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关系在“文革”十年拐弯_风闻

第三节 三次既斗争又默契高潮

休戚相关与相去甚远

海峡两岸之争，非争一城一池，它是一国内部两个敌对阶级的殊死搏斗，是根本的政权之争，双方不共戴天，又都只承认一个中国，这便是问题的全部。因此，海峡两岸斗争这种你死我活，又不能不有所顾忌的斗争性质，始终贯穿于“文革”十年的全过程。而“台独”恃有靠山作乱，外敌亦趁机浑水摸鱼，使得这一时期海峡两岸还曾出现过三次既斗争又默契高潮。

一、维护一个中国

1.粉碎“两个中国”阴谋

中国只是发生了革命，而不是分裂为两个国家。可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千方百计试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蒋家王朝还在逃台途中，美国就开始蓄谋。但是，“西方关于‘两个中国’的概念实际上受到毛泽东到蒋介石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谴责。”

随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外交的空前活跃，联合国内要求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蒋介石集团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企图，也更加紧锣密鼓，于是正处在你死我活作外交总决战的海峡两岸，这一时期亦表现出了惊人的默契，无论是来自何种背景的“两个中国”的提议，两岸都口诛笔伐，同声谴责。1966年11月23、25日，我国《人民日报》连续发文：《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是妄图永久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两个中国’的阴谋必定破产》《加外长公开鼓吹‘两个中国’方案》；同样，台湾《中央日报》11月23日和24日也分别发表文章：《俄对牵匪案并不热心支持，匪报指六国提案系美国在幕后主使》《坚决反对为‘两个中国’铺路》《反对意大利等六国提案》。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当局通过报道中共指责美国幕后主使，谴责了美国策划“两个中国”的企图。在涉及到民族利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两岸都小心翼翼，避免授人以柄，决不给外人以空子钻。这种默契配合到七十年代初，双方越短兵相接，表现得越明显。在当时，比起中共的坚决态度来，台湾当局的态度更为关键。“坚持一个中国”是国民党能够苟延残喘的根本，如果在这个立场上后退，那么它“立足”的最后一点“依据”也没有了。台湾当局还想“反攻复国”，因而它反对“两个中国”是真的。它甚至还抗议他国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前“驻美大使”叶公超支持蒙古加入联合国，被蒋介石立即召回，从此再也不让其担任任何实际工作。“身为监察委员的曹德宜，竟倡言放弃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国策……本党已决定开除了他的党籍……唯独国人亦附和‘两个中国’之谬说，那真是国家民族的罪人，革命队伍的败类了。”台湾《中央日报》社论又宣判了一位主张“两个中国”的国民党高官的政治死刑。30 周恩来说：“蒋介石反对所谓两个中国，亦反对一个中国一个独立的台湾实体。过去，我们同蒋介石联合过，后来我们反对他，但在这一个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点。只能有一个中国。”31 这是确切的。

2.国共双方不共戴天

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然而出发点却大相径庭。1971年8月4日新华社斥美国国务卿罗洁斯的声明和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声明指出：“罗洁斯口口声声说的什么‘过去遗留下来的东西’，指的就是中国人民早已唾弃的蒋介石集团，这正是美帝国主义用武装力量霸占了我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所一手制造出来的。”“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其类似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联系。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是不可动摇的。不管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用任何形式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之类的阴谋，都永远不可能得逞。必须把蒋介石集团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必须完全恢复。”而1971年9月台湾“外交部长”会见罗洁斯时则指出：“所谓‘两个中国’方案，是匪夷所思。”“我对于任何‘两个中国’的安排，与任何排我纳匪的诡计，自始至终坚决反对，予以彻底粉碎，在过去是如此，在共匪未灭、大陆尚未光复之时，亦必然是如此。”32 这是国民党反对“两个中国”的立场。

可见，海峡两岸虽异口同声谴责“两个中国”阴谋，然口诛笔伐，皆以对方为靶。台湾当局反对“两个中国”，阻止中国入会；中共反对“两个中国”，台湾当局必须滚出来。对台湾当局是“汉贼不两立”，在中共则是台湾地位远比联合国席位重要。这里是排他的，不可兼容的。所以，反对“两个中国”就是反对对方的存在，也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一切斗争，无论是战略还是策略，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皆以此为准。

下面两个例子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海峡两岸这种在反对“两个中国”和矢志反对对方上的位阶选择。1971年4月，我国射箭协会郑重申明退出国际射箭联合会，乃在谴责国际射联接纳台湾代表，制造“两个中国”，这一时期台湾当局不断宣布与他国“断交”，也为反对他国承认中共，不搞“两个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曾向周恩来提供了一份邀请中方访美名单，毛泽东对周恩来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啦！我或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33 同年9月，台日“断交”，与一个重要的大国没有“官方关系”，台湾当局便退却了，在日本开设办事处，搞起实质外交来。因此，可以说，海峡两岸有你无我、你进我出、你死我活这种“零和定律”似的博弈，构成了双方斗争的主调和基点。

