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四》看人的自由与主体性_风闻

《一九八四》[1]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于1949年出版的政治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是一名在真理部记录司从事篡改历史工作的一名外围党员[2]。在工作中，主人公日益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Big Brother）[3]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了感情，在爱人的感染和实际工作中，主人公逐渐对“老大哥”的统治产生了怀疑，并且参加了反对“老大哥”的秘密组织，但是温斯顿经过友爱部的清洗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受了疯狂的摧残，最终不得不臣服于“老大哥”，并且成为了“老大哥”的忠实信徒[4]。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动荡而迷茫的一个世纪。1928年的经济危机、崛起的社会主义、强悍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不断涌动的新思潮，都冲击着人们的生活家园和精神世界，这是思想颠覆的一个世纪，新的政权形态、新的经济形势、新的思想潮流，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改变是巨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自由”的反思和对“主体性”的探寻，成为这个世纪的实际问题。而二战前后的社会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引发了人们的新一轮思考，在这个背景下，奥威尔以“科幻小说”的形式流露了自己对于人类命运的担忧和思考。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一个集权式的环境下，人的境况是怎样的？人们又该如何去追求人的尊严？

哲学[5]领域中的“主体性”是什么呢？通俗地说：是作为有意识主体的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和地位，就是人能够将自身从对象化的世界中分离出来，然后能动地去反映世界，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主客分离，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

主体性的关键在于，人要能够把“自己”和“环境”分离开来。在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6]。这种相对主义的言论表明，在古希腊时期，就哲学而言，真正的主客二分并没有实现。而到了西方近代哲学时期，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7]，笛卡尔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把我和对象化的世界区分开[8]，自我可以通过认识去理解世界，而怀疑和反思则让人真正成为“主体自我”。到了德国古典主义时期，康德的先验论思想[9]再一次发展了“主体性”思想，用普遍理性代替个人理性，强化人的主体性。再到后面的黑格尔、叔本华以及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都在发展和弘扬主体性思想[10]，目的就在于追索人的存在、人何以存在，以及人存在的尊严[11]。

在拉丁语中“主体”的词源是subjectum，在英语中，它是subject，意味“在前面的事物”“主观”“隶属于”[12]。主体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自发，就是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具有天赋的自然本能，即人有自我的需要、欲望和诉求[13]。而这些“受想行识”的主词（动作发出者）是人，所以我们称之为“人的主体性”；另外一个方面，主体意味着自觉，通俗地说，就是在“我”在“我生活的世界中”，我有分析、判断和选择的能动能力，能够做出克服我自然本能或者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是一种思想和行为层面上的“理性的自由”。

我们从《一九八四》发轫，如果将焦点集中于新闻出版和言论自由领域，我们就不难看出作者的深意。温斯顿在真理部主要负责篡改历史和消除与旧历史有关的证据，作者通过温斯顿的这种行径来表现“老大哥”的独裁统治和极权主义社会的黑暗。真理部的工作是什么呢？思想专制。真理部负责的是宣传、文教和篡改历史，其实就是通过新闻和出版来改造或者说控制人们的思想，人们所接受的一切，都是真理部所设定好的，人没有真正认识事物的条件，自然就失去了正确认识事物的可能。而友爱部负责维持秩序、镇压和严刑拷打，通过国家机器，极大程度上为限制思想自由提供了暴力工具[14]。在“软硬兼备”的情况下，人沦为极权主义的奴隶，成为“没有思想的人”。

从这里折射出来的新闻出版和思想自由问题在于哪里呢？关键其实在于“在一个失去新闻和出版自由的环境中，人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即在专制的环境中，人的主体地位是否存在？又何以可能？

很明显，作者对此充满忧虑。当国家机器强行对人进行改造时，人很容易屈服于暴力的权威、专制文化的灌输、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而丢失自己的主体性。军国主义或者说法西斯主义的“优势”也正在于此：在社会生活中，与集体相比，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当强制力量通过暴力进行专制的时候，对于普通的个体来说，几乎没有选择：要么是绝对服从于政治权威，要么就是在主体性的苏醒和外部的暴力压迫之间挣扎。奥威尔笔下的裘莉亚就显示了这样一种命运：她将温斯顿的朴素的反抗意识（源于温斯顿心中本真具有的良善和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带领温斯顿发现和回归对生命和自然的审美感受力，让温斯顿成为一个有理性并且有“灵性”的人，但是面对专制极权的强行改造，温斯顿难免不能摆脱悲剧的命运。这种主体性的必然丧失，凸显了作者的忧虑所在，这也是人们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经济，以及集权主义政治和文化隐忧的体现。

依据前文中所说的，我们不难看出人们常识中思想所集中的焦点：人主体性的丧失是因为“不自由”。这一种思维的进路其实是在于，国家调控经济（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和集权政府通过自身的统治优势，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做出了统一的调配或者说命令，而这种命令建立在普遍的社会契约和国家机器之上，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政治和经济走入极权主义的道路，加强对人们思想文化的限制和控制，人们容易先后失去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沦为集体的附庸，丢掉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

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是“不自由”。

这样的思路，其实问题围绕的中心是人是有自由的，人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思考、发表言论、产生行为，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才是有主体性的人。

其实，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于“自由”这一概念本身其实包含了“不自由”的要素。通俗地来说，就是自由是有限度的，没有限度的自由不存在[15]。自由就是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约定的“可以”和立足于自身的“不”。

共同约定的“可以”指的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们通过共同契约（法律、道德）来限定人们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那些事情（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行为的边界）。如果宪法规定人有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那么这时的“自由”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社会契约共同约定人们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并且保障它。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

