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偶像练习生》所谈到的：关于偶像养成，粉丝文化及其他_风闻

本文转自：界面新闻

4月6日，爱奇艺网综《偶像练习生》落下帷幕，这个邀请观众从100名练习生当中票选出9人出道的偶像养成节目从1月份播出以来，微博热搜阅读量达到135亿，决赛投票中，以第一名C位出道的练习生蔡徐坤获票超过四千万。

《偶像练习生》最后选出的9个人

10多年前，现象级的《超级女声》节目中拨得头筹的李宇春最终也不过获得三百多万票。可以说，《偶像练习生》节目再次成为了一场粉丝的狂欢。

 从2005年的《超级女声》开始，人们就开始用手机为自己支持的选手投票，把普通家庭的孩子一票一票送上偶像的宝座。在2005年以李宇春为封面人物的一期《时代周刊》中，作者指出，《超级女声》这个节目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由观众自己选出心中的偶像，挑战了中国传统的规范。

在《超级女声》以及随后的《快乐男生》等选秀节目中，虽然粉丝投票非常关键，但评委意见依然对最终结果产生极大影响。而在《偶像练习生》的机制中，偶像则是由身为“全民制作人”的观众养成的。长达四个月的节目期间，观众通过正片和花絮了解练习生的生活与训练，并投票决定每一个阶段练习生的去留。由已出道艺人担任的导师只能起到指导训练的作用。

这样看似宝贵的“民主”实际上又与资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投票权与消费捆绑，粉丝们大量购买视频平台的会员卡，以获取更多投票机会。而带有投票权的某赞助商线上销售额也增长了五百倍。不仅如此，决赛结束之后，很多粉丝不满意最终结果，暗示资本在背后做票。知乎网友lucy因此戏言，《偶像练习生》的口号“越努力，越幸运”实际上是“资本越努力，练习生越幸运”。

在粉丝为偶像摇旗呐喊、集资应援的同时，不乏一些旁观者对粉丝文化抱有不理解的态度。近日，《圆桌派》一期主题为“鲜肉，这是好词还是坏词？”的节目就在粉丝群体中引起了热议。节目中，嘉宾们对女性粉丝群体迷恋美少年的做法、粉丝展现出的“脑残或者只看脸”的行为以及粉丝用“鲜肉”一词物化男偶像的举动给予了否定的态度。

粉丝是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吗？粉丝群体是否陷入了消费主义的陷阱？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厦门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杨玲。杨玲是2005年的超女粉丝。那次粉丝经历改变了杨玲的人生轨迹，让她成为一名粉丝文化、大众文化的研究者，并出版了相关著作《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在她发表的论文当中，有多篇涉及粉丝研究理论、同人创作、粉丝经济和网络粉丝社群。

杨玲认为，从《超级女声》到《偶像练习生》，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越来越为所欲为。与此同时，粉丝和消费主义之间存在共谋关系，他们借助消费与投票来表达自己的喜好，同时也产生出新的文化意义。至于《圆桌派》讨论中对于粉丝的不理解，她表示“和没有粉丝经历的人谈粉丝文化几乎就是与夏虫语冰”，也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理智是好的，情感是不好的呢？”

偶像养成就像猜谜语一样，给受众带来游戏的快感

界面文化：偶像工业是东亚独有的吗？东亚的偶像文化有什么特点？

杨玲：这个现象并不是东亚独有的。爱豆，就是偶像（idol）这个词，是从西方传到东亚的。根据赵婧的硕士论文《当代日本偶像文化及其在中国的流变》，在日本，アイドル（idol的音译）一词最初指的是披头士乐队这样年轻的、人气很高的欧美艺人。西方会区分表演者（performer）和明星（star）。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前者一般大家都会去看他／她的表演，而不会想去了解这个人。当你一旦想去了解这个人银幕或舞台背后的私生活，那么表演者就变成了明星。而偶像（idol）比明星要更高一级，他们能够激发粉丝受众的强烈情感，成为粉丝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部分。

