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风险就在公知们的嘴上_风闻

        读到一篇名叫胡伟俊的人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国风险之辩：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感觉是一个对经济原理完全不懂的人写的东西。

        上网查了一下，此人很有来头：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2013年加入麦格理，之前在美林证券和中金公司担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北京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博士。这样我就理解他为什么胡说八道了。        胡伟俊说，【为什么中国没有如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危机】？【这是由中国经济最本质的两个特点，也就是转轨和发展所决定的。转轨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发展是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        可是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导致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等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危机的历史来看，【发展是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国家】这个特点，并没有导致这些国家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于是，导致中国【没有如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危机】的特点，就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了。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虽然没有金融危机的发生，却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长期缓慢。因此从原来的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是必须的过程。

        这一点各方都没有异议。问题在于这个转轨过程是应该更快，还是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要求，适度把握进度？从胡伟俊的这个分析来看，逻辑上应该是越慢越好。

        因为，正是因为处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所以，中国在持续数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不断地避免了【如很多人所预测的那样出现危机】，这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应该期望的结果吗？

        可是胡伟俊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尽管如此，防范金融风险，还是需要将其放在转轨这个大背景下看。计划经济的确不存在金融危机或者债务危机，但存在巨大的资源错配，这也是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原因。不能因为出现金融市场化导致风险上升，就否定市场化的方向。】

        也就是说，防范金融风险不应该在保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又能避免金融风险的模式下进行！因为本来就既可以保持经济快速发展，又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模式下，防范金融风险就没意义了，就是应该在既不能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又很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的模式下，防范金融风险才是难得的奇迹现象。

        这话说得虽然令人莫测高深，根据常识，我却看出了几个错误在里面：

        1、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并不是因为【巨大的资源错配】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而是因为外部对中国的市场封锁，导致中国的生产力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那个年代里，中国面临严重的外部市场封锁，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能通过向外部市场出售，获得高于在国内所能得到的价值补偿，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

        如果那时候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错配】，中国就不可能在那个时代里实现快速的生产力进步。而没有在那个时代里的生产力进步，后来的改革开放环境下，经济增长的速度也不会这么快。曾经接受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印度，在实行了市场体制改革以后，经济发展就明显不如中国，原因就在于过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错配】，导致生产力进步缓慢。

        2、胡伟俊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错误的。什么是市场经济？人们一般都把通过市场交易实现财富目的的活动当做了市场经济。其实市场是一般性经济形式的必然内在要素。最原始的经济就是从市场交易开始的。如果把凡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的经济活动都叫做市场经济，那么就不存在非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了。

        市场经济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到具有远洋航行能力以后才出现的经济形态。它的特点是以市场的显著扩张为条件，实现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大。具体的说，就是从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时代开始。当殖民主义时代终结以后，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的市场扩大，就不再能够通过殖民手段实现，而只能以科技进步为手段来实现了。

        在西方国家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他们的经济构成中，也有着巨大的国企内容，市场上的经济行为中也有着较强的政府计划色彩。并且自从他们实行国企私有化，同时政府的计划能力被削弱到不足以有效调节市场以后，他们的经济增长就再没有快速过，金融危机也就越来越难以避免了。

        不知道胡伟俊是以为西方国家在经济快速成长时期不是市场经济呢，还是以为除了西方国家以外，其他的国家就不应该有快速增长的市场经济现象？我看，除了无知以外，就只能是后者，尤其是对中国的特别歧视了。

        我的这个结论，从胡伟俊这段话中得到了证明：【长期来看，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转轨风险甚至要大于金融风险。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故事，简单的说就是转轨带来资源配置的改善。而中国最大的风险，正是资源配置改善出现停滞甚至恶化，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滑。】

        从上面他说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几十年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人们普遍预期的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仍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从而逻辑上可以得出结论，这个转轨时期越长越好，他却在要求中国宁可冒金融风险，也要尽快完成转轨过程来看，只能说明他在希望中国早日进入经济增长低迷、金融风险严重的阶段。这就是对中国的特别歧视！

        至于所谓【中国最大的风险，正是资源配置改善出现停滞甚至恶化，从而导致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完全是一派胡说。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1、生产力进步；

        2、市场有效需求增加。

        今天中国的生产力进步速度很快，所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依然以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增长时期，也很难达到的速度增长着。