二、反对分裂国土

1.“台独”孽子同声喊打

“文革”时期，台海两岸国共双方剑拔弩张，“台独”主张又猖獗起来。“台独”活动发端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前日本驻台总督安藤利吉策动诱惑少数台籍人士，企图阻止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实现台湾“独立”。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厉查办，一批“台独”份子被捕入狱，岛内“台独”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少数军国主义份子对台湾一直怀有野心，而美国出于全球战略考虑，一方面极力为台湾国民党政权输血打气，遏制所谓的共产主义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方面也以“台独”牵制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永久分裂台湾。对于美日策划“台湾独立”阴谋，海峡两岸始终予以坚决揭露和严厉痛击，致使“台独”成了“过街老鼠”。

然而，六十年代初，海外“台独”活动中心开始由日本向美国转移。1970年，“台独”教父彭明敏在美国情报局策划协助下潜离台湾转赴美国，海外“台独”活动又甚嚣尘上。同年，海外各地“台独”组织即在纽约成立“全球台湾人争取独立联盟”，并在加拿大、欧洲、南美、日本等地设分部，宣扬“台独”主张，以推翻国民党政权、防止中共武力解放台湾、建立台湾“自由独立国家”为其战略目标，到处制造恐怖事件。他们先后爆炸“中央日报社”“联合报社”，在美国集会、游行、示威，1970年4月，还在纽约制造刺杀蒋经国未遂事件。

面对“台独”份子又一轮兴风作浪和国际恶势力的推波助澜，国共两党再一次相互声援，同讨共诛。中共尤其对美日严加提防，周恩来多次对来访的美国人指出：“事情已经起了一些转变，在这期间某国已经开始孕育了野心，这是相当明显的。”34 时值中美关系正常化谈判，我国抓住此事不放，毫不留情地揭露美日觊觎台湾的野心。周恩来在另一场合对来访的美国人说道：“我们坚决反对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除此之外，‘台湾独立运动’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运动，这是一个特别的运动，是由外国势力在幕后策动的，他们有一个领袖叫彭明敏，本来是哈佛大学的学生，后来回到台湾当教授，现在他又到美国去了，他们还有人在日本，他们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35 这样，通过不断提醒美日，从而表明中国对此事的严重关注。不仅如此，当1971年“台独”份子在美国大肆进行针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外交人员”的示威、游行、集会时，《人民日报》还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态度鲜明，措辞严厉：《‘台独’份子在纽约演出‘示威’丑剧》《日本妄图染指我台湾省，美日反动派加紧策划台湾独立》《‘台独’份子又在上演‘示威’丑剧》。其时，国共交锋已到白热化，但中共爱憎分明，对“台独”份子的怒斥掷地有声。

反对“台独”，台湾当局可以说处在前沿阵地。国民党视“台独”为非法，禁止他们的活动，捣毁他们的场所，对“台独”份子严刑重处，对美日分裂中国的舆论进行坚决驳斥。1971年3月，台湾当局逮捕并驱逐了和“台独”份子有联系的美国传教土；1972年3月，将鼓吹“台湾自决”的基督教长老会所属的台湾神学院代院长丹尼尔·比里驱逐出境。对“台独”份子也施加影响，除对少数“台独”头目通缉、对个别“台独”组织宣布为叛乱组织外，对其余组织及成员均采取安抚招降手段，促使其“台独”临时政府垮台。同时，在具体政策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1971年7月20日，台湾当局“内政部”决定：“凡是现住在台湾地区人口，不论何时来台，均应在户口籍簿上增加祖籍一栏。”36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中美关系解冻，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台独”都受到重创，于是“台独”份子趁台湾当局“外交”孤立、“创巨痛深”之机，又溜回岛内，鼓吹“住民自决”“台湾自保”。台湾当局在万分窘迫的境地下，仍坚持统一立场，通过领导人表态、讲话震慑“台独”份子，呼吁群众反对“台独”暴力行为，发动官员、“民意代表”撰文批判“台独”思想，发动海外学者指陈“台独”势力在海外的丑行。37 报纸、电台还加强对祖国历史、文化、物产、地理等等的介绍，乡土文学、爱国主义文学因之兴起，民众乡愁情绪日浓。正是由于两岸同声喊打，决不姑息，才使得这一时期的“台独”势力难有所为。