东亚的偶像文化最早兴起于日本。日本1970年代出现了所谓的“偶像现象”，那时候经济发展到比较富裕的阶段，再加上电视产业也发达起来了。偶像在唱歌、演戏、综艺、主持各方面都有训练，出现在各种媒介平台上。他们的形象一般比较年轻，没有完全成熟，给人亲近感，像是邻家男孩、邻家女孩。偶像重点不是才华和实力，而是带给人的亲切感。比如当年非常风靡的山口百惠就是唱歌比赛选拔出来的女性偶像。

东亚几个国家偶像产业的运作方式都不太一样。日本像“杰尼斯家族”这样的偶像产业比较强调养成，强调粉丝和偶像一起成长。韩国的偶像产业是通常所谓的“造星工厂”，是强度非常大的造星流水线作业，一推出来就是包装得非常好的成品。中国本土的偶像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2005年的超女比赛推出的歌手都有比较强的养成意味，其实都是偶像了。

界面文化：《偶像练习生》算是“偶像养成”吗？

杨玲：《偶像练习生》更准确地说是“偶像团体养成”，因为它最终推出的是一个偶像组合，而不是像超女比赛那样推出的是单个歌手。偶像养成的特点是，它能让粉丝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更强烈的认同感和成就感。在偶像养成节目中，“偶像”通常都是素人或未出道的新人，需要接受观众的鉴别和挑选，并依靠自身魅力来吸引粉丝。粉丝通过投票、应援活动，帮助自己心仪的偶像一步步实现梦想，并在这个过程中和偶像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和自豪。偶像和粉丝是一体同心的，彼此扶持、共同成长。国内的选秀节目，特别是有投票机制的节目，基本都属于偶像养成类型。

界面文化：公司推出的偶像常常是自带人设，而养成的偶像似乎是粉丝来给偶像立人设。

杨玲：这和粉丝解读媒介文本的能力有关。粉丝是媒介的资深消费者，对娱乐产业的包装很熟悉，能分析哪些是包装出来的，哪些是真情流露。偶像和经济公司想要讨好粉丝，营造出他们认为粉丝会喜欢的人设，粉丝会利用自己的媒介素养，去考证这个人设是否立得住，像一个节目制作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游戏和博弈。我们也看到有些偶像的所作所为和自己的本来人设并不一样，所以崩掉了。 

虽然说《偶像练习生》这样的节目是养成，但这些练习生也都已经经历过娱乐公司的训练。公司和练习生会给自己立一点人设。但他们没有经过娱乐圈的反复浸泡，不能完全驾驭某种人设，经常表现出比较矛盾和分裂的样子。粉丝给偶像立人设的过程，就是试图从分裂的形象里解读出一个完整的人的过程。而追星的女孩常常被称作“显微镜女孩”，能够通过细节，去解读偶像的个性。

追星的女孩常常被称作“显微镜女孩”，能够在边边角角找到自己偶像的踪影。

界面文化：或许有人会称之为一种窥私欲。

杨玲：不是窥私欲，是发现欲。偶像养成就像猜谜语一样，能给受众带来游戏的快感。相比被动接受一款成熟的产品，养成的方式更能够激发受众主动探索的欲望。网络时代网民会通过集体讨论，集思广益，最后得出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结论。这也说明偶像的性格/人格魅力是极为重要的。除了才艺，粉丝会非常关注偶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界面文化：粉丝喜欢的是偶像的人格吗？为什么有些偶像有了丑闻之后依然还有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吴亦凡。

杨玲：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这可以概括大部分粉丝对偶像喜爱的过程。偶像对粉丝有不同的魅力点，可能到最终还是看人品。喜欢吴亦凡的粉丝可能对丑闻多少有些不相信，或者认为是另有隐情，而且在性关系上比较随意也可以理解为拥有性自由，不必上升到人品。

投票的公正性缺乏保证，资本的力量就可以为所欲为

界面文化：你当时做的是《超级女声》的研究。2005年，超女第一次在中国把“娱乐节目”与“民主” 这两个词联系到了一起。从“超女民主”发展到了今天的偶像养成，我们见到了怎样的发展？