        而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相对于自身过去增长速度的下滑，则分明是以西方国家经济萎靡为主要原因，导致了世界市场有效需求萎缩的结果。如果一定要找出【资源错配】的国家，不应该从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中国的国家里面去找，反而要认定经济增长良好的中国【资源错配】吗？

        其实，用“资源错配”的命题批判中国经济现象，就是一种幼稚的思维结果。

        按照“资源错配”的命题， 经济活动可以解释为“通过合理高效配置资源，实现财富效应的行为”。因此，凡是经济活动的财富效应不好，都可以被理解、或者批判为“资源错配”的结果：

        某人因为各种原因，只会把自己的钱存在银行里，而没有把它们用于各种投资活动，于是财富增值缓慢，当然是“资源错配”的结果；

        某人看到了这个结果，决定纠正“资源错配”现象，把钱拿去投资股票，结果亏损严重，当然还是“资源错配”的结果——他要是买对了股票，或者在适当的时候，把股票与货币进行了正确的转换，就发财了。

        我在股市上也赚了点钱，可是我每天都在犯着“资源错配”的错误。如果没有这些错误，我现在应该是亿万富翁了。

        由此可见，“资源错配”其实是经济活动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对于规律性现象，人们要做的不是批判它，而是努力去适应它。争取在别人或者国家的“资源错配”中，实现自己的财富目的。

        有人可能会说，批判“资源错配”是从宏观角度对于经济的分析结果，要求国家不要重复“资源错配”行为。

        可是，国家有特别的“资源错配”么？是的，现在人们可以举出大量的事例，证明中国的“资源错配”导致了中国经济目前的种种弊端。可是过去中国不就是在这样的资源配置环境下，实现了经济的超高速发展的吗？

        当孩子小的时候，给他们配置的衣帽鞋袜都会比较小。他们渐渐长大了，原来的衣帽鞋袜就不合适了，这能说是“资源错配”吗？

        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发展，是从农业社会快速工业化的同时，直接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在这个过程中，低水平经济模式与高水平经济模式同时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而且由于变化极快，昨天还很有财富效应的资源配置，今天就可能过时了。

        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出现被人们诟病为“资源错配”的现象就更加不可避免。对于这样的现象，批判是容易的，要确定如何才能避免，却是很困难的。

        比如做股票的人就会体会很深：自己决定的操作常常失误，于是去听专家的指导。专家也会头头是道地指出，你的操作是如何地错配了资源。可是你按他的资源配置方式操作了，一样的会亏损——否则这股市上赚钱的人就不会是少数，而是大多数了。

        而且如果专家按照自己的资源配置模式就能够赚钱的话，我猜他也不会去当指导别人发财的专家了——自己当了亿万富翁，再告诉别人是怎么成功的，不是更有效也更有趣？

        我说这些话，不是说不要避免“资源错配”，而是说，“资源错配”与财富效应的丧失其实是一回事：财富效应之所以不好，就是因为“资源错配”了；“资源错配”了，财富效应一定不好。

        就像某人行为失败了，他自己当然知道是做错了事，这时候你告诉他，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做错了事，有用吗？他需要的是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做错了事。同样的，经济活动中的财富效应不好，需要知道的是如何避免“资源错配”，而不是被告知“资源错配”了。

        当然这些人会说了，“我们不是说了资源应该如何配置了吗？”

        问题在于，资源配置不应该是经济活动者根据价格指向进行的行为吗？原来是应该按照你们的要求进行配置的？更重要的是，确定你们的配置模式一定正确吗？如果确定，那么在逻辑上，就有一种既定的模式是必须遵循的了。而按照既定的模式就是要按计划了，计划经济就应该是正确的模式了，不是吗？

        对了，指责经济困难的原因在于“资源错配”，其实是计划经济思维的结果。

        最后，胡伟俊提出的防止中国金融风险的办法，就是以西方国家现有模式为标准的“改革”。而事实上就是西方国家在他们的现有模式下，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金融风险越来越严重——可别忘了到目前为止，爆发过金融风险的国家中一直没有中国。

        于是逻辑上，胡俊伟的意思，就是要中国用不断加深金融风险的方式，防止金融危机。

        这其实不仅仅是胡伟俊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大多数公知们的共同观点。如果中国按照他们的观点治理经济，风险爆发的时机就不远了。所以我说，中国经济中最大的风险就在公知们的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