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的派系和党争——巴黎和会的文献为什么越读越郁闷_风闻

当地时间13日晚9时左右，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叙利亚发动“精准打击”，同时，一张叙利亚外长贾法里无助、无能为力的神情的照片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眼尖的读者指出，颇为讽刺的是，那张贾法里照片里，庭院内是日本的和平钟……

贾法里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手拿《联合国宪章》，质疑美英法三国对自己祖国的军事打击是否有国际法的法理依据，这一幕让国人无缝衔接联想到了百年前的巴黎和会。

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被列强凌辱，外交家们不得不在谈判桌这个第二战场尽全力纵横捭阖，多么相似。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折冲樽俎，唇枪舌战的整个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历史意义比较复杂，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弱国无外交”的范畴，这或许是笔者在读《顾维钧回忆录》和《日本外务省档案之巴黎和会卷》极为郁闷的原因。      

首先在巴黎和会的席位问题上，中国作为堂堂正正的一战战胜国，受到了无比屈辱的待遇。战胜国的几个列强按照战争的贡献度和战争作用把与会国家分成了“三类”。当时的北洋政府毕竟还是too young（这个政权确实太年轻），太naive，还侥幸认为自己凭借国家的块头和人口，能和英法美排在第一档。段祺瑞让当时的外交次长陆征祥给5位中国驻外公使刚发出邀请，准备5选4，也就是说陆征祥当队长，再选四个人。

最后敲定的五个人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

仔细研究这份名单，其实玄机不少。

陆、顾、魏三个人是北洋内部各派系妥协的结果，施和魏都曾是袁世凯政府的内阁成员，但互相隶属不同派系。

 王的身份最为特殊，他代表了南方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一派，王和施的关系反而要比施和段祺瑞的关系要紧密。

王正廷

对此，我们必须要指出，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背后只有一个“貌似统一”的中国，背后则是派系林立党政不断。

1917年9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政府，和北京的北洋政府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五人团是北洋派系内部以及南北两个“政府”互相妥协和利益交换的结果。

结果，给北洋政府当头一棒的是，巴黎和会的几个大佬一下子把中国划成了第三类，只给了两个席位！退而求其次，北洋看看能不能拿到3个席位，不过美英法还是没给脸，不过和会的组委会可能觉得中国劳工在一战死了这么多，只给2名额有点吃相过于难看，答应中国代表团可以在5名代表任意选2人出席例会。

这一开始就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代表团的战斗力，在坐船出征之前，陆征祥和王正廷就谁应该才是代表团团长斗了起来。这一点，在巴黎和会还没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919年的5月底，就被《大公报》揭露了出来，可以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曾在《顾维钧评传》中也这样说：“让陆征祥出任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实为北京政府的一个失招。”

巴黎和会的现场

其实把历史的线条拉长一点看，北洋政府决定参加一战的动机本来就有强烈的派系利益算计，在“府院之争”的大背景下，在欧洲战场上“扬我国威”未必不是北洋内部直系、皖系聚讼的驱动所致。所以说，让谁当团长才不是“失招”？恐怕没人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涉及到巴黎前线和北京后方的协调和联配问题）。顾维钧？他的资历还压不倒另外几位，更起不到派系平衡的作用。

陆征祥，您是给自己“加戏”，还是“减戏”？

代表团团长陆征祥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一直担任外交总长，说实话，他在1918年12月初坐船去巴黎时，身上是背着“污点”的：他曾以首席代表的身份参与过“二十一条”的签订工作，陆在对日外交工作中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听不起腰杆，当然背后的主要原因还是“奉命行事”。

《日本外务省档案之巴黎和会卷》披露， 陆征祥一行坐船去欧洲，先转道去了日本，在驻日公使章总祥的陪同下拜会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交谈中内田康哉软中带硬，意思是如果山东问题成为巴黎和会的焦点，那别听英美这些西方列强的挑拨，要本着中日亲善的精神，按照原意（即段祺瑞在一战期间和日本签订的外交换文），处理青岛和山东问题，陆当场表态：“遇事接洽，按原意办理。”这一下子让日本人抓住了把柄，成了在巴黎期间对方步步紧逼的砝码之一。

陆征祥作为团长，本应该负责团内代表的协调性，根据每个外交官的特点安排不同的会议议程，召集团员起草发言文稿等，可是抵欧之后团内龃龉不断，当然，他这个团长的名号也不过是一个空架子，也不能对他要求过多，然而他犯的最严重错误就是企图回避涉及到中国主权的关键——山东问题的归属。

