产的机会相对较小。

——华夏文明是较早进入农耕式生产方式的地区，所以，对于土地及其耕作方式的关心远远超过直接金属物器、金银财宝、女人马匹的占有。改朝换代之中对于疆域的占有是绝对衡量标尺，且此种占有非一时一地之掠夺殆尽，而是长期生存治权的维系延续，并以土地上的主要农产物作为国家财政的基础，“皇粮国税”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黄金白银的经济考量。在辖区群体生存背影后绝对的土地依存关系上，国家和政府是一体的，“丧权辱国”，权是政府的，辱的是国家；丢失的土地便是生存的全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看得见的乡愁”莫不是此种意味的诠释（当前拆迁第一难根本之处也是如此，土地对于基本生存的绝对重要性。米国牛仔的持枪守护本质上不是平等自由，而是“老子打下的江山”绝对占有表征）。

——关于邦联制度的历史印记。从国家一说及存续历史看，中国的确异类：幅员面积、人口集聚、经济社会，无一不与他国相异。所以，才会在绝大多数时期自认为泱泱大国、煌煌天朝，其他都是番邦蛮夷，这些至少在500年前不是自我吹嘘，而是真实写照。所谓联邦制的由来，的确起源于城邦，而城邦便是一个“国”，与东周诸侯无异，指不定幅员面积还要小得多。换句话说，孔夫子一直奔走意欲恢复的周礼周制，恰恰是对于眼下联邦制、东周列国制的反思。联邦制的实践在2000多年前华夏大陆已经被证明过了，后来的五代十国、南北朝混战不止生灵涂炭更是惨烈的教训。如果非要说物化的城堡才是现实的城市化，可以把长城以南都视为地域概念上的城内之地，此区间的和谐安详稳定，而不是简单理解中国千百年“大一统思想”的僵化禁锢。

三、关于投资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认识

对于中国的发展，多年以来便各说不一，但近年来却大有全面推翻众口铄金的趋势，核心一点就是投资拉动。所谓经济学定义上的“三驾马车”，对于消费和外贸基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唯独对于投资看法不一，焦点不在于社会投资，而是政府投资。特别是对于中国政府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不断矮化丑化，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所谓国际主流媒体如此咬牙切齿？一是资本的获利性，二是国家的博弈性。

“匈牙利、波兰接受的西方直接投资（FDI）的人均规模，也远远大于中国和任何东亚国家。匈牙利吸引的FDI达460亿美元，人均外来投资是波兰的1.7倍，韩国的11.5倍，中国的11.5倍。”不出意外，应当是这些国家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功、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不过事与愿违，“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投资很多，不是改善国计民生的，而是趁火打劫唯恐天下不乱。“柏林墙瓦解后，大举涌入东欧的西方资本，并不投资风险大的技术更新和周期长的基础建设，而是土地廉价的房地产，造成东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抬高物价和居民的生活成本，削弱而非改善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不管哪一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否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政府的干预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只是程度不一、手法各异罢了。绝对自由市场经济在鼻祖亚当斯密诞生的英国那里也不曾出现过。为了以示严谨，经济学家创造理论模型或者公式曲线之时，总是会加上两个字“假定”。究竟什么意思？你懂的！

四、关于经济统计体系和数据的权威真实性

体系要权威、数据要真实，这是经济领域一直强调的事情。不过很显然，摧毁信心的重要工具也是评价体系和数据来源。“OECD和世界银行从1995年开始就用发达国家的高帽子奖励东欧国家”，“西方媒体开始全面下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数据。联合国统计局2014年发表的1988年（东欧转型前）的新历史数据，把前苏联的GDP总量下调为世界第7位，不到美国的七分之一，排在意大利之后，而俄国1990年（苏联瓦解时）的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略高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如果事实真的如此，前苏联哪来对抗美国超级大国的实力？”

搞企业的说，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品牌，三流企业做产品，用在国际博弈当中也不例外，“规则权”“解释权”是话语权的核心，军事威慑和武力打击是看家护院的大狼狗。至于国际地位，GDP等指标评价体系，有其客观真实反映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一面，更有其可变性、扭曲性的打压工具的一面。一味强调用数据说话，是不能够正确反映国家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位置的，比如宋朝的经济发展与国防能力反差，比如满清末期看似强大的海陆战队与实际战争的天壤之别。

五、关于国家体制的优劣性讨论

人渴望自由却生存在枷锁之中，国家渴望强大却迷失在体制优劣纠葛之下。彪悍硬派好勇斗狠的风格多半体现在生存环境变化较大、自然条件恶劣的区域，他们群体性热衷于掠夺式变化本质上在于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类社会历史上的那些游牧民族、海洋岛国的极致残忍与掠夺已经书写、正在书写血淋淋的教训。农耕文明延续至今的国度通常会抱残守缺，因为其生存质量的相对稳定，生存环节的自我内部完全循环，就看起来不思进取，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对于其他大陆板块、海洋区域表现不出多大的兴趣。探讨国民性、民族性忽略了人是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忽视“基本生存权”的决定性作用，很显然就会一直纠葛于体制、制度等外在附加成分。

