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名改国籍外逃17年 “红通”嫌犯受审_风闻

“时间过去太久，很多事记不清了。”4月3日上午，因涉嫌受贿罪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的刘梦平，多次用这句话回答公诉人的讯问。

检方指控，今年55岁的刘梦平在1995年到1998年间，利用担任某国企在香港全资子公司会计的职务便利，通过给其他公司提供借款便利，伙同单位同事收取“好处费”共计600余万元。

2000年接受纪委调查期间，刘梦平逃脱前往新加坡，后被列为“红通人员”。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刘梦平于2005年变更国籍后，以刘思佳的名字12次往返国内与新加坡。2017年，刘梦平被海关扣押，继而归案。

4月3日，刘梦平因涉嫌受贿罪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刘梦平2000年潜逃出境，改换姓名、国籍后多次返回国内。法院供图

会计收取借款单位“好处费”

3日上午九点半，身穿灰色卫衣、一头灰白头发的刘梦平被带上法庭。

“我叫刘思佳，曾用名刘梦平，现在是新加坡国籍。”在法庭上，对于将近20年前发生的事情，刘梦平显得有些恍惚，“检方指控大部分属实，但我有要更正的地方，案发已20年，很多细节记不清了。”

55岁的她自1984年起担任国企单位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的会计，1993年开始担任公司在香港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港源水利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港源公司）的会计。

根据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1995年至1998年期间，刘梦平利用职务便利，伙同港源公司总经理王斌、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付达铣，为润超国际有限公司向港源公司借款5000万港币及延缓还款时间提供帮助。

3人先后三次收受润超公司董事罗某给予的共计500万港币，其中刘梦平分得198.3万港币（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213.093万元）。

行贿人罗某在2017年刘梦平归案后作证说，自己是刘梦平舅舅的朋友，通过这层关系找到刘梦平的电话，并透露需要借款的意图。

“我当时在海南的船厂冶炼厂需要资金，跟刘梦平谈借款5000万，开始说好是垫资合同，后来他们3人说在香港的宿舍要装修，我认为这是要好处费，给了几次”。罗某说，1999年时3人接受调查，把好处费归还。

“罗某没说清是什么钱，大家都默认了，我就认为是好处费。”刘梦平在法庭上说。据其2000年接受纪委调查期间的供述，她跟随罗某前往银行取钱，“钱都装在大手提袋内，一千元港币一张的面值几十沓，我背回宿舍分给付达铣和王斌。”

检方还指控，1996年至1998年期间，3人为珠海经济特区南油新华公司先后代开多笔信用证提供帮助，并4次收受公司总经理陈某、负责人卢某给予的37.5万港币、3.21万美元，其中刘梦平分得13.34万港币、1.07万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23.18万元）。

这起受贿中，行贿人之一卢某是刘梦平的前夫。检方指控，刘梦平帮卢某的公司代开信用证，并按1%的比例从中收取好处费。

“双规”期间脱逃改名换国籍

任职期间，刘梦平因涉嫌受贿接受纪委调查。检方指控，刘梦平于2000年5月27日在纪委对其“双规”审查期间脱逃。

对此刘梦平表示：“2000年我回北京接受调查，中纪委让我去一家酒店了解情况，说调查清楚就放我回去。”她称，自己不是党员也没有任何职务，把钱还了20多天，“还没有人放我走，就害怕了”。

在此期间，刘梦平某天在酒店上厕所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时逃脱，她先是到婆婆住处拿了护照和9万多人民币，然后花费2000多元打车到深圳，再从罗湖口岸到香港，辗转到新加坡找丈夫。

此后5年，刘梦平一直没有出现在国内。她被单位开除并列为被通缉人员，2015年被最高检列入“红色通缉令”名单。

在被双规期间，她逃脱后前往新加坡并取得该国国籍，2017年作为红通人员在入境时被海关扣留。

早在2005年，刘梦平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取消中国国籍，改名刘思佳。此后她持新加坡护照共计往返中国12次。“一直也没人找我，我以为当年钱都还了就没事了。”

虽然持有国内的二代身份证（2005年其母代为更换），但刘梦平十几年间一直未使用，直到去年6月5日，她拿着二代身份证去家门口的银行，成功办理了开户手续。

法庭上，法官问及为什么要拿身份证去银行开户，刘梦平说，就想看看这个身份证是否能使用：“要是不能用了，说明我的国籍确实注销，我应该就没事了，网上的通缉就不用怕了”。

办案人员介绍，2015年，刘梦平被列入“红通”名单后，仍频繁往返新加坡和国内，办案人员通过对红通人员面部识别的系统追踪，锁定改名刘思佳的刘梦平，并于2017年6月29日将其在海关扣押归案。

国企借款追不回 造成损失5000万

“之所以改名刘思佳，是觉得刘梦平这个名字笔画不吉利，也让我想起以前在国内这些不好的事情。”刘梦平在法庭上说，20年前的种种，一直未能完全释怀，但改名字并非为逃避追捕和调查。

刘梦平表示，两次收受好处费的行为，与她和行贿人的关系无关：“我只是个会计，没有决策能力”。刘梦平说，1997年卢某意外溺水死亡后，她还多次前往珠海找南油公司其他负责人催款并追索好处费。

刘梦平与代理律师认为，案发后其被单位开除，目前是新加坡籍公民，不再符合受贿罪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主体身份；刘梦平持新加坡护照往返多次，并没有办案机关调查和拘捕，所以不存在逃避调查、躲避抓捕；刘梦平已退还大部分赃款，作为会计，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不到关键作用。

检察官表示，刘梦平在双规期间逃脱被开除，但她作为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涉嫌犯罪的事实一直存在，并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这些不因其变更国籍而消失；刘梦平在未获得新加坡国籍前一直没有回国，更换身份后才再次回国，可见明知过错且有意躲避调查。

检方强调，刘梦平等3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他们受贿600多万元，可当年国企的借款已要不回来，给国家造成损失5000多万元”。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由于刘梦平等人案发，截至2017年，罗某向港源公司的借款仍有一部分本金和利息没还，“他们出事后，也没人来催账了。”罗某说。根据检方查证，罗某支付的好处费比例按借款金额的12%计算。

办案检察官马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共同受贿中，对被告人定罪的金额是共同受贿的数额。此案中，刘梦平、王斌和付达铣的共同受贿金额都是600多万元。

根据查询，付达铣与王斌在2001年都因受贿罪被判刑，其中付达铣除600多万元共同受贿外，还有200余万元的单独受贿，其终审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刘梦平逃亡期间，国内刑法有关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规定已修改，从“单以数额论处”变为“以数额和犯罪情节合并考量论处”。马全表示，按目前刑法规定，刘梦平的刑罚应在十年以上。

该案未当庭宣判。

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