杨玲：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投票机制越来越商业化。《偶像练习生》很像AKB48的总决选，需要粉丝去购买一些东西才有投票权。当时超女比赛只要有一部手机，花少量的短信定制费用，就可以投票。现在你必须要成为爱奇艺的VIP用户、购买农夫山泉的水才能够得到更多的投票机会，基本上投票权取决于经济实力，变成了一个砸钱的游戏。其次，拉票竞选的环节不再重要了。在2005年，粉丝就像西方政治家竞选的时候会去街头拉票，现在粉丝大多不怎么拉票了，都是圈地自萌。最后，投票的公正性日益缺乏保证。超女比赛时，湖南卫视作为主办方很重视票选的公正性，会在开票时专门请公证员到场，进行现场公证。尽管当时也有各种黑幕传闻，但选手的排名和他们的人气是基本一致的。这次《偶像练习生》节目中，主办方有压票、做票，将一些大公司练习生空降至出道位的嫌疑，引发“全民制作人”的强烈不满。如果传闻属实，那就是违背了偶像养成游戏的基本原则，试图把一个观众/消费者并不认可的偶像强行塞给消费者。这样的做法，用饭圈的话说就是“强推灰飞烟灭”。总而言之，从超女比赛到《偶像练习生》，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力量越来越为所欲为。

《偶像练习生》练习生Justin最大的粉丝站Justinmyeyes明昊中文首站发布了赛程的集资明细，集资收入总计163万。支出主要是爱奇艺vip定制卡、爱奇艺账号，购买这些产品可以加量投票。

界面文化：而今“pick”、“全民制作人”的概念，好像更加明确了粉丝的权力。这种用词后面有什么深意吗？抑或只是潜藏消费主义逻辑的一种宣传策略？

杨玲：的确，商业的剥削越来越严重。像去年《中国有嘻哈》最后的直播引导网民刷礼物送偶像夺冠，就是赤裸裸的圈钱了。我对这种情况也感到比较矛盾。一方面，投票机制是激发粉丝参与度和忠诚度的有效手段，从粉丝动员的角度看，投票绝对有效。但另一方面，投票和商品贩售捆绑以后，就变成了金钱的游戏。如果过分的话会引起很多粉丝反感。粉丝会支持自己喜欢的选手，但并不希望自己的支持只能通过金钱来衡量，也不希望自己投入的金钱仅仅落入主办方和赞助商的腰包。粉丝文化里也有非商业化的内容，例如同人文、视频制作等粉丝创作，也能为偶像提供支持、提高关注度。

粉丝和消费主义之间是存在共谋的。粉丝就是过度的消费者，但消费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我们身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所做的一切都会受到商品经济原则的支配。但是商品经济有一个好处，它可以让消费者通过消费来展示自己的趣味、宣扬自己的理念。资本是逐利的，当女性粉丝群体有足够的消费能力时，资本就会投其所好，提供更多的女性偏爱的文化产品，这也算是一种进步吧。如果没有商品经济制度，女性恐怕就没有渠道来获得自己想要的文化产品。粉丝投票的机制的确很商业化，但问题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其他的方式能让我们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喜好吗？

我本来对《偶像练习生》这种可以让观众投票的节目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但票选的结果让我失望。所谓的“pick”、“全民制作人”的概念移植到中国的语境后，很可能变成了一种宣传噱头。

获得超女冠军以后，李宇春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在人们看来，《超级女声》代表着一种民主运作的模式

界面文化：粉丝会是经纪公司安排的吗？

杨玲：不能一概而论。受经纪公司操控的粉丝即所谓的“职粉”（职业粉丝）是存在的。但当粉丝群很庞大，涉及到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的时候，公司的操控能力会下降很多，更多的还是粉丝的自发组织。我研究过2005年的超女比赛，那时候职业粉丝很少，而自发的粉丝组织也会和选手本人或者经纪人有一些联系，因为有一些信息需要沟通和传达。但这更多的是一种合作，而不是单方面的操控。