在全球化并未到来的时刻，每一个能够称之为国家的区域，政治制度本身不会接受诸多外来力量的干预而突然另起炉灶，他们更多的是家族帝国改名换姓之后对于前朝社会治理架构与经验的延续和改良，维护既定的制度体系才是最大限度维护家族承袭的最大利益，维持既有治理架构才是民众安居乐业，并拥护当前政权的基础。这些不是官僚机构或者皇帝王公们偷奸耍滑不愿变革，而是普通民众本来就不可能触及政治制度带来的切身利益改观。变革的本质是利益的失去与得到，普通民众除非无法继续存活，一般是不会要求或者附议变革的。同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鲁迅笔下深入探讨民族劣根性的阿Q诸人，看起来是太过不足为道，但在毛泽东那里，这些小人物的能量被极大调动起来，他们创造了新中国。

判断体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只能是普通人的生存质量。什么是好的制度？只能是普通人的生存质量越来越高。哪些方面可以代表普通人的生存质量？物质需求上说，仍然是衣食住行；社会关切上说，仍然是少有所养、老有所依，病有所托、死有所去。以上两方面是真正的国计民生，涉及到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制造业的完善，还有养老、医疗、社会救济体系的配套建设，如果一个国家连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物质供给都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试想一旦发生国家博弈的严重事态，普通百姓如何能够稳定？看似美味无比“短缺经济”“休克疗法”的致命杀招即在于此。

言论、结社、新闻出版的自由是一直被鼓吹的真正精神自由追求的目标，也与“民主”一道成为当下渲染的国家体制好坏的看似“唯一标准”。不过事实大抵不会如一般人所愿：“民主”的样板是一人一票制，如果忽略是直选还是几级投票制，全球诸多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即便近期有嘲笑金三也是选举投票制的虚伪），但要真正达到“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又有几何？“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曝光政治人物的私隐或者大谈国家治理的种种不是与自己的真知灼见，但是英国女王即便是象征人物还是有那么多的拥趸仍然消费着纳税人的钱，有几人敢于去揭短露丑？除了资财集团资助下诞生的元首总统，有几家所谓国际主流媒体敢于曝光资财大佬们的家庭生活以及公开财产透明于天下？

**六、**关于人才的自由流动

大量的移民带来的无外乎两方面作用，一是高素质人才可以迅速提高一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比如二战期间的美利坚合众国；二是可以提供优质廉价的劳动力，从贩卖黑奴到华工远渡重洋都是如此。但是如果人人都以为自己是爱因斯坦到了异国他乡就能够大放异彩活出真我那就错了，欧洲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的反移民浪潮、不断被媒体翻炒的东京西门町皮条客、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封锁，无不说明绝大多数走出国门的只能生活在最底层。“柏林墙瓦解后，美国在墨西哥边界大建封锁墙阻止非法移民，西方各国都用‘工作许可证’来限制外国留学生的就业”。

除了实体人移动的优质选择与大量封锁，还有技术层面、产业层次的考量。“西方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一致认为：过去三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把技术和产业转移到中国，如今大局已难以逆转。美国提出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联盟，目标是西方自保，而非遏制中国，因为西方的实力已经无法遏制中国和新兴市场的挑战”。鼓吹全面引进设备和技术的，或许也有尽快改变现状的良苦用心，但核心技术与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显然不是一个成功大国的标准配置。

人是智慧生命，但更多表现为很现实的求生存的动物本能。对于能够走出国门的人，可以尊敬，但没有必要神话。“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高估了西方体制对东欧人民的吸引力，才会用封闭经济的控制政策来限制人才外流，从而失去知识分子阶层的向心力。邓小平大胆放开出国留学政策，相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终会吸引留学生回国，使中国获得了西方技术的同时也赢得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心。实际上，中国和东欧的人口远大于西方，解决就业问题的潜力也高于西方。一旦允许中国和东欧的人口有序移民，西方宣传的“自由”在移民和就业问题上就成为无法兑现的空话”。

**七、**关于国际博弈无阴谋的论调

有一种言论尘嚣其上，地球需要一个领导者，三百年前是中国，当前必须是美国。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从来没有当过或试图去做领导者，他这是站在文明发展的一个水平线上不断延续。地球上的智慧生命发展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实在的领导者国家，因为争夺这个领导地位，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美苏争霸，如果全球还要强制性连在一起接受某个国家或某集团领导，在人类自我毁灭性武器——核武不断演化的当下，结局只会是生命体的终结，而不是一国或者一小撮力量的胜利。前述言论的潜台词在于，如果承认了中国的历史领导者地位，无疑必须承认美国的领导者的地位：很显然，一直以来“最爱美国的人在中国”说法背后是有其深刻的国家博弈干预的。

