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评传（九）：周恩来瞬间特写_风闻

周恩来的悲欢童年

在外谋生的父亲每月16元薪俸，只够他自己糊口，家里经济更加拮据。所幸的是，回到淮安以后，叔母八婶让他们住在自己的东屋，还主动承担其他们弟兄三人的起居饮食和洗衣缝补。平时，八婶给人家缝缝补补，纳纳鞋底，恩来则帮助八婶料理家务。手头窘迫时，他便奔走借债，或是将两个妈妈留下的一些遗物送进当铺典当。为了节省开支，八婶在后园里重点蚕豆瓜菜，他也常常帮助浇水、锄草。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了人间的贫富之分，从此他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有一天，周恩来不由自主地来到他原先读书的书房，推开书房门，坐在凳子上，看着满屋尘土，空着的书房静极了。他用过的书桌仍然放在原处，上面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他回忆起当初入学那天，吃糕分粽，又放鞭炮，万妈妈和陈妈妈都十分高兴，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后来，他每天都在这里读书、写字，表妹不认识的字都来问他。而现在，两个妈妈都去世了，爸爸远在他乡，生活都十分困难，书自然也念不成了。看到这些，他心里难过极了：“我什么时候才能念书呢？”细心的八婶发现他眼角的泪痕，问他：“你哭什么？想妈妈啦？”经不住八婶的再三追问，他只好老老实实地对八婶说：“我真想念书。”善良的八婶一听，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搂住他，两人都伤心地哭了。

——选自康之国编，《周恩来的青少年时代》第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

周恩来与戏剧家们的故事

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该剧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周恩来前来观看演出，给剧本提意见并作指导。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时，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抗日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周恩来都来看。他每次到剧场，都有邓颖超陪同，另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连他夫妇共六人。每次演出结束，他都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绝不“白看戏”。一次，唐槐秋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六张戏票，请他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

“戏票多少钱？”

田汉说：“这是槐秋请你看戏，他要我带给你的。”

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白看戏’呢？”

田汉只好说：“那票钱由我来付吧！”

周恩来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

结果，田汉拗不过他，还是收了他的六张票钱，才算了事。

——选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图书馆《周恩来人生纪实》第87页，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周恩来对于邓颖超的疼爱

（1925年）11月20日，邓颖超到了汕头。小别重逢，周恩来格外地高兴。只是他看到小超的脸色很不好，像生了一场重病似的，立即关心地问：

“小超，你怎么啦？生病了吗？怎么不写信告诉我？”

邓颖超不得不告诉周恩来，她怀孕以及偷偷打胎的经过。

难得发怒的周恩来勃然大怒，他责备邓颖超：

“你怎么会把生孩子和革命工作完全对立起来？！形而上学嘛！孩子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属于国家，属于社会。你有什么权利把他随随便便扼杀？而且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这完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嘛！身体是革命的资本，不专属于你自己，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必要时，我们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可是决不允许随随便便糟蹋自己的身体。你要怎么处理，也该来信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竟自作主张，这样轻率！”

邓颖超从来没有看到周恩来发这么大的火，她知道自己错了，不得不耐住性子，听他这一顿发落。她轻声说：

“我知道自己错了，是幼稚、轻率，还不行吗？以后我一定注意改正。”

——选自金凤著 ，《邓颖超传》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

心念同胞盼统一

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约见罗长青，谈对台湾工作的问题。他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对罗长青说：

“我请你来就是要想谈一下台湾的问题，对于过去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后会有期，你们做对台工作的人千万要记住，对于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一定要记住他，不要忘记他。”

周恩来谈着谈着，声音逐渐低落下去，眼睛也慢慢闭上了。

罗长青急忙劝他休息一会儿，可是他仍然顽强地挣扎起来，喝了几口水，又继续谈下去。他嘱咐罗长青，一定要设法关注张学良。

他还问道：“蒋介石死后，蒋经国会怎样？要深入细致地研究台湾问题。”

谈到这里，病魔再次折磨得周恩来说不出话来，他疲倦地闭上双眼。稍歇一会儿，他又强打精神对罗长青说：“我休息十分钟，你等一等，我们再继续谈。”

可是，这以后，周恩来就昏迷过去了。周恩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说的这番感人至深的话，离他辞世只有19天，而他仍然念念不忘台湾的老朋友，念念不忘祖国统一大业。

——选自刘武生 《周恩来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 第165-166页，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周恩来的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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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容止格言

周恩来在南开时期，一开始是在北楼上课，后来是去东楼上课。在东楼大门甬道的左侧，一大立镜上端的横匾上镌刻着南开学校创办人严范孙书写的“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南开学校的同学都难忘这格言对自己的教诲。

周恩来能够以合适的仪容和优雅的风度在各处奔走，和他小时候就接受到的教育是分不开。无论是对于周恩来的仪表，还是容止格言，中外友人都赞誉有加。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相会

周恩来和邓颖超第一次在一起工作，是在觉悟社成立以后。周恩来那时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邓颖超之前在阅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时候就给周恩来写信：“我是你的忠实读者。”署名“小超。”那时她才十五岁。然而周恩来并没有回信。但是革命的浪潮却让两个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岁月。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结合

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期，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在给自己的侄女讲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周恩来回忆说：“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邓颖超当时坐在旁边，打趣到：“我说呢，怎么到了欧洲你突然给我来信了，还提出这么个问题，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周恩来的孝心

周贻能在周恩来小时候就奔走他乡，为生计操劳。许多年后周贻能去世的时候周恩来却未能赶到，以至于“悲愤之极，抱恨终天”。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乳母的养育之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向淮安县委询问乳母一家的情况，询问是否还有后人在世。

周恩来敬爱师长

高敬之当年同与高盘之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教书，老先生对周恩来印象颇深，依然留着周恩来出任总理后写的一封亲笔信，字迹刚健：“……忆昔受教于盘之先生，获益匪浅，迄今尤甚感念……周恩来。”

周恩来的黄埔情缘

周恩来任职黄埔军校期间，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指战员。他们有的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成为人民的战士，也不乏有的将领一路追随蒋介石。杜聿明被俘后，见到周恩来时惭愧地说：“学生对不起老师，没有听老师的话。”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复他说：“这不怪你们，怪我这个当老师的没有教好”。两个黄埔人虽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浓浓的师生情，依然感人肺腑。在周恩来人生的各个时期，黄埔走出来的学生都对他感念有加。

历史性的握手

1972年2月，尼克松到达北京首都机场。

着陆以后，尼克松嘱咐包括基辛格在内的所有人员都停留在机舱内，以便让他和前来迎接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握手。这样就可以避免分散大家的注意力，让所有人注意到他和周恩来的那一次“历史性握手”。

原来在日内瓦会议上，词穷理屈的美国代表杜勒斯，没能从周恩来这里讨到一点好处。于是他勒令美国代表团：不准和中国代表握手，不准和中国代表团进行接触。杜勒斯的狭隘和周恩来的宽容两相对比，展现在世界人面前，美国外交也因此成为很多人的笑柄。美方一直想找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以至于1971年基辛格访华时，尤其注意了握手的礼节问题。

机智回应记者的刁难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不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