界面文化：在《偶像练习生》里面我们看到“糖果系男孩” 或者花美男非常受到追捧，即使是有8块腹肌的少年也似乎在穿着打扮上并不凸显男性气质。这是为什么？这算是女权的进步吗？

杨玲：只有当女性社会地位提高，女权意识有一定程度的彰显，女性才会去追捧比较雌雄同体的、有少年感的男性偶像或者明星。少年不是一个成年男子，也不是女性，介于男女之间，像是第三性别，跨越二元性别的束缚。大部分女性会对现实生活当中的刻板性别形象有一定不满，想塑造出自己喜欢的明星出来，会有意识地选择比较可爱的、中性的男孩子。

《偶像练习生》的练习生大多是比较可爱、中性的男孩子。

界面文化：《圆桌派》节目里面许子东说“小鲜肉”这种说法是女权发展的一种矫枉过正。把男性物化是一种矫枉过正吗？同人、CP这种演绎，又是源于粉丝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心理呢？

杨玲：我不觉得是矫枉过正。男性和女性的物化是不同的。我的一名男学生说，男性对女明星的物化和性冲动有关，女性对小鲜肉的喜爱则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我们谈论物化，关注的其实是一种结果。男性对女性进行物化和贬低，带来了大量的性侵犯等行为。而女性对男明星的物化带来可怕的后果了吗？女性粉丝对男明星的物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这也体现在同人创作上面。所以我一直认为女性是比男性更高等的生物，能在理智和情感方面实现更高的平衡，粉丝文化能够生产出新的文化意义，快感、社群、身份认同。消费者能够通过文化消费，生产出新的亚文化出来。女性粉丝对同人、CP的热衷，可能有多种原因。一种说法是出于同性之间的嫉妒心理，宁可看到自己喜爱的男明星和同性交往，也不希望看到他们和女性交往。但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CP是女性的游戏，展现了女性对男性心理和欲望的探索。这种同人文化也寄托了女性对更平等的亲密关系的向往。异性恋中的亲密关系往往是男主女从，但同性关系允许更多的平等互动。 

和没有粉丝经历的人谈粉丝文化是与夏虫语冰

界面文化：最近《圆桌派》有一期“鲜肉，这是好词还是坏词？”节目里，嘉宾们说，一提到粉丝就是“脑残或者只看脸”。我们也常常看到电视里那种疯狂尖叫的粉丝，怎么解释这种“病态的”粉丝的现象？

杨玲：和没有粉丝经历的人谈粉丝文化几乎就是与夏虫语冰。《圆桌派》里几个老男人都没有做粉丝的经历，对娱乐文化的发展不了解而且认为不值得了解，把自己的无知当做深刻，有一种特别的傲慢与偏见。因此会把粉丝自动理解为狂热的、非理智的。比如他们认为偶像就是东亚文化的现象，这就是错的，看一下2000年以后英国的真人秀节目Pop Idol，美国的American Idol，节目名字里就带了偶像二字。西方怎么会没有偶像文化呢？而且他们觉得粉丝通常是年轻女孩子，但其实粉丝（fan）这个词涵义非常广泛，想想中年男性足球迷的狂热，也完全不亚于年轻女孩啊。他们还提到韩庚当时长得很美是不是没有谈恋爱的需求，这也是很荒谬的，把外貌和性欲望、性身份联系在一起，认定某种外貌的人就一定会有某种性身份，说明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性别教育。

《圆桌派》“鲜肉，这是好词还是坏词？”讨论现场

界面文化：不过我们还是能看到粉丝的疯狂行为。比如易烊千玺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视频，里面粉丝在尖叫“我的妈呀！”