这样的一个阴谋——也叫做国家战略布局是存在的，斯诺登事件只会是冰山一角，而不是阴谋论的全部。“导致东欧转型的主要是政治而非经济原因”，无论哪一国，所谓精英们的生活诱导的都是基于权力和资源斗争的经济问题、社会矛盾、民生关切拓展，他们在个体自由的口号下，挑起了个体间的不信任、仇视感，然后用货币化量度一切的方式让人民关系庸俗化、金钱化，丧失基于血缘、地域的团队凝聚力；用独立自主的旗帜，唤醒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群体斗争意识，个个想当老大的人性卑劣极度放大，将既有政治和社会秩序打乱，并在国家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以此达到裂解强大对手的目的。

八、关于遏制与反遏制

有没有一直保持革命友谊的同志和战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这是施密特的名句，更是屡试不爽的国家交往底线。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根本的就是对于他国内政事务的不干涉，同时强调“平等互利”，朴槿惠到中国来提出“先做朋友、后做生意”也是基于这个道理。有利益就会有冲突，当然也会有让渡。这就是国际博弈的最核心之处。东周列国志不断升温，三国演义持续走高，孙子兵法四海发力，都是国家博弈的历史实践与理论演绎发展成果。

实力强大的国家才能放开海禁对外开放，才有遏制。实力弱小的国家要求得自主意义上的独立性第一选择是保守闭关，如何反遏制。古巴、朝鲜等国之生存选择路径即是明证，因为不想纯粹作为附庸，就必须保守自保，且在国际贸易中承受经济制裁、在国际舆论上接受道德审判。利比亚、伊拉克等国之生存，在政治强人内外发力倒下之后，带来的是国家独立自主无法延续，就必然背靠大树，然后在一轮又一轮的国际大佬博弈中成为战火血腥的试验田——或许他们赢得的是国际主流媒体对于民主自由政治体制优越人性的精神道德层面的不断喝彩，输了的是国民物理生存基本条件环境的阿鼻地狱魔境重现。

“国际主流媒体”本身就是个伪命题，资本的力量已经渗透至各个层面，媒体的影响力与国家实力、资本注入力成正比。遏制的第一手段是不让对手发声，即便发出声音也是被筛选和过滤后的，这一点在纸媒时代尚能够被主权国家极大在技术手段上反遏制，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主权国家从技术上瓦解其反遏制显得极其轻松。互联网本质上的工具属性已经被赋予了非常具有资本控制和政治干预的生存目的性：这一点与人工智能的所有优缺点具有高度一致性，工具丧失了服务人类的基本特质，工具成为了绝大多数普罗大众追求的生存目标和存在意义。

“西方风险和成本最小的遏制方案，是在开放交往的过程中给中国精英洗脑，培育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上台自废武功，等待中国的叶利钦把中国拆分，方能根除中国威胁西方的可能”。老成谋国之言，振聋发聩之声。看似不经意的玩笑调侃，揭露国家灭亡的最深层次原因。只有斗争思维的国家博弈是自取灭亡的穷兵黩武之路，缺乏反遏制战略的国家依存观念是自废武功举手投降的种族消亡前兆。

遏制不是先期发达国家或者国际资财集团的专利，最大市场和后发优势本身也有对于“资本”攫取最大利润的强大诱惑力，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才是最佳战略导向。反遏制不是亚非拉国家的专利，应当成为维系国际政治斗争、经济纠葛、社会存续的基本出发点，反遏制本身也是遏制对手的法宝，“矛”“盾”本来就不是单纯的进攻与防御工具，他们是相互影响和能量转化的。比如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的全面封锁既有对于中国国民基本生活的影响，也有中国短时期独立自主建立起相对完善工业体系的巨大作用；中国对外开放既有国内生产企业遭受外来资本侵入特别是国有企业举步维艰的困苦岁月，也有负重自强克服困顿之后生产能力全面提升走出国门换取国际生存空间的自我释放，更有阅读理解适应国际博弈规则之后熟练运用并改变规则的样本。

WTO到TPP，国际主要发达国家和资本力量在主导经济政治大格局上下了一盘大棋局，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导成立，中国也在稳扎稳打，化险为夷，借力打力：金砖国家是美国智库的纯粹文字附会产物，能够成为实体性机构，既没有违背“不结盟”的外交原则，还能够体现实力逐渐壮大之后中国的国际话语主导权力。这是从金融资本方面对于既有体系的完善和补充，更是拓展和冲击，也是反遏制的最佳突破。

钝俚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七日完稿

（陈平老先生原文地址：http://www.guancha.cn/chenping1/2014_08_12_25572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