2.你死我活敌人亦敌

然而，台湾当局对中共恨之入骨。它虽然视“台独”为心腹之患，但却将其与中共相提并论，同骂为汉奸卖国贼，甚至认为“台独”得到中共支持，说“今天海外几个人所搞的‘台独’，就等于民国三十八年以前的‘民主同盟’，两者同为共党用以夺取政权的最佳工具。”38 按照台湾当局的逻辑，“台独”尚可争取，犹中共不共戴天。于是，报纸上不时宣传某“台独”份子“受总统感召，返国参加反共复国大业。”早期的“台独”头目廖文毅招降回台被聘为“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中期的辜宽敏、邱永汉等也纷纷加入台湾统治集团，与蒋家势力合流。

中共一贯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但是也认为：“只有台湾人与大陆人一起联合起来打到蒋集团，才是正本清源之道。”39 任何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想法，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阴谋，就是一种无根的幻想，幻想以省籍矛盾来割裂台湾与大陆的关系，这不是从本质上来看问题，把统治阶级与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看作是省籍矛盾，是肤浅的、错误的，蒋集团绝不能代表大陆人民，而是大陆人民的死敌，所以必须推翻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中共从这一原则出发，因此主张对“台独”份子和受“台独”思想影响的台湾同胞区别对待，采取同他们商量，以理论打破其主张的态度，除非首恶份子，如有意回祖国参观的，可予以考虑，增强他们对祖国的向心力。由此看来，台湾国民党当局反“台独”为了保住蒋家政权，而中共的“正本清源之道”在打到蒋集团。国共宿敌，大异其趣。

三、烽烟中的默契

1.万里疆涛赖情天

六七十年代，海峡两岸外交决战，孽子谋反，外敌又虎视眈眈，先是美日交易我钓鱼台列岛，继之，南海周边小国又蠢蠢欲动。

钓鱼岛是台湾东北方无人居住的资源很丰富的8个小岛的统称，主权属于中国，本无争议。1968年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将东海、黄海、渤海等大陆架地层可能蕴有石油的勘察结果公布以后，日本政府便迫不及待地抛出对钓鱼岛群岛享有主权的宣言。1970年8月12日，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宣称：“钓鱼台列岛是琉球群岛一部分”，“美国政府决定归还日本”。9月10日，日本外相爱知揆一在众议院发言称：“尖阁群岛（即钓鱼台群岛）属于日本，关于其领土主权，是不同任何政府讨论的问题。”

在列强交易，肆行诈骗关头，海峡两岸义不容辞，再一次同仇敌忾。1970年8月15日，国民党“监察院”会议即通过决议请“政府”对日本所提无理要求坚守立场，严予驳斥。台湾“外交部”也一再发表声明指“钓鱼台岛屿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40 不满美国擅自将琉球群岛交予日本，并坚决反对美日间转移钓鱼台列岛。我国政府更是一开始即表明了坚决的态度，《人民日报》发表《绝不允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的评论员文章，严正指出：“台湾岛及其所属岛屿，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决不允许他人染指。”美日两国的挑衅激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极大愤慨,随即爆发了一场以留美中国台湾学生为主力的波及英国、香港的“保钓运动”。1971年4月9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美国支持日本政府对钓鱼岛领土要求。次日，台湾“外交部”对此发表谈话，反对美国将这些岛屿交予日本。与此同时，“保钓运动”进入高潮。美、日政府置中国人民要求于不顾，竟于6月17日签订归还冲绳协定。同日，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定。我国此时由于与美、日没有外交关系，不能采取外交行动。但是我国的揭露、抗议之声最为有力，指名道姓，剥尽画皮。如：《日本佐藤反动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加紧推行侵吞我钓鱼岛等岛屿罪恶计划》《佐藤政府玩弄妄图侵吞我钓鱼岛新花招》《中曾根叫嚣要把我国领土钓鱼岛划进‘日本的防卫网内’》《肮脏的交易，无耻的骗局》。41 12月31日，我国外交部重申冲绳归还协定钓鱼岛屿划入“归还区域”完全是非法的。1972年5月13日，留美中国学生千余人再次在华盛顿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日政府行径。尽管“保钓运动”终究没有取得实质性胜利，然而它却再一次显示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民族传统和爱国精神，许多有识之士看到只有中国统一才能真正强大、领土主权才有根本保障，于是“保钓运动”随后步入“统一运动”。

紧接着“保钓运动”，海峡两岸又同时面对东南亚几个小国对我南海诸岛的觊觎蚕食。南沙群岛同钓鱼岛列岛一样，历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七十年代，能源危机冲击世界，世界各国加紧了能源的开发和争夺，中国南海丰富的石油和海底矿藏使不少国家垂涎，南海沿岸几个国家对南海诸岛的野心因而更加膨胀，中国南海诸岛，特别是南沙群岛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但是两岸以不同的方式再一次回击了这些挑战。

