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策音乐奖连美国人都吓一跳，去年得主是这位上海姑娘杜韵_风闻

毫无疑问，今年的普利策的大赢家是“反性骚扰运动”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不过，除了这两家老牌媒体，还有这位兄弟也拿了普利策。

美国嘻哈歌手肯德里克·拉马尔（Kendrick Lamar）。

原来，普利策还有音乐奖。

普利策的官网介绍，音乐奖是给这一年来美国人创作的并且首次在美国表演及录制的卓越的音乐作品，奖金15000美元。

至于为什么设立这一个奖项，也是跟普利策奖的创办人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的遗愿有关。

普利策本人的遗愿里没有要求设置这个音乐奖，但是他要求每年颁发一次音乐奖学金。这最终就演变成了一个单独的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得奖的肯德里克·拉马尔是音乐奖自1943年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嘻哈歌手。

虽然往届的普利策奖得主不乏像鲍勃·迪伦（Bob Dylan）、汉克·威廉姆斯（Hank Williams）和杜克·埃林顿（Duke Ellington）等音乐人，但拉马尔却是第一位非古典或爵士音乐艺术家，在他之前，普利策从未把奖颁给嘻哈艺人。

以至于围观群众都被吓了一跳。

这条提醒我读得太快了，一开始以为是《纽约时报》雇了拉马尔

拉马尔共获过七项格莱美奖和29次提名，2017年他摘得最佳说唱专辑奖，但在年度专辑单元输给了火星哥布鲁诺·马尔斯（Bruno Mars）的《24K Magic》。

观网最近的一篇拉马尔的新闻是拿了全英音乐奖最佳国际男歌手奖的他在电视转播现场表演中，因歌词涉毒涉性惨遭“消音”。

现场也是很“特别”了。

虽然拉马尔的歌词经常出现惹人争议的词汇，但其音乐能力备受肯定，曾经包揽过格莱美的说唱类奖项，被视为同辈说唱类歌手的领军人物。拉马尔的歌词中对于暴力的控诉，对种族歧视的抗议，对自我的坚持，歌曲上音色节奏上的新突破，也被人视为带领说唱音乐进入另一个高度。

令人注意的是，普利策音乐奖的得主中有两位华人。

第一位是2011年的得主周龙，而且他也是首位亚裔得主。

得奖的作品是歌剧《白蛇传》。这部由林晓英编剧、周龙作曲的歌剧《白蛇传》，是北京国际音乐节与波士顿歌剧院共同委约创作的，2010年2月26日首先在波士顿歌剧院首演。同年10月27日第1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期间，《白蛇传》又在世纪剧院进行了中国首演。

周龙接受采访时表示：“获得普利策奖代表着美国主流对这种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承认，评语说：‘作品深刻地表现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虽然作品是用英语写成的，也是用英语演出的，但是里面有很多中国戏曲的元素，很感动人。”

第二位是2017年的得主杜韵，获奖作品是歌剧《天使之骨》（Angel’s Bone）。

《天使之骨》讲了一个人口贩卖的故事：一对受伤的天使掉进一户经济困窘人家的后院，被一对夫妇抚养，痊愈后，它们的翅膀被剪掉，还被关起来用于娱乐和展览，夫妇从中渔利。

杜韵接受澎湃新闻的采访时表示，她的灵感来自一本有关人口贩卖的书，“一提到人口贩卖，我们觉得离自己很远，会觉得这是东南亚、东欧、南美的问题。实际上，人口买卖始终存在。”

杜韵观察，即便是当下的纽约新泽西州，也有人口贩卖，而贩卖会引发很多后续的社会问题，比如卖淫。杜韵就是希望能通过这部歌剧把人口贩卖的问题放在台面上讨论，“《天使之骨》就讲了这些女孩的心路历程。”

在阿联酋接受采访时，当地人和杜韵说人口贩卖在迪拜是非常大的问题，希望她能把作品带到当地去演。这瞬间让杜韵意识到，先锋艺术家也可以有社会功能，有社会功能不等于媚俗。

“我们这个圈子，有些作曲家会说，写音乐尽量不要有信息，否则不纯正。但都21世纪了，局势动荡，作为世界公民，我们要有责任心，艺术就是我们的媒介手段。”

