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怼特朗普：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_风闻

微信公众号“刘胜军微财经”（id:caijingknowledge）整理刊发前财政部长楼继伟3月27日在50人论坛中美圆桌对话会上，针对中美经贸关系怒怼特朗普的贸易战威胁，演讲有理、有利、有节。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而言，一条推特是不够用的。4月5日，特朗普突然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再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时隔几日，再看看楼继伟的这段演讲，仍觉得字字在理，真心希望美国读者也能学学。

楼继伟是财经体改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上海体改委副主任、国家体改委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中投董事长、财政部部长等职务，更是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老战友”，个性鲜明，屡有直率观点引发热议。

以下文章摘录楼继伟发言精彩内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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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最近的几项声明表明，认为有三个问题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一是巨额贸易赤字使美国失去大量的就业机会；

二是现有的 WTO 规则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三是美国占据全球高科技领先地位，其他国家从美国的技术贸易获益是不公平的。

而且，美国认为这三个不公平主要来自于中国，或者中国在其中得益最多。

我想先讲对前两点的看法。

第一，美国贸易逆差是必然的，中美贸易问题的根源是美国的政策选择。*特里芬悖论***是指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国家面临的两难困境：要保持储备货币国家的地位，要求经济必须坚固稳定，但同时国家必须保持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用资本输入来平衡国际收支，否则它的货币就不可能成为主要的贸易结算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和金融避险货币。但是，这种地位反过来又会侵蚀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这就形成了悖论。

目前占据这样地位的国家是唯一的，这自然就带来一些优势，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低的居民储蓄和高的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人民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享受了更高水平的生活；第二个优势是适度的财政赤字是可以持续的，相当于美国政府通过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

没有其他国家有美国这样的优势地位，但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有优势就要承担责任。根据特里芬悖论，这种透支是有限度的，如果严重到影响美国经济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将对自身和全球经济造成灾难。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约 8 %降到了 2006 年的 1.75 %，2007 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从 1994 年的 49 %降到了 2000 年的 34 %，而到 2006 年上升到 70 %。过度透支美元的全球信用，再加上华尔街的高水平创新，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美国政府应当认识到，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是必然的，是特权，没有其他国家有这种优势，但是这种特权不能滥用。

但是特朗普总统不这么看。他所称的 8000 亿美元的美国贸易赤字都是别国造成的吗？实际是美国过低的居民储蓄率和过高的联邦债务率造成的。

第二，拥抱和推动全球化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只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美国才可能更多地获得全球发钞国的优势。包括 WTO 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是有利的。

在现行体制下，美国已经优先了。比如 **WTO 规则中的知识产权条文，即 TRIPS ，实际是源自美国 301 条款，只不过是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在共识基础上，WTO 做一定修改后的版本。**这实际反映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先地位。如果还要寻求额外优先，想“赢者通吃”是不现实的。

2

我再讲讲中国方面怎么看。第一，在贸易和开放领域，中国的入世承诺是高水平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而且已经全面履行了承诺并且超越承诺，扩大了开放。

首先是高水平的承诺。中国加入 WTO 时最高的约束税率是 65 %，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比如美国的最高约束税率是 300 %，韩国 800 %，日本 260 %。

入世后 2002 年中国第一次履行降税义务，平均关税水平就从 15.3 %降为 12 %。中国入世承诺农业补贴水平不超过本国农业产值的 8.5 %，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为 10 %。中国承诺开放 100 个服务贸易部门，现在开放水平远远超过承诺，已接近发达国家，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达到 120 个。到 2010 年，关税减让义务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从 15.3 %降到了 9.8 %。在贸易体制方面，中国政府对 3000 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做了清理，地方政府则清理了 9 万多件，形成了更加透明规范和可预见的贸易体制。

此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即不征税的加工贸易占比大。从 2017 年进口结构看，一般贸易进口占比 59.1 %，加工贸易占 23.4 %，其余为对低收入国家免税的进口以及免税设备进口等。进口征税主要针对一般贸易，如果按照关税收入对进口总额的比值计算，实际征税率为 2.4 %，已经接近或低于部分发达国家。中美贸易更为特别，加工贸易占比更大，2017 年中美加工贸易顺差占总贸易顺差的比例达 59 %，表明对美国的实际征税率更低。