杨玲：的确能看到这种情况。这和足球比赛里看到男性的尖叫、怒吼和吹哨子一样的，不是说我们在家里也拼命尖叫，这只是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身体和语言对喜爱对象表示支持的一种方式。而且，粉丝（fan）的词源就是狂热（fanatic），带着一种宗教性。粉丝的情感投入和宗教的情感投入有一些共通性。我们可能对头脑、对理智过于强调了。为什么理智是好的，情感是不好的呢？人和人工智能最大的区别是人是有情感的，不可能完全依靠理智和程序运作。情感不是坏的东西，它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政治动员中的重要手段，如果去掉情感的话，人类的生活是很可怕的。

界面文化：我们也看到一些黑粉。比如《偶像练习生》里面的练习生朱正廷就遭到了非常恶劣的谩骂。

杨玲：黑粉现象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在2005年的超级女声，李宇春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国外学者认为黑粉也是一种爱，粉丝和黑粉都是愿意为某个明星或者媒介文本投入强烈情感的人，只不过他们情感的向度不太一样。另外中国当下的黑粉现象和互联网暴力有关，中国社会的暴力情绪非常普遍，也有一些黑粉通过辱骂明星获得情绪发泄。具体到朱正廷的个案我觉得颇有蹊跷之处，可能有一些职业粉丝在带节奏，会有一些公司在操作，有可能和利益竞争者有关。

界面文化：偶像这个职业是吃青春饭的吗？国内有一些偶像红过一阵子但是很快过气了。

杨玲：我不觉得必然是青春饭。日本SMAP组合里的木村拓哉结婚了，还有大量粉丝。福山雅治也是虽然人到中年，但还是国民偶像，拖到40多岁才结婚。韩国的裴勇俊已婚、年过四十，在日本拥有大量的中老年女性粉丝。

偶像很快过气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无法持续推出好的作品来维持粉丝的关注度。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偶像产业不成熟，没有办法细分出供不同年龄层的受众喜爱的偶像。国内现在主要推出的还是针对年轻人的偶像，没有30岁、50岁的人的偶像。不过，李宇春似乎是一个特例，她是一个全年龄段的偶像，她的粉丝也非常忠诚。

界面文化：粉丝为什么有的忠实有的不忠实，又有不同年龄段？偶像崇拜是填补一个生活的空白吗？

杨玲：这个原因很复杂。有的粉丝可能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情感需要，一般年轻女孩子可能到25岁以后有自己的事业、个人情感生活、结婚生子让她没有额外的时间精力投入到偶像身上。当然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龄青年加入了追星行列。

人们以为无聊空虚的人才会需要追星来填充自己，现充的人就不会这样。但偶像的作用远远不是填补空缺而已，他／她能够激励粉丝去寻找更美好、更有意义的生活。我自己追过星，这段经历促使我去读博，让我开始关注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结识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不少学者，甚至有幸接受了粉丝研究的大牛Henry Jenkins教授的访谈。追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转型时代的娱乐狂欢：超女粉丝与大众文化消费》

杨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0-1

界面文化：粉丝文化研究里面会区分学者粉和普通粉丝。学者粉更理智吗？

杨玲：学者粉能够运用一些学术语言、学术资源去分析粉丝文化的现象。学者们写的论文会更加使用学术术语，按照学术规范，引用相关领域的论述。实际上除了语言表述风格不大一样之外，我觉得一些被学术语言包装的文章和粉丝写的小论文也许区别并不大。普通粉丝写几千字的小论文吹一吹自己的偶像，也会写得有理有据，逻辑分明，一些见解有可能比学术论文还更加深刻。

而且老实说在一些亚文化领域，比如说耽美领域，研究者一定要是社群内部的人。长期地沉浸在社群文化里面，才会有比较细致的观察。粉丝文化也是，圈内人写的和圈外人写的东西一看就能看出来。

界面文化：追星的过程中，粉丝们最终追求的是什么？

杨玲：粉丝在描述他们喜爱的明星时都会反复用一个词——“美好”。兼具“美”而“好”这两种品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极为难得的。粉丝在他们认为“美好”的人身上寄托了对一个更完美、更自由的乌托邦的向往。说到底，明星和偶像只是一个中介物，他们让粉丝从尘世进入到另外一个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粉丝最终想获得的是快感、是认同、是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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