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比较三大名校，有个例子告诉你北大有多“乱”_风闻

从武汉理工大的陶崇园跳楼，到20年前北京大学的高岩自杀旧案被翻出，再加上年初的西安交大博士杨德宝自杀，有关高校导师制的话题一直被讨论，直到引发对高校教育体制的不断盘问。最近翻到前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的一段演讲实录，比较了北大、清华和人大三大名校的不同，读起来还蛮有意思。

说实话，这三所大学都是很多人向往的“圣地”，不过树大招风，难免一举一动都格外引人注意，前些日子清华的校庆电影《无问西东》不还引来一波讨（tao）论（fa）潮么？这次高岩的事情被重新翻出来，大家都在等着北大回复和处理，多少双眼睛盯着要给北大“挑刺”。只是这世界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大学，温老先生在这篇演讲里倒是诚恳，各家都批了批，有些内容也许有点过时，但从大学精神的角度讲，还是值得思考。

————————————————我是乖巧的昏割线——————————————————

温儒敏

我今天要讲“大学文化与大学传统”，是很大的题目，不妨大题小做，比较一下清华、北大和人大三个学校的不同校风。三个大学都在海淀区中关村一带，几乎毗邻而居，北大清华更是一墙之隔，可是彼此“性格”明显差异。我来妄加评论，也算是有些“条件”的，我和三所大学都有密切的关联。本人是人大的校友，1964年入学，1970年分配离校，在人大待了6年（那是大学本科五年制）。我的青春岁月是在人大度过的。从1978年到现在，我在北大先当研究生，然后留校当老师，迄今33年，是很地道的“北大人”了。而清华呢？也有关系。清华中文系建立之前，我被清华校方聘去教过两年的课，是面向全校的选修课。我还在清华南边的蓝旗营住了十年，买菜散步都去清华。我的导师王瑶先生，和导师的导师朱自清先生，原来都是清华的，我也等于是“师出”清华。我是人大的校友、北大的老师和清华的居民，对三所大学还是比较了解的。那么就说说自己的印象吧。

可以从校训说起。校训往往凝结了一个学校的历史，反映一个学校的文化背景和创建历程，体现一个学校的办学宗旨和精神追求。人大的校训是“实事求是”。这句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德传》，其中提到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句话因为毛泽东的引申，变为现代非常流行的成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说到“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求”就是研究。不凭主观想象，或一时热情，不凭书本，而是凭借客观存在的事实和详细的真实的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实事求是”已经成为我们党和国家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精神。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就是《求是》嘛。人大把“实事求是”作为校训，体现了一种办学的理想。人民大学的传统大致也可以说是追求 “实事求是”的。

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创办起来的学校，从延安大学、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到五十年代建立的人大，一直是党的“嫡系”学府，一个致力于培养干部的机构。现在的人大附中很有名，大家不一定知道，其前身是“工农干部补习学校”，高玉宝、郝建秀和当时很多有名的干部，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大学，有点类似党校，主要就是培训干部。我考大学的时候是1964年，报考的时候，招生简章中人大是放在北大前面的，位置很高。

人大是60年代初才开始招收应届毕业生的。人大办学，与社会、政治、党的需要紧密联系。在我上学时，人大最好的系就是党史系、马列哲学系、政治经济系、计统系、工业经济系、农业经济系等。人大的政治风气浓，当时每个星期都有政治报告，由一些部长和政要来讲，校园里时时刻刻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脉动，学生总是被被告诫不要脱离实际，不要忘记社会的责任，要关注现实、有责任感和务实精神。老实说，我的大学时期是很压抑的，动不动就要被批评个人主义，或者白专道路。后来文革爆发，全校分裂为“人大三红”和“新人大”两派，打得不亦乐乎。“派性”矛盾延续很长时间，直至人大复校之后。

说人大比较务实，是从好的方面讲，这确实也是人大的一个传统。现在对人大的办学传统好像很多微词，连毕业生也每每抱怨母校。大家不满，是这个学校过于“政治化”。现在处在“去政治化”的时代，对人大的传统就更加反感。大学办得很“政治化”固然不好，但政治是“去”不掉的，所谓“去”也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是要矫正以前过于政治化，以伸张个人空间。人大的确是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对它这个传统要分析地看。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处于冷战时代，那时候不仅中国非常政治化，美国也十分政治化，苏联也是非常政治化，整个世界政治上都很敏感。当时毛泽东、共产党虽然有“左”的错误，但也不能因此全盘颠覆历史。看人大的传统，也要用这样一种历史的观点客观地评价。我看到一些从人大毕业的学生，把人大的传统说得一钱不值，心里不是滋味。

