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现代中国是“制度创新”的典范_风闻

           哈佛大学博士、香港大学《国之基金》经济学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特聘教授  、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研究员、三家国际国内主要学术期刊的联合主编、《中国改革》首席经济学家许成钢，曾就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发表看法说：【相比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

      据许成钢先生说，【世界上所有能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创新的首位一定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强制推行技术创新而不管制度条件，意味着忽略创新中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

        如果他这里说的，是现代中国的情况，好像是符合事实的：现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确实是伴随着古今中外都没有过的【制度创新】现象——既不是古代的传统制度；也不是上世纪中叶的前苏联制度；也不是现代其他国家尤其是被人们当做“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制度，而是依照生产力与经济发展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加以改进的独特制度。

        可是许成钢先生说的【制度创新】并不是说的这个，而是说的必须按照西方国家的制度改造中国的制度。

        这从他【用市场制度代替计划经济，解散人民公社，开放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允许民营经济大发展，取代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等等。这些“创新”的制度使资源得以大规模地优化重组，大大地减少了落后制度带来的浪费和低效。从制度层面看，相比改革前的制度，如今中国的制度与发达国家的制度更为相近。】的言论来看，很明确。

        为了证明这就是【制度创新】，他还要进一步解释说，【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创新”的制度可能并不新。但从中国自身来看，从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的角度来看，与其他转轨国家相比而言，中国的制度改革能走到这一步的过程、走法，都是创新。】

        可是这里有两个问题解释不通：

        1、创新，顾名思义，应该是创造新的事物；如果只是沿用已有的东西，即使是用相对新的东西代替旧的东西，也应该被称为是“更新”而不应该被叫做“创新”。比如中国采用国际上的先进科技手段改造生产力，就应该被叫做“科技更新”，而不应该被称为“科技创新”。因为这个科技事物已经存在，需要的是拿过来，而不需要你的创造了。

        2、就算把别人的“先进制度”拿过来也可以被叫做【制度创新】，那也应该是拿别人获得了成功的制度过来，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才符合【制度创新】的含义。可是我们知道的是，实行西方那套制度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社会与经济成长速度很快的；

        不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西方国家那套制度以后，没看见一个发展比中国好的；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了他们现在的制度以后，也再也不曾有过快速发展的现象。

        尽管为这套制度辩护的人们可以解释说，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放慢的原因，是经济成长阶段规律决定的，不能证明这套制度就是不好的，但是在这套制度下确实没有比中国发展更快的国家，是没有疑议的。

        如果【制度创新】并不以社会与经济发展更快为目的，也不见得会产生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那我们要了这样的【制度创新】有什么意义呢？

        再从人类的历史事实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来都是先有了技术创新，实现了生产力进步，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稀缺性降低以后，才有了新的相对自由的制度出现——原始社会里，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导致生产力的进步，人类是走不出原始社会状态的。

        这个事实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逻辑是完全相符合的。

        事实上，现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进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改革开放前通过集中社会资源进行生产力建设，实现生产力的进步是密不可分的。印度因为没有在他们的计划经济时期做好生产力进步的工作，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远不如中国，就是明显的例证。

        而菲律宾这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亚洲第二经济繁荣国，之所以如今会成为亚洲穷国，原因不在于他没有实行西方国家的那套制度，而在于他的生产力进步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生产力进步停滞的原因，就是因为技术创新——准确的说应该是科技更新——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果。

        当然，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中的这个逻辑来分析，也可以说，菲律宾与印度正是因为实行了西方的制度，才使得科技进步速度缓慢，从而生产力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没办法快速起来。而中国恰好是真正成功进行了【制度创新】，才有了现代中国这几十年的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所以，我倒也并不反对许成钢先生说的【相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对中国更重要】这个命题。只不过，他的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他提出命题的动机上，是违背客观事实与逻辑要求的，也就是错误的。

        许成钢先生应该明白的是：现代中国才是当今世上“制度创新”的成功典范：中国的制度是古今中外唯一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速度也是古今中外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

        许成钢先生当然不会同意，他说了：【今天，中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其中尚待改革的落后制度是造成问题的根源。不改革这些制度，以行政方式大规模推动创新，不仅不会如愿以偿，而且可能导致很高的风险】。

         可是，今天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不是中国，而是其他尤其是西方国家。因为;

        1、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依然是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时期也难以达到的速度；