1973年9月，南越阮文绍政府将我国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岛、太平岛等岛屿划归越南福绥省管辖。1974年1月18日，台湾当局发表正式声明：“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为中国固有领土，其主权不容置疑。”但是声明未能阻止南越对南沙诸岛的侵略，我国政府的抗议也被南越置之不理。于是，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严惩了入侵西沙群岛的西贡越军，重新收复了西沙群岛。1月20日，我外交部又发表声明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沙群岛同其他南海诸岛一样，已为当时的中国政府所正式接收。”42 南越在西沙的侵略失败后，转而对南沙群岛下手，1974年2月连续在南沙的南小岛及其附近七个岛屿登陆。2月4日台湾当局正式向南越提出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提出抗议，申明在必要时中国政府会像在西沙群岛那样采取自卫行动。由于我们离南沙太远，没有现存岛礁可供守卫，南沙群岛又住有国民党军队，为避免不必要的国共冲突，致使外敌坐收渔人之利，因而没有派军队到南沙，但台湾当局鉴于形势紧张，派遣了四艘军舰进入南沙群岛水域，以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这时只要细心一点，便可证实我们先前的观点：中共此时正在展开的和谈攻势是有微妙效果的。中国不顾越南在苏联操纵下正离心亲苏，毅然出击南越，实际上是在民族立场上大前进一步，且声明中一再提到“这是所有中国人都承认了的。”台湾当局比起在“钓运”基础上也前进了一步。1974年2月18日《中央日报》社论尽管提到南越与台湾是“反共盟国”，但却同时表示：“凡关主权与领土问题，乃立国之本，决无退缩回避之余地，”“任何人要侵略我疆界，犯我主权，我军队将以血战到底的决心，为民族荣誉而战，与国土共存亡。”尤其是社论还强调：“至于毛共之盘踞西沙，乃是我们的内政问题。”这里不仅没有用惯常的“共匪”字眼，换用“毛共”代指大陆，而且主动把海峡两岸关于南海诸岛的不同要求视为“内政问题”，这对台湾当局来说非同寻常。我国过去从东海到南海要绕过台湾海峡，西沙之战时，“成都”“昆明”“贵阳”“衡阳”号舰试图穿过海峡，台湾“国防部”急报正在阳明山养病的蒋介石，蒋氏在病中也密切注视着西沙之战，说：“西沙战事紧啦。”43 于是台湾“国防部”心领神会，没有发难不说，还打开探照灯引航，使我舰艇顺利通过。这些亦再次说明海峡两岸在关系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是能够保持一种默契的。

2.行舟逆水还恨海

可是，我们仍然不能低估了国民党在仇共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多么固执。

“保钓运动”中，台湾当局就扮演得不太光彩。适逢联合国“代表权”危机的台湾当局唯恐日本立场改变影响席次，“因此，仅止于‘声明’对抗日本行动”，对已经发动起来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没有料到“事态的严重性，”也给予了诸多牵制。正因为心中有鬼，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使海外学人大失所望，也使得国民党当局多年苦心经营的“海外工作几乎全面崩溃”。1971年11月2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共匪‘钓运’阴谋败露——知识分子及早警觉》还诬称：“记得去秋‘钓运’发生之初，我们因见其利用爱国青年的纯正热情，在知识分子群众中实行‘拉打’、‘转化’、并进而促进‘质变’的卑鄙操纵勾当，正与抗战之前共匪在大路上所策动的抗日‘学运’如出一辙，因此我们一再为文提醒留学生勿蹈覆辙。”

在南海风云中，台湾当局对所谓的“反共盟邦”南越、菲律宾等侵略行径，也多采取了容忍态度，不仅没有采取自卫行动，而且当时南越实际上行将寿终正寝（一年后，北越就解放了南越），台湾国民党当局惺惺惜惺惺，还在供应它军用物资。

中国人民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卑劣行为自然也表示了极度的鄙视。1971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一文指出：“在侵吞我国领土的这一国际阴谋中，蒋介石匪帮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这一伙已被中国人民唾弃的政治僵尸，无耻地出卖我国的领土主权和资源，他们一方面不得不表示‘不能同意’钓鱼岛列屿属于日本，另一方面则继续策划勾结日、朴，‘合作开发’这个地区的海底资源，并且对日本的横蛮行径，低声下气，奴颜婢膝，以换取日本的支持，中国人民决不饶恕蒋介石匪帮的卖国罪行。”1974年4月4日我国代表在亚洲及远东经委会会议上发言重申：“台湾蒋介石集团同任何国家、任何国际组织或外国公私企业签订的一切有关勘察和开发我国海底资源的协议和合同，统统都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众所周知，蒋介石集团是一小撮民族败类，早已为中国人民所唾弃。”