第二，美国最近掀起的贸易战，当然我认为是打前哨的，是虚张声势还是真打也不清楚，反正现在已经开始。

首先，理论上美国现政府是站不住脚的，而且会对自己的利益造成损害。巨额的逆差是自己的政策造成的，居民储蓄率过低和财政赤字过大，在滥用发钞国的特权。同时，又借此将国内视线引向国际，是民粹主义炒作。

其次，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当然也会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这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和政策解决。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难题。过去五年消费贡献率已从 54.9 %上升到 58.8 %，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45.3 %上升到 51.6 %，说明中国经济更多依靠内需，而且在依靠内需中减少了对投资的依赖。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中国现在就这么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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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应当平等待人，有事情可以磋商、讲道理。如果动辄诉诸贸易战或使用大棒，对中国是无效的，而且也是无礼的。一方面要求中国更为市场化，一方面又用计划经济下达指标的方式，要求中国压减对美 1000 亿美元顺差。要求中国发展市场经济，却又给我们下计划指标，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下达计划指标了！美国还用了一个所谓的“镜像关税”，这也不符合常识。

举的例子是中国对汽车进口收了 25 %的税，而美国的税率非常低，应该如同镜子两边一模一样才对，这是完全不顾发展阶段的差距。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关税水平已经低于巴西等同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低于韩国，韩国可不是发展中国家。美国如果搞镜像税，可以同德国、日本去镜像，不要同中国。这个道理在座各位都清楚，我也不用再多说，美国有些做法确实没有道理。中国人的看法，对不懂孔夫子的人，不必温良恭俭让。应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孙子兵法的至理名言。如果美国逼迫中国违反入世承诺，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只能以牙还牙。

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政府干预了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限制了美国企业谈判权利等。**对技术转移的问题，中国方面是这么认为，美国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联合盟友封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一方面，美国包括西方在中国巨大的市场上获取利润，一方面不转移技术，甚至中美合资企业中的技术也要从美国的母公司去购买，不断地付费，知识产权不断地付费是不公平的。美国财政部牵头的外资审查委员会的规则是高度不透明的，充满了不确定性。**这方面例子太多了，我在中投就遇到很多，我不提这些。中国的产品甚至含有中国股份的美国企业法人的产品，在美国受到了不平等的对待，我也就此做过很多的磋商。美国用国内法高于国际规则而直接干预别国，是不公平的。这是中国的一方面看法。

保护知识产权是中国内在的需求，否则我们就无法建立信用社会并取得技术进步。这方面中国的进步是巨大的，美国人也观察得到，但为什么不说？据统计，外国公司在中国提起的专利侵权案的诉讼，胜诉率已经达到了 80 %。国家规定的赔偿额度从以前的1万到100万，提高到10万到500万，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院。

我们可以双赢，但是要有意愿。回到我们的主题，“中美经贸关系：伙伴、对手还是敌手？”这使我想到，汪洋同志任副总理时，作为习主席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特别代表，我作为财长协助他工作。他曾跟美方开玩笑：“中美关系就像是夫妻，经常吵吵闹闹但日子还得一起过。”

我觉得比喻的很恰当。中国还有一句老话，“开门教子，闭门教妻”。如果夫妻敞开门来打架，是没有教养的表现。美国可能认为中美可以不是夫妻，认为我美国可以再找一个。但是我想提醒美国的是，“中美是命定的夫妻”，中美只能是对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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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发言：

• 中共十九大和近期的修宪，进一步确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我们必须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过程中有多大的利益需要调整！没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特别是党中央的权威，这是不可能的。另外，还有人担心主席任期制取消了，中国会不会回到过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路线已经确定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再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人民已经选择了市场经济，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自由的，不可能再回到压抑。

• 我们是非常尊重美国的，在制度等方面借鉴美国很多。但是我在同美国人打交道时，深深地感受到他们有优越感。但是不能威胁，不能要求中国立刻消除 1000 亿美元顺差。美国曾经这样威胁过日本，而且奏效了，但对中国是无效的。我非常认同汪洋同志将中美关系作为“命中夫妻”的比喻。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到谈判上，这一点我们可以做到

• 美国人民对特朗普总统从开始的不习惯到逐步习惯，但是不见得心里都很习惯。欧洲、日本一开始也不习惯，现在慢慢习惯了，但还是不见得心里习惯，不见得服气。这就会形成一种心态，希望中国和美国打一打，压一压美国的气焰。但我想提醒欧洲、日本，你们别想搭便车，如果搭公平的车不叫便车，但是我们中美打起来你得好处那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