        2、今天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原因，主要的不在内部，而在于外部市场的萎缩；

        3、外部市场萎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的经济萎靡，导致市场有效需求不足；

        4、西方国家经济萎靡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产力进步停滞，从而导致经济竞争能力下降；

        5、生产力进步停滞的原因就在于技术创新的停滞；

        6、要解决西方国家经济与生产力进步的问题，需要的正好是【制度创新】，而西方国家没有办法做到。

        综上所述，从现象上分析，一直在根据生产力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进行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造的中国，目前困难的原因在外部的市场环境。当然要应付外部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中国能够做的，依然只有通过自身改造，以适应新环境的要求。而真正迫切需要进行【制度创新】的国家，恰好更应该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其中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

         凡是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不满的人，都要求中国按照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制度进行体制改造。一些学者们还将这个要求美其名曰“制度创新”。

        我在上面的分析中，用事实与逻辑证明了，“制度创新”不应该以已经存在了的西方国家那套制度为改造目标。别说西方国家那套制度实行的效果不好，就是那套制度实行的效果好，我们按照他的模式改造，也不能叫“制度创新”。充其量可以叫“制度更新”。

        下面再进一步分析，“制度创新”必须以打破意识形态禁锢为前提：

        社会制度是根据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建立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是在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则是从他的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出发，按照边际效用原理，对于世界的主观判断的结果。从宏观上分析，社会总体价值观的变化，决定于生产力的变化。

        也就是说，社会制度的形成，说到底决定于生产力的状况。当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的时候，任何人类群体都只好在原始社会状态下生活。在那样的生产力水平环境下，人们不可能有经济社会才有的财富观念。因为在那样的环境下，只有将资源进行平均分配，才能够尽可能避免人口的减少。而人口的增长是那个时期部落间竞争的根本手段。

        但是制度对与生产力进步的反作用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这几十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伴随的就是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对经济与社会制度的不断改造。在这个改造过程中，不断地冲破原有意识形态的禁锢，是中国进行“制度创新”的必须条件。

        即使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也是与前苏联的意识形态要求不一致的。在社会资源管理上的地方分权制，以及农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的自留地形式，都是中国在那个时代不唯意识形态，根据实际情况需要，进行对制度进行必要改造的表现。尽管那个时候中国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现象极为严重。

        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白猫黑猫口号的提出，给了人们彻底摒弃意识形态禁锢，一切从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对经济与社会体制进行“制度创新”的最大精神振奋。

        顺带说说，即使是“文化大革命”，也是冲破前苏联意识形态禁锢的一种社会形式。尽管人们都看到了这个形式造成的严重负面后果，这个行为的同样极为明显正面作用，却没有被多少人认识到。

       简单地说， 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就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美国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曾任克林顿第二届政府的远东助理国务卿，亦即美国政府的亚洲事务最高官员。在她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中指出，中国改革和苏联改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中国的改革事实上是在解放初期奠定的“分权化”的轨道上进行的，而这是苏联无法仿效的。

        她认为：【“大跃进”和“文革”确实对当时的中国造成了破坏，但这种破坏同时是“创造性破坏”，就是破坏了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创造了中国经济体制不是中央高度集权，而是高度“地方分权“的经济结构。】

        她没有看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不但是冲破前苏联意识形态禁锢的行为，更是对传统官僚权力结构的重新洗牌，为继任者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了一个比较轻松的权力环境。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最关键因素。否则是不可能喊出白猫黑猫口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推出三个世界理论，放弃原有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展了初步的接触与合作，为后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解除封锁开放市场做好了铺垫，也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一靠生产力进步；二靠市场有效需求扩大。没有外部市场的扩大，经济是发展不起来的。

      中国社会至今依然在理论领域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但是在制度操作过程中，却不断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拿来使用，也就是说，中国在制度操作层面，一直在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这就是中国“制度创新”能够不断获得成功的原因。

        可是今天的西方国家在面临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长时期严重停滞局面的时候，仍然在坚持他们的“普世价值”观念，无法冲破既有意识形态的禁锢，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制度没办法得到实质性的改造。不但如此，他们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者们，还在企图把这个意识形态，变成禁锢中国人民的思维的枷锁。

        一方面，自己的思想被特定的意识形态禁锢住了而不自知，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按照他们被意识形态禁锢住了的思维方式进行“制度创新”。这就是中国一大批公共知识分子们的思维误区所在。社会如果被他们的错误忽悠了，“制度创新”就会成为欺骗人的口号，与导致社会倒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