而“自由”的内核是立足于自身的“不”。这是在说什么呢？这是说，如果把人视为主体，视为有尊严和有理性的生物，人们可以自主作出判断和选择，拒绝做出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不屈服于权威，说出自己所知的真相，这是自由；拒绝别人的安排，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也是自由——依据理性和德性，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这才是几千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真正的自由。就好像和别人约好了可以出去玩，父母允许自己可以出去，这只是低层次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哪怕之前和朋友约好了共同出去，而现在我突然不想去了，我也不用担心种种事情，勉强自己或者捏造借口，可以直接说“不”，这才是人心中梦寐的东西。

主体性还是自由，说到底都是在追求人的尊严：“我”有我自己的想法、观点和立场，有我自己的需要、欲望和要求，我可以按照我的思想进行表达，我可以按照我的理念开始行为而不受束缚和限制。只有在这个层面，我才能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一种以“我”为主体的存在。而统御这一切的是理性，“我”是有理性的，而我可以，也应该遵循理性去做应该和正当的事情。

乔治·奥威尔将这个问题留给了自己，也留给了所有的读者。当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盛行，人该如何保持并且运用自己的理性呢？当暴力迫害了真理，麻木代替了思考，人又该何去何从？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所有民族去永远地思考。温斯顿在林间听见鸟鸣而感动，人们又有没有听见自己理性的声音呢？这不是集权政治或者计划经济的问题，因为在任何时代，这样的问题都同样重要。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让我们的社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性，追求自由，保持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勇敢地去捍卫自己的尊严，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这不仅仅是新闻和出版工作者的职责，也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使命。任重道远，举步维艰，但是势在必行。

[1] 本文选用译文出版社2011年，董乐山先生的译本。同时参考了《一九八四》，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2] 依照书中的故事情节，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占据：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它们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控制人们的行为，以领袖个人崇拜和镇压内外敌人维持社会的运转。而故事中主人公所在的大洋国的唯一执政党——英格兰社会主义，根据与党的关系把党员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和无产者/群众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和平部（军备和战争），友爱部（维持秩序）、真理部（思想统治）、富裕部（物质生产和分配）。同时它们有自己的统治语言：“新话”—Newspeak。

[3] 关于老大哥，有人认为这是在映射苏联。用这样的观点看，作者架构的社会应该是苏联极权主义下的“同盟国”，过于牵强。且苏联和“老大哥”的词汇关系是中国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笔者认为此说牵强。笔者赞同用BBC来解释Big Brother：其一，作者曾经有在BBC生活工作的经历；其二，主人公所处的工作单位正是负责思想改造和思想宣传的部分，与BBC这样的新闻单位有所呼应；其三，从语言学和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BBC和BB的映射更加符合小说背景置换的基本方法，即改变部分特征进行背景架构。“老大哥”在文中并没有真正出现，而在故事情节中，他是集权专制统治的“核心”，真理部是思想统治工作的具体落实者，因此这样的理解方法也是相对可取的。

[4] 上述文本部分摘编和整体自网络相关词条，特此说明。没有时间阅读《一九八四》原文的读者，推荐阅读维基百科的相关内容。

[5] 这里所指的“哲学”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即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狭义的哲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哲学”，故而本文中的哲学不包括中国的哲学或者中国哲学，也不包括“人生智慧”等通常被大众称之为哲学的东西。

[6] 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P54。商务印书馆1981年6月第1版。

[7] 参见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出版的笛卡尔的《谈谈方法》，2000年11月第1版，全称《谈谈正确引导理性在各门科学上寻找真理的方法》。

[8] ：《第一哲学沉思录》（下文又称作第一哲学沉思集，同义）在形而上学基础上为知识奠定基础。怀疑一切，但是“我在怀疑（我思）这件事情却不可怀疑。（避免哲学思维的无穷倒退）。这其中的“我”是一个精神活动，是一个实体存在，是一个理性活动。“我思”包括一切意识活动，是没有内容的纯粹活动，是反思的意识（对自己在进行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我思”和“我在”是同一个实体，“我思”是本质，“我在”是特殊属性，自我的全部本性就是思想。详情请参见商务印书馆《第一哲学沉思集》1986年6月第1版。

[9] 此处推荐阅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因为康德思想较为重要而且复杂，因此推荐蓝公武、邓晓芒和李秋零三位老师的翻译。对于哲学基础稍差的读者，推荐阅读邓晓芒的《<纯粹理性批判>句读》。

[10] 建议阅读赵海英《主体性：与历史同行》北京：首都大学出版社，2008。

[11] 推荐阅读周佩鑫《<1984>到<1Q84>-论人的主体性丧失与重建》。

[12] 转引自周佩鑫《<1984>到<1Q84>-论人的主体性丧失与重建》中的考据。但笔者并不同意周佩鑫在文中对于相关哲学概念的分析。故在此以脚注方式说明。

[13] “认识你自己”或者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发现”，其实就是立足于这个方面，在于从环境/社会的混沌中把人分离出来，以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理性的人，作为“主体”。

[14]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经过精神和肉体上强行地“改造”，主人公温斯顿被成为“老大哥”的信徒，不但没有怨恨，而且心中更加热爱“老大哥”就体现了这一点。

[15] 这是现代法律学的普遍观念。对于哲学来说，经验世界的很多东西一定是要有边界的，这样的东西才能为我们所把握和认识，因此对于经验领域来说，没有界限的东西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