人大有人大的特点，不要拿清华、北大做标准来衡量人大，每个大学各有千秋。幸亏三个大学都还有点个性，各自有所不同，如果都变成了北大或者清华，那会很糟糕；都变成人大，更是不可想象的。现在各个大学趋同的“平面化”现象似乎越来越严重，也令人忧虑。人大的校风倾向于务实。这所大学历来重视社会科学，重头戏是社会科学，它强调服务于政治斗争与经济建设。务实，是它的优势，当然，有时又可能趋向庸俗化。不仅是人大如此，当年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就是趋时，紧跟，要求步调一致，容不得独立思考。北大、清华在文革时期不也是紧跟？不也是出过“梁效”这样的政治打手？部分原因是时代使然，也有部分原因在于学校的风尚。一个大学跟时代跟得太紧，缺少必要的距离，也就缺少必要的培养自由思想的土壤，缺少独立性。这也是人大的遗憾吧。

​另外，作为文科大学，人大历来对社会科学特别是应用性的学科很重视，对人文学科就比较轻视，不太愿意在这些方面投入。以前语文系在人大是无足轻重的，历史系因为有党史，稍微受到重视，哲学系则几乎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这都显得比较偏狭。没有厚重的人文学科，整个文科包括社会科学也就难于支撑起来。好在这些年在纪宝成校长支持下，人文学科特别是传统学科得到发展。不可否认，关注社会，紧密联系社会，服务于时代，这是人大的一个特点，现在还是。“研究无禁区，发表有纪律”这话有矛盾，不让发表就等于禁止研究嘛。能不能开放一点，让人大这样的学校多做现实问题研究，也包括某些禁区研究，实事求是发现问题（包括有争议的敏感的问题），从内部提供相关决策部门参考。应当容许不同的声音，而不是舆论一律。人大有它的优势，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其他大学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它某些方面的缺陷。它过于趋时、过于紧跟，这对于一个大学人才的培养、科学研究，是有不良影响的。

再说说清华。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句话来自《周易》的乾坤两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乾坤代表天地，用这两句话来阐释符合天地的德行，用这句话来激励师生不断努力，奋发向上。用现在的话说，是既符合规律，又有良好的内涵修养。我觉得清华的校训非常好，内涵丰富，本身给人一种很阔大的感觉。据说这是梁启超给清华定下的。

说到清华传统，人们马上会想起二十年代的清华国学院，还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国学导师。老清华是综合性大学，文、理、工科并重，文科的影响更大一些，和当时的北大不相上下。老清华的传统是中西合璧，放达而自由。清华本来就是用庚子赔款建立起的留美预备学校，很开放的，所以如果讲传统，这就是清华的传统。但后来就有问题了，老清华的传统断了。其实有两个传统。二三十年代老清华是一个传统，1952院校调整后，这个传统断了。它的文科和部分理科都移到北大等校，清华没有文科，完全成了一个工科的学校了。现在讲得很多的清华传统，是老清华的传统，五十年代完全断了。

不过五六十年代清华又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传统，那是在蒋南翔校长的领导下形成的。这个传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务实、纪律”。清华流传甚广的一句话是培养“听话出活”的人才，所谓纪律也就是“听话”，懂规矩。清华强调的是“行胜于言”，你们看校园里现在还是到处插有这句口号的标语。记得1981年中日女排比赛，中国队大胜，全民欢腾。北大学生当晚点起扫帚当火把游行，喊出的口号是“振兴中华”；而清华学生的口号则是“从我做起”。也可见两校之不同。

院系调整以后，清华以工科为主，清华的“务实”主要是和工程建设有关的。五六十年代，每年在新生入学时，清华校园里挂起来的标语就是“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培养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工程建设人才。清华的学生很苦，做实验，做工程，参与老师的项目，扎扎实实干，动手能力比较强。老师就是“领导”和“老板”，令行禁止，团队精神格外看重。清华也看重素质培养，比如重视体育，但目的还是很明确：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的学生比较受社会用人单位喜好，跟他们比较务实，听招呼，是有关系的。