综合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海峡两岸既休戚与共，又相去甚远。幸运的是，“文革”十年失去了机会，也提供了机会，两岸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全面检验。蒋介石以“不是敌人，便是同志”相募招，处处显示与中共不可回旋。中共虽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但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指示，这一时期也最充分、最集中地体现了出来。两岸关系可以说窒息到极点。然而正是这一切，使得这一时期海峡两岸的三次默契配合显得更为难得。尽管国共双方在阶级斗争上不可调和，但从三次小合作中，我们分明能够隐约地感到那冰点下奔突的浓似血水般的民族亲情的热流。

第四节 启示与影响

前途光明 道路曲折

“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对峙僵持，仇隙与默契都发挥到极点，这在国共关系史上非常独特，在世界各国政党关系中也非常鲜见。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对祖国统一大业的影响是深远的。      一、 深刻的启示

1.海峡两岸对祖国统一无时或忘，“因而总会找到一个方法”

中共“文革”时期不以台湾当局为对手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则一直对敌人很重视。毛泽东说台湾问题可以拖一百年是表明我国同美帝国主义斗争的原则立场。44 中美一百多次大使级会谈都是在台湾问题上触礁，可见其在中共心中的位置。1972年尼克松访华签订《上海公报》前夕，毛泽东还告诉周恩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份的企图都会影响到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45 而且我们发现，“文革”尽管无暇顾及台湾，《人民日报》仍几乎平均每月有一篇关于台湾方面的报道，虽然是揭露美蒋的黑暗统治，却不难看出中共的细心。可以说“文革”对内极“左”，对台湾问题却留有相当大的余地，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把握着方向，因此在政策上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亲自开列的受到保护的十几位名人几乎都是在国民党中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971年，蒋介石北伐时期的夫人陈洁茹在香港病逝，周恩来即迅速指示上海方面让蒋瑶光（蒋陈的养女）赴港奔丧，陈逝前一直是上海卢湾区政协委员；46  “文革”各地文物古迹受到严重破坏，然奉化墓庐依然，溪口花草无恙，蒋氏故里免受冲击；1972年形势稍有好转，周恩来就责成有关部门查找归还了蒋介石夫妇赠送给杜聿明夫妇的铜床。作为为政者，国民党当局不能不清楚“文革”主要是中共的内政，在极度混乱的情况下，中共所能作的一切，不能不引起对方的思量，它从另一发面传达了中共的决心和殷殷期待。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对陈立夫后期的主动行动便不感到费解。

同时，蒋介石日复一日宣称“反共复国”虽不自量力，但要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是真实的。这不仅体现在一般的党章、“宪法”、文告、讲话里，而且从整个舆论导向都可以看出这种情绪。比如报上就有这样的通讯报道：“百岁人瑞苏陈笑，子孙有多少算也算不清，老年发宏愿到大陆看看。”国民党无时或忘回归大陆，官方是这么灌输的，民众也是这样想的。台湾当局始终反对“两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也始终没有单方面参加过东南亚几个小国举行的关于南海诸岛问题的会议，认为是不能谈的。正是由于有这些原因，两岸之间才有可能始终保持某种默契。周恩来说：“过去，我们同蒋介石联合过，后来我们反对他，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点，只能有一个中国。因而总会找到一个办法。”47

2.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从十年“文革”海峡两岸关系窥管，我们再一次领会到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道理。两岸成仇，互为犄角，很显然地不仅牵制了对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且也贻误了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文革”搞阶级斗争为纲，造成全民族大灾难，难道就没有与海峡彼岸活生生的阶级敌人天天叫嚣“反共复国”有关吗？台湾当局时刻胆颤心惊，求日本靠美国，难道能有健全的发展吗？我们相互视若仇雠，外敌却骑墙窃笑，结果不但美日交易钓鱼台群岛，而且东南亚小国也敢哄抢南海大小岛屿。而相反，我们发出同一个声音，筑起新的长城，则是另一幅情形，不仅东南亚小国噤若寒蝉，而且美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两个中国”阴谋不过枉费心机，“台独”势力也只有向隅而泣。因此我们应当吸取经验接受教训，这同时也是为两党几十年恩恩怨怨、分分合合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3.国民党反共泥潭陷得太深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

