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提出者：1978年，我第一次来到上海_风闻

【2017年底，国务院批复《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并正式对外公布，据此规划，上海将在2035年基本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借此，2018年4月1日，“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理论前沿与上海实践”研讨会在上海中心举行。

会议邀请到了“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萨斯基娅·萨森女士，以及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全球城市：演化原理与上海2050》一书的作者、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周振华教授等出席并演讲。

本篇为萨斯基娅·萨森女士在现场的演讲。我们将陆续选刊会议内容，敬请关注。】

视频/观察者网 刘富东

萨斯基娅·萨森：

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第一次来中国，应该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今天，我们看到了上海的目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当全球化时代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城市会成为主要的驱动元素。

说到全球化，其实全球的概念可能在部分中得以呈现，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方面都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城市也可以是“全球城市”，所以很多东西都可以定义为全球性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谈论城市的时候，人们会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却又不完整的系统。但是在这种复杂和不完整当中，城市有能力不断学习和吸纳，最终发展成为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你往往不知道最后它会变成什么样。

而且非常有趣的一点是，与30年前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而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又体现在城市的变化当中。我们刚才谈到了不平等性，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城市，所以当然也没有完美的全球城市。我相信上海会是一个优秀的全球城市，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平等的重要性。平等与公平是不一样的，公平很多时候难以实现，在复杂的城市当中更是如此。

但城市之中可以做到相对平等，我目前在从事的研究方向就与城市当中的道德有关。因为按照定义，其实城市之间有很多突出的差异，这使得城市成为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空间。这里的道德并非美丽的道德文章，如一些有关伦理的书中所描写的那般。

基本来说，当在城市空间这个维度上讨论问题时，伦理被认为是一种完美的东西，但实际上没有城市是完美的，尤其是在不平等方面。所以真正的挑战在于，我们如何使得城市当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自己的生命、希望与作用，这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平等的问题。

我第一次来上海还是好几十年前，那是在1978年，许多人可能那时候还没有出生吧。那时的上海与现在相比真是非常不同，我永远都忘不掉，当我来到一些社区时——不是外滩，而是社区——晚上根本没有路灯，唯一的灯光来自一个家庭打开的屋门。在那样的社区里行走时，我体验到完全不同的感受。

所以现在再回到全球城市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我们学者而言，在谈及全球城市时，我们非常关心“中介化”问题。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以西方为例，虽然我知道其实西方和中国是非常不一样的——什么叫做中介化呢？当全球化已经发生的时候，不仅是中央政府，城市更是占据了主导作用。为什么是城市唱主角呢？例如，在美国或欧洲的某个国家，一些大型公司已经有悠久的历史，当全球化来临时，他们发现不能自己完成所有的工作。

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全球城市最重要的核心逻辑就是中介化。在全球化之前，大型公司自己做所有的事情，他们自有最普通的工人和最高档的白领。但是全球时代来临时，即使最强大的公司，也意识到光靠自己是不够的，因为需要繁多而复杂的知识，因此中介化以及中介产业出现了。如果一家大公司想在70个国家运作，它就不可能所有事情都由自己完成。它可能需要50个蒙古的会计师，20个阿根廷的律师，所以全球城市的功能就出现了。

我要强调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很多全球城市其实并不富裕。纽约已经快破产了，伦敦也破产了，巴黎非常贫困。所以全球功能其实是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时间窗出现的，由此产生了双重需求：一方面这些城市想要更加全球化，同时它们又希望有一系列的收入。

不管是在上海还是在北京，有一群各国的专业化人士能够处理任何知识，比如你可以购买15个小时的蒙古会计师服务或25小时的阿根廷投行的服务，这样的服务能力（对城市而言）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现在有一大批企业必须要出现，这样才能达成这个目标。我知道这一切是要付出代价的，一些行业会消失，另一些行业会变得非常富裕。在美国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的，伦敦、东京也是如此。

我之所以提到上面三个城市，是因为我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我需要研究多个不同的经济产业，探究它们如何出现。在这样的实证研究当中，伦敦、东京和纽约浮现出来。因为我在洛杉矶和纽约工作，在采用这种研究方法之后，我发现我应该去一下日本——我从来没去过东京，我还要去一下伦敦。这个方法强迫我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些城市，我并非总是处于舒适的环境当中。

​所以我非常高兴听到你们提到了这些重要的词，包括“主要的挑战”。有一些城市在应对挑战时表现得更加优秀，而纽约可以说表现得最糟糕。我现在不想评价目前的总统——其实我这个评价好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体现了美国政府处理挑战的方法。

不管是在任何公共领域，作为一位美国公民我都非常不满（当然，我感激美国非常优秀的大学），但我必须要说，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不同的城市在应对挑战时表现出来的差异，这体现了它们在全球功能定位上的不同

全球城市的功能其实只是城市功能的一部分，我相信对于上海而言也是如此。在全球城市当中依旧会有一些本地化的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在内——所有的城市都需要基础设施。再延伸下来，就是20年、30年前，全球化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期望国家是领导者。中国当然有着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是其他大部分国家还是由城市自己来引领全球化的进展。

至于挑战方面，我觉得不只是中国，全世界的城市都面临一个挑战：全球城市带来的结果之一是所有人都渴望城市中那些美丽的大楼。如果把全世界前100个城市的大楼（的价值）加在一起，虽然它们只是全部建筑物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的价值已经达到了250万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国家GDP的总和。这些大楼在金融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

现在，在纽约和伦敦，这种“漂亮大楼”已经开始被闲置。换句话说，资产抵押债券出现了，整幢楼变成了一个金融资产标的，它可以一天之内忽然间被卖掉，变成空楼，然而作为空楼它却依旧有很高的价值。

这是一种新的现象，我中国可能有面临这种情况的风险，一些国家甚至非洲国家也同样如此。好在，这个现象如今尚未在中国发生，这非常值得称道。我每次来中国都会做一个客观的研究者，而非抱有浪漫情怀，（因此我觉得）在这点上必须要重视、警觉。

其实有些方面中国比美国应对得好得多。全球化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当全球化进入一个国家特别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时候，好的政府可以让这股力量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很好地应对、抓住这些力量的话，它反倒会起到负作用。作为感激美国大学的美国公民，我这么说不是在批判整个体系，但是包括纽约、伦敦在内的许多城市都面临着这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在国家意义上看待城市的话，不存在一切完美的情况。因为我是荷兰人，荷兰人天生就不浪漫，所以我一直想提醒大家重视的就是，政府必须客观看待（全球城市），因为其风险也很高。全球城市的确一方面创造了财富的集聚，但财富的聚集往往也是风险之所在，在社会公平、社会运作等方面都是如此。

最后，我个人喜欢全球城市的一个方面是，就算是穷人——尤其是一些艺术家——依旧可以处在全球网络当中，他们得以进入到一个开放的世界，却不需要有很多钱。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非常好。我非常尊重在上海所进行的各项事业，我看到上海非常重视这方面的发展。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根据现场速记稿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