陆征祥

在陆看来，山东问题能不谈就不谈，在这个问题上避日本的锋芒，回国也好向段祺瑞交差。在1919年1月21日的中国代表团第二次会议上，陆居然称病缺席了，把担子扔给了施肇基和顾维钧等。

问题是，山东的主权是你想回避就能回避的了的吗？1月27日上午，日本人的十人代表小组提出了日本要在一战后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露出了獠牙，中日之间的外交遭遇战正式打响了！

1月27日的下午，要轮到中国代表团陈述意见了。这时候代表团才发现，山东问题来的如此早，如此快，日本人的准备如此之精心，而自己却没能知己知彼，霎时间乱了方寸。陆征祥索性撂了挑子，让代表团自己决定谁出席发言会。施肇基当场拒绝出席，王正廷说我出席可以，但不会有什么发言，因为这事我没怎么准备（王老师，您对得起中山先生对您的重托吗？）。最终五人小组派出了王正廷和顾维钧出席，顾维钧全程主导发言。

措手不及，仓促应战，为整个巴黎和会期间的中日山东问题拉锯战埋下不祥的种子。

顾维钧为什么一炮打响，成为整个巴黎和会中最亮眼的人物之一？不得不说也是机缘巧合，团内的派系纷争，其他几人的退缩和畏惧给了他一个展示自身才华的空间。

在当天的辩论会中，日本代表团成员牧野口沫横飞，向英美法陈词：你们知道我们大日本为了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做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嘛，在胶济铁路、胶州湾租借地对德采取的军事行动花费了几千万日元，死伤四千余名，为协约国做出了贡献。顾维钧慷慨陈词，逐一反驳，他发言刚结束，英美法代表便起身鼓掌。

巴黎和会期间《大公报》的一幅漫画，讽刺中国的驻外使馆的外交人员，为了“存钱”，居然闭门不和外国人交往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将《山东问题说贴》做了一份备录发给了国内的北洋政府，在等待和接到北京方面的回复时，中国代表团内部爆发了严重的内讧。3月8日，本来身体不好的陆征祥索性去瑞士治病，避居了半个月。

巴黎和会期间《大公报》的一幅漫画，暗示中国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有可能被外国人收买

4月30日，经过和会各方的唇枪舌战，最终英美法决定支持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立场，还是那句老话：战场上拿不回来的，谈判桌上也是不行的。问题来了，对这份巴黎和会最终的决议，是签字还是不签字呢？

陆征祥坚持“有原则的签字”，在不承认山东条款的情况下，可以有条件的签，否则坚决不。，他这样说：“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在甘心签字，稍有肠肺，当不至此。”意思是，当年的二十一条我已经背上了骂名，这回我不能再卖国了。

陆征祥可以说也算保住了晚节，问题是，怎么给北京方面交差呢？段祺瑞还指望着一战期间和日本签订的各种密约，拿钱打孙中山和各路其他军阀，如果不签，日本人翻脸怎么办？

将在外，君命可以有所不受。陆征祥把皮球踢了回去，让北京“立电速示”。

很遗憾的是，这个时候，大家连签不签字的讨论的心气也没了，中国代表团提前解散了。首先施肇基说我要陪同梁启超游历欧洲，你们忙，我先走了，随即王正廷、魏宸组等相继离开了代表团。

这时候，国内五四运动的热火开始燃遍整个华夏，对巴黎和会上诸种不合理的决议群情激奋。6月2日，陆征祥接到北京让他签字的命令，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局中。这个字一签，我怎么有脸面对国人？

6月9日，陆征祥请辞外交次长，把签字的决定权留给了临时入团的胡惟德和王广圻。

6月14日，陆征祥再次称病，住进了法国圣克鲁德医院。

最终，6月28日，挑起重担的还是顾维钧，他拍板拒签。

结语                                                     

按照国际法的通行原则，中国作为战胜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乃是理所正当，按照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原则，日本也绝无理由再插手山东问题。1989年的《奥胶租借条约》和1915年的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的《关于山东省之条约》也自动废止。但悲屈的是，北洋政府在1918年9月，居然背着全国人民和日本签订《济、顺、高、徐协定》，这就给日本攫取山东提供了重要口实。

这份协定拿出来连威尔逊都傻眼了：“1918年9月停战在即，协约国军势强盛，日本决不可再威逼中国，为何又欣然与之订约？”

近来，历史发明学家刮起了一股给北洋政府翻案的风潮，给段祺瑞和外交次长曹汝霖洗地，几成“信史”。纵观巴黎和会的整个过程，外侮往往伴随着“内侮”，外交决策和辞令颁布背后影影绰绰乃是派系军阀之盅祸。

     的确，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这个国家前面恐怕要加上几个限定词：不是一盘散沙的，统一的、强有向心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