普利策奖对这部作品的评价是“大胆，将声乐和器乐元素融合起来，风格多变”。

这部歌剧无缝融合了中世纪复音、独立摇滚，甚至达尔姆施塔特的现代主义。剧中四位主演的音域各有不同，其中三位偏歌剧唱腔，还有一位是朋克歌手的声线。

“但在创作过程中，我很少考虑风格问题，我只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音乐风格能与这个故事相适宜。”杜韵说。

杜韵出生并成长于上海，她4岁开始练习钢琴，6岁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因为手太小，升入上音附中后，她转而追随邓尔博学起了作曲。

进了上音大学部，杜韵又成了作曲家陈钢的门下弟子。杜韵还记得，陈老师在学校有个很漂亮的琴房，“我跟老师说中午想有个地方休息，陈老师就给了我琴房的钥匙，随便我干什么，我就在那里看他的书。”

1997年读大二的杜韵前往美国求学，并获得美国欧伯林音乐学院学士, 哈佛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Purchase分校作曲系。曾被美国国家电台评选为100位世界最具影响的40岁以下青年作曲家。

而当记者问她，以华人作曲家的身份在纽约立足，难在哪儿，她却回答说，与其这样问，不如说，身为女性作曲家难在哪儿。

她回想起自己当初在上音附中学作曲，班上只有一个男孩，女孩七八个。但成年后，活跃在舞台上的作曲家，还是以男性居多。

杜韵观察，相比男性，女性作曲家通常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比如结婚生子，女性就要面临抚养孩子的问题，“举个例子，我是纽约玛莎艺术节的策展人，我会邀请女性作曲家来做评委，她们会说不行，要回家带孩子，但男性就可以。”

杜韵坦言，在纽约，女性作曲家是小众，也是弱势群体。“近些年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但从数据来看，女性作曲家非常少。”她试着总结原因，“**女性从小不被人鼓励，面对失败，女孩会认为这是个人问题，自责的感觉很多。**但男孩失败了会把它当乐子讲，不行就再来。女孩长大后，发言权就渐渐流到别人那里了。”

虽然在交响乐领域，女乐手已然撑起了半边天，但和女指挥家一样，女作曲家依然十分稀少。杜韵认为，社会应该建立一个鼓励女性创作者的机制，不仅是女作曲家，也包括女导演、女剧作家、女小说家……“培养女性创作者，她们的观察角度会不一样，这样的社会才会多元。女性创作者要像树苗一样去扶持，有一个三五年的过程，她才会成长，有自己的声音。”

至于女性的作曲能力是否不如男性的质疑，杜韵觉得这更是无稽之谈，是认识上的误区。“任何人都可以学作曲，就像全民学钢琴，作曲不是很高尚的概念。你不会写，你就把自己的想法唱出来。山顶洞人时期，人类不会记谱，也没有作曲家这一社会功能，但人们聚在一起就会创造音乐。每个人都可以写音乐。”

而对于国内古典音乐的创作，杜韵也有自己的看法。

“现在走进来的大咖越来越多，大家对大咖的兴奋度也越来越低，这是古典音乐发展的必经过程。”有走进来，杜韵更希望看到的是走出去，也就是说，本土作曲家有更多新作品诞生，然而，“我们的新作太少了。比如音乐剧都是舶来品，本土音乐剧在哪里？”

新作少，但不代表没有好作品。杜韵感慨，“我们老是说新作品好的不多，但那些常演的古典作品，是经过多少年沉淀下来的？巴赫当年就是很不起眼的作曲家，去世后才被门德尔松捧出来，现在淹没的好作品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

她接着以音乐人窦唯举例，“我一直觉得窦唯是非常棒的音乐家，可他出新专辑，大众关心和转帖的还是他的穿衣打扮，他的八卦，有没有人关心过他的音乐到底在做什么？如果观众不去关注，只是问为什么没有好作品，不是很奇怪吗？”

经济发展了，走进上海的文化大咖越来越多，但在多元性上，杜韵认为，还远远不够，“这是上海和纽约的区别。”“纽约任何一天都有无数演出在上演，《纽约时报》的记者不是哪个大就去看哪个，他们会去看有趣的。我们普遍的想法是，你获大奖你就厉害了，假如我还是之前的我呢？希望大家对小咖、小众也能有扶持。如果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在小圈子里被十个人喜欢，我们扶持了，就可能被成千上万的人喜欢。”杜韵说，“我们不要懒惰，要去寻找，倾听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