国民党虽然坚持民族主义，坚持一个中国，但不言而喻，与中共主张的一个中国南辕北辙。“江山如画，枕戈待旦”，这是台湾《中央日报》常出现的专栏标题，也许这能完整地反映国民党的全部想法，它的统一祖国是以“光复”为前提的。蒋氏至死不渝统一中国，为此他要“矢志消灭中共政权”，这就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宣扬的“反共必须爱国，爱国必须反共”。国民党始终以正统、法统自居，非这样不能生存，因而举起“统一”这面大旗同时也成了与中共斗争的一种手段。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历史。国民党“卧薪尝胆”，“不忘在莒”，封建历史包袱厚重，作为失败者，偏执不悟，骨子里浸透了“防敌胜于防寇”的反动毒素，甚至国民党当局“反共抗俄”，因中苏之争，国民党当局更讥中共；1971年印巴战争，因中巴接近，国民党当局便偏印度，并不考虑美国对巴基斯坦的立场。1972年7月南北朝鲜同时宣布达成终止双方敌对态势协议，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天即讨论坚定“反共国策”，绝不受任何外来影响。48 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国民党的对抗与顽冥。1971年台湾当局联合国“席位”真正不保时，在你进我出的问题上，沈剑虹回忆“总统不语”，台湾“外交部”的声明也暧昧了，以后便加紧实施“革新保台”，开展“实质外交”。1979年中美建交，蒋经国在同美国的善后谈判中，坚持要以官方对官方签订协议，美国不允，最后折衷，台湾当局单方面宣布为官方签订，49 这实际上是在一个中国立场上大大后退。所以，国共几十年的斗争不是历史的误会，而是严肃的政治，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 深远的影响

1.两岸距离拉大，增加了统一的难度

首先，拉大了心理距离。“文革”十年，两岸之间无论是民众的完全隔离，还是两党的外交决战，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痕迹都不啻是又一次“十年内战”或“解放战争”。一方面，统战对心战，广播对空飘，起义来归与渡海叛逃，不许接触与不许收听敌台，大陆上揪叛徒、抓特务，有海外关系的受到歧视；在岛内查“异端”书籍、禁“八路”电车，有共谍嫌疑的立即正法。这种人为的紧张空气，加深了两岸敌意，留下了心灵创伤，给祖国统一带来了消极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海峡彼岸的“上流”人士讲，没齿难忘的还不在绝对敌视，那不过是互斗双方用力的变量，最最“创深痛巨”的是外交的白刃进逼，是落泊成“国际孤儿”，这很能使国民党感情用事，台湾当局今天对和谈的抵触很大一部份源于此。所以，这十年的两岸关系于官于民都拉大了两岸的距离。

其次，拉大了经济差距。“文革”对于中共的最大失误莫过于经济的停滞，而台湾恰恰抓住这十年实现经济起飞，跻身于亚洲四小龙行列。两岸经济出现的这种反差，给台湾回归祖国造成了新的障碍。还在“文革”初期，蒋介石瞅准大陆动乱便萌生了以时间换空间、以经济相周旋的战略，大力发展经济。七十年代初，中共一再呼吁和谈，频频解惑示好，台湾当局就使出了这一招。1971年严家淦宣示国共和谈断无可能时就提出了国际贸易问题，认为台湾每一个人的贸易量等于大陆上每一个人的五十倍，大肆声张它的经济奇迹，特别鼓吹它的十大建设成就是其“反共复国”取得成功的三大保证之一。八十年代，台湾更是炫耀它的800亿美元外汇储备。孙运璇说：“没有台湾问题，只有大陆问题。”郝柏村更言：“目前中共没有谈统一的资格。”从而打经济牌，以经济差距作为拒和的借口。因此，“文革”十年不仅加深了两岸的敌对隔阂，而且也造成了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凡此种种，拉大了两岸的距离，给统一祖国增加了难度。

2.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说“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拉大了两岸的距离，并不一定是说就拉长了统一的距离。