除了务实，清华也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学校，是一个很有章法、很讲效率、讲纪律的学校。上面有什么动静，清华总是立马跟进，往往出经验，出典型。清华的工会、党组织都是很强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在全国都有名。清华不仅培养工程实业人才，搞汽车、搞水利、搞建筑，还很注重培养干部。清华果然也培养了很多干部，很多高层官员。省部级以上的大官，清华出身的占了相当大比例。难怪有一句话说：“大清天下”。有些人否认从政的必要，但从国际上看，名校毕业生从政并不稀罕。这当然也是一种贡献。

清华有它的优势，它的校风是务实的，纪律的，是强势的，甚至有点傲气和霸气的，但对比一下老清华，会发现现今的清华缺少某种东西，那是一流大学必须的自由的空气和独立的精神。清华的工科很强，但文科比较弱，这些年凭着清华这招牌，不愁罗织人才，包括许多文科的拔尖人才。我认识的不少北大的著名学者，为清华的条件吸引，都奔向清华去了。清华正在恢复完全的综合性大学。但转去清华的一些学者又都抱怨，说清华受拘谨的工科思维统治，很难伸展个性，如果要发展文科，恢复老清华那种气度，恐怕还得费相当大大功夫的。

现在就要讲讲北大。北大很奇怪，它没有校训。以前大饭厅（现在是大讲堂）东侧写着“勤奋严谨，求实创新”八个大字，一般人以为这就是北大校训，其实不是；有时学校开会打出大标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也不是校训。倒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却场面上又不被承认的说法，那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什么这不能堂堂正正当做北大的校训呢？可能有人担心“兼容并包”把什么都包进来了，立场不是很鲜明，政治性不够明确。其实这个不必担心，因为这是北大的历史嘛。历史上的北大的确就是兼容并包的。如果当初没有兼容并包，社会主义思想能够进入北大么？共产党的组织能够在北大最先发展么？不可能。所以这个“兼容并包”也未必是件坏事。

北大这个学校的确是比较自由，对于各种思潮学派都很兼容。如果没有这种校风传统，就没有北大了；没有这个就没有新文化运动了；没有它，马克思主义也无法立足。这样来看，就不要一提到“兼容并包”就觉得很可怕。北大是个多故事的地方，所以它的传统相对比较深厚。校风传统就积淀下来，形成了一种力量。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就比较宽容，它尽可能地给老师学生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不要以为北大没有矛盾，北大矛盾多着呢，来自社会、来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矛盾，也有很多外界的压力。但是比较多的人还是一心问学，还有比较多的人容易给他人空间。缝隙比较多，一般不会把人逼到墙角。就是说，化解压力的可能性比较大，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学问，能够抵御很多物质的诱惑。

我觉得北大自由也有另一面，就是管理薄弱，甚至有些混乱。这跟清华、人大一比就更突出了。清华、人大都很注重管理有序，弄出许多规矩，不惜牺牲自由。清华、人大的管理层比较官僚，但令行禁止，能管得住。北大人不屑于当官，管理层的地位比不上教授，有的教授有意见拿校长是问，校长也无奈。自由的北大管理薄弱，也没有什么规矩。我讲一个例子，大家看北大“乱”到什么程度。几年前，北大有一个很有名的学院，大二的一个班级来了个新的班主任。一年以后，才发现这个班主任居然是假的，是个流浪汉，做北大学生的班主任过过瘾。可见北大有多么的乱。但北大相对又是比较自由的，禁区较少，把人逼到墙角的情况也比较少。加上北大比较国际化，中外各种学派名家乐意在北大亮相，学生在这种环境中开阔眼界，活跃思维，比较能激发创新。北大的学生往往心气很高，张扬个性，乐于批判性思维，容易被看做不合群，不“听话”。北大的毕业生在社会上往往被另眼看待。北大是个奇妙的地方，这里的学术空气适合天才的发展，因为提供了较多自由的空间。但是对于一般实用人才的培养就不见是很适合，如果学生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在北大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北大如鲁迅所说，是“常为新的”。这是优点。北大人的主意很多，实行起来就比较难。北大人往往起得早，赶上的可能是“晚集”。

关于北大，人们已经说得太多，我在另外几篇博客文中也有专门评说，这里就不在饶舌了。

对北大，没有必要吹到天上，也不应该贬到地上。对清华、人大亦如此。

北大有优良传统，是有个性有品位的大学，可是这些年也感染上商业化、官场化、项目化、平面化和多动症等疾患，越来越丢失传统，办学质量每况愈下。其实清华、人大也彼此彼此，都多病缠身，你我互相竞争，又互相克隆，越来越失去个性，也就越来越失去价值。这才是令人忧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