**首先，外交启开了新局。**两岸僵持了二十多年，此消彼长，无有进展，中共外交取胜，两岸关系根本易位，终于打破了这种局面，这对祖国统一进程无论如何是促进而不是相反。事实上，台湾国民党当局真正放弃武力反攻的妄想正是在这期间，从此只有被动招架，消极应变。而中共也正是从此更从容、更自如，认准了突破僵局的契机，于是围点打援，先将台湾当局的一个个“邦交国”争取过来，使其孤立，重点作美日工作，以突破最大障碍。当然，“文革”本身给外交带来了破坏，没有“文革”，我们的外交会更有成就，我们的工作会好做得多。但是中共毕竟于此时开始从外交战线探索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路。从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五·二〇”声明后，中共就很少有大型反美集会了，对台湾当局也开始表现出了新的姿态。这种外交战与统战工作同时进行的策略一直延续至今，我们今天仍然是采取的这种策略。而且还应看到，只有我们主动灵活，占尽优势，才可能有后来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其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共“文革”千头万绪，无暇顾及台湾问题，但却时时提醒，千篇一律地强调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心，逼使台湾当局也千篇一律强调要“光复大陆”的决心，这就使得海峡两岸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坚持统一，不许分裂。”双方的这种统一之声，在两岸完全隔绝的年代，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正由于此，在两岸都有可能对政策做出重大调整的新形势下，统一祖国的问题就切实而顺理成章摆在了两岸面前，台湾当局责无旁贷，自然也推卸不得。即使今天国民党内“独台”份子有“独立”这个心，也开不了这个口，就是开了这个口，想方设法自圆其说，也不敢有这个胆，中国是一个整体，祖国必须统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两岸人心。这就使和平统一工作首先奠定在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上，使我们在政治上占据了主动。同时，中共“文革”处处失控，但比较起来对台工作却有分寸，甚至可以说格外用心。尤其重要的是，随着中共外交有建树，内政稍缓和，和平统一工作已经有所推进，中共不仅调整了宣传，采取了具体措施，还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信息，并且也确实开始引起了对方的回应。因此，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工作，在这时已经上路起步，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开端。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说，“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文革”勾起了旧仇，增加了两岸统一的难度，而这十年却酝酿了新机，为和平统一祖国铺设了道路。

国共两党几十年聚散亲仇的历史，如同奔腾浩荡的长江大河，或恬恬徐缓，或惊涛拍岸，“文革”十年便是几处急流险滩中的一段，且将是最后的一段，从六十年代初的“亦战亦和”，到1979年以后的“松动缓和”，中间经过“不战不和到和与拒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历史在这里拐弯。今天坚冰已经打破，不通邮而通信、不通航而通行、不通商而通货的准三通渠道已经开通，汪辜会谈的准官方接触也已实现，尤其是去年台湾当局“宪政改革”，从“宪法”上结束了两岸敌对状态，使两岸关系能够开始在良性的基础上发展。不过，随之而来，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台湾化色彩也日益明显，所谓“台湾优先论”“命运共同体论”，增加了两岸关系发展中的复杂变数。现在，台湾当局实际上采取的是拖中待变、拖中待援战术，以为这样首先可以暂时避免与民进党的“统独”之争；其次可以维持国际间的平衡，台湾维持现状，日本与美国都无须烦恼，中共也不会即刻有动作；再次就国民党内部问题而言，维持现状也是一种解决办法。然而，统一祖国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共同的迫切愿望，台湾当局三心二意，心不在焉，长此以往必成众矢之的，为全民唾之，“十四”大后的国民党发生分裂即是警号。而且，世界经济在向集团化、区域化发展，台湾不可能游离于外，随着两岸经济日益胶着钳住，同胞血浓于水毕竟难解难分，加上港澳回归祖国的迫近，台湾当局怎一个“拖”字了得？台湾当局反对“一国两制”方针，而今强调“对等政治实体”“阶段性两个中国”，多年来最大的顾虑、最大的心结在害怕沦为地方政权，吃亏不惠。历次合作，中共皆登高而呼，为民族大义委曲求全，国民党则总是囿于一己私利不能自拔，实国民党不慧也。中共领导人一再表明，只要到谈判桌上来，除了独立，什么都可讨论。究竟哪些可以讨论，这是中共的底牌，当然不会轻易示人。既然和谈统一，总会谈到双方都能满意的程度才会统一，到时双方拥有一个名字，在同一面旗帜下，唱着同一首歌，也就不会存在什么“政权矮化”“吃亏不惠”的问题。

东亚开化中华早。

我国是亚洲第一个迎接共和黎明的国家。本世纪初，孙中山率先在中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国，可是很快帝制复辟，军阀割据；蒋介石的第二共和国，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致外敌入侵，四分五裂；只有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遗憾的是，台湾却孤悬东南一隅。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都意识到下一个世纪是亚洲人的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确，谁能说中国不会在下一个世纪伊始又创造一个世界第一呢？这里的太阳最早升起，这里的文明最早出现，这里的土地养育最多的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二十一世纪的第一轮朝日就是我们共和国“一国两制”统一复兴的曙光。

注释：

1参考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P106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外交部分）》，新华出版社，1982年6月。

2参考约翰·埃里希曼《中美建交前一段鲜为人知的秘闻——周恩来指挥中国特工‘策反’尼克松内幕》，吴江雄编《内幕追踪看中国看世界Ａ卷》P4，湖南地图出版社，1993年9月。

3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P183，人民出版社。

4《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P46，（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5参考陈贵斌编著《把握历史趋势的伟人（下）》P1374，辽宁出版社，1992年；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港）全时出版社，1989年。

6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中美关系面面观》P45-46，（港）七十年代月刊编印，1971年。

7见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7。

8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同上，P173。

9陈敦德《国共未能实现的第三次握手》，见《港台信息报》，1993年6月15日。

10陈敦德《归根——李宗仁与毛泽东周恩来握手》P149、151，解放军出版社。

11（台）《中央日报》，1967年1月2日。

12转引自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P1009-1010。

13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4。

14见《人民日报》，1969年9月1日。

15（台）《中央日报》，1967年1月14日。

16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年文化艺术部分》。

17见蔡政文、林嘉诚《台海两岸政治关系》P22，（台）“国家”政策研究中心，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989年。

18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3。

19《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P86。

20汪兆华《中共对台统战战略之研究》P51，（台）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

21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55，（港）盘古出版社，1975年。

22（台）《中央日报》，1971年11月8日。

23（台）《中央日报》，1971年11月10日。

24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P157，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25《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1，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

26转引自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36-137，同上。

27参见蔡政文、林嘉诚《台海两岸政治关系》P19-20。

28陈敦德《国共未能实现的第三次握手》，见《港台信息报》，1993年6月15日。

29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55， 同上。

30台湾“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剪报资料《两个中国》P108，（台）天一出版社。

31美国《纽约日报》助理总编西摩·托平《周恩来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面面观》P21。

32台湾“国防”研究院图书馆剪报资料《两个中国》P108，（台）天一出版社。

33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82。

34美国《纽约日报》新闻社发《周恩来与赖斯顿的对谈（全文）》，同上，P44。

35同上，P37。

36《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74。

37参见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台湾四十年史》，P196-197，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

38（台）谢传圣《大阴谋：共匪统战颠覆实录》，P57。

39台湾问题研究会编《台湾——过去、现在与将来》P145，同上。

40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P144，同上；《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1970年、1971年）。

41《人民日报》1971年5月1日、17日、26日，6月20日。

42参见陈泽华《对立中的共识——论国共两党共同维护我国南沙群岛主权的斗争》，《国共关系研究》P499-501，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43《1949-1966中共对台作战》P67，西安出版社，1993年10月。

44见陈敦德《毛泽东和尼克松中美建交揭秘》P206。

45同上P273。

46《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茹回忆录（全译本）》P279，团结出版社；《蒋介石婚姻纪实》P252，东南大学出版社。

47美国《纽约日报》助理总编西摩·托平《周恩来谈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面面观》P21。

48《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三）》P582。

49参见熊志勇《艰难的选择——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台关系的影响》，同上，P178-179。

参考文献

一、 报纸：

1.《人民日报》1955、1957、1958、1962、1965——1979。

2.台湾《中央日报》1966——1976。

二、资料：

1.《红旗》杂志1966——1976。

2.《中共党史参考资料1966年——1977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印，1980年6月。

3.（台）《中国国民党五十年大事年表（二）（三）》，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本。

4.（台）《革命文献（第70卷、71卷）》，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复印本。

三、著作：

1.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关系通史》

2.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李仁、李松林主编《台湾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宋春、于文藻主编《中国国民党四十年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1月。

5.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四十年的回顾与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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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良志、王顺生《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9.张铁男、宋春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历史与现状研究——全国第四届国共关系史研讨会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10.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所三局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文献和资料丛书——五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11.《新编中国现代史（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12.茅家琦主编《台湾30年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13.李松林、齐福麟、许小军、张桂兰编《中国国民党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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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港）齐辛《六十年代的回顾》，七十年代杂志社。

18.《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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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蔡政文、林嘉诚《台湾两岸政治关系》，（台）“国家”政策研究资料中心，财团法人张荣发基金会，1989年。

21.《中共对台政策与民进党看法》，（台）风云丛书138。

22.张鼎昌《中国大陆研究丛书 战后中共‘和平民主统一战线’》，（台）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

23.翟文伯、魏萼主编《中国：和平统一的道路？》，（台）前景出版社印行，1990年。

附记：

对于和平统一祖国大业的影响，“文革”十年的海峡两岸关系比起历史上的几次内战，更容易被人们提及，然而学术界却少有人提及。人有问余者，亦多作诧然状。可是，绕过了这一关键时期，无论是从总结经验还是从总结教训讲，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基于以上原因思考，于是有了本文的选题。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以详实的史料、实事求是的评论和体例上的尽可能不落窠臼来弥补理论上的贫血，无奈水平有限，不能慰藉前辈师长辛勤培育和期待之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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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堂”里读书，在“地狱”里求学，我身后有一座山，一座山，一座山……

   胡争上

          1993年12月7日于求是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