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19）_风闻

181.韩国学者将韩国发展动力的最终源泉归于“韩国的发展精神”，它把民族主义与发展的精神气质联结起来，使改变国家命运成为企业的价值观。浦项钢铁厂的部分投资来自日本的战争赔款，项目负责人说：如果以先辈鲜血为代价的钢铁厂失败，我们将跳海自杀！现代集团创始人郑周永经常说：“我们背负着我们人民生死命运的重担！”三星半导体接连亏损，其领导人面对质疑的回答是：“为了韩国产业的未来，我们必须做半导体！”西方顶级战略学家曾经问：为什么弱小的日本企业能够打败强大得多的西方企业？他们发现了一个在战略上的基本区别：西方企业是根据自己现有的资源（能力）制定战略，而日本企业则是根据在全球竞争中获胜的要求来制定战略。他们把这种对获胜的痴迷称为“战略意图”。这种痴迷不是战略，而是受到发展的精神气质和意识形态所支配的行为。但后进者追到前沿时，这种痴迷失效了---90年代的日本企业开始了相互模仿，使日本停滞不前。

182.由于今天的中国工业是从国有体制演变而来的，尤其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仍然以国有企业为主，所以国有企业为什么能够并如何转变成为创新型企业，就是一个需要从理论上回答的问题。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改革理论的焦点集中在计划与市场上，所以30多年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和理论一直沿袭对企业的外部视角，即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经济激励乃至产权等等外部因素来讨论企业变化的原因。这种视角把企业行为看成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却忽略了企业的内生力量。但是，无论是回答为什么国有企业能够演变为创新型企业，还是回答国有企业在改革中是如何变化的，都需要从理论上去分析国有企业转变的内生动力以及产生这种动力的条件。在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和工业史的基础上，可以从历史的视角概括出3个主题：1.国有企业是中国工业知识和经验的主要载体；2.国有企业向竞争性企业的转变必然要求重塑企业的资源和组织条件，而这种重塑必须依靠企业内生的动力和管理领导力；3.采取了进取性战略的企业，能够把这个重塑过程延伸为创新的行动，使企业最终有可能成为创新型企业。

183.理解中国国有企业问题的出发点是回顾产生国有企业的历史性力量。这种力量既源于中国在1949年后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过程，也源于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前者与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后者则与近代以来的国家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国发动工业化的政治起点，但产生她的那场革命则是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走向现代世界的产物。当后进国家力图跨过工业化门槛时，它们面临的主要困难是---私人市场不具有为成功创建和管理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所必需的技术和能力，而且私人投资者也不愿意为实现这样的事业而投资。在这种条件下，国家成为推动技术和能力发展过程的唯一行动者，动员和组织起‘市场“所无法提供的资源，使本国企业进入技术密集度较高的工业。就这种必要性而言，1950年代初的中国与明治维新时的日本、1960年代初的韩国和1948年建国后的以色列没有区别。新中国前30年工业化的突出特征是在低收入条件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是按照完整产业链的要求，一举建立起许多高技术工业（如电子、航空、航天、核能等）和重工业。此外，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也是从1950年代开始形成的。

184.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也因此而打下了中国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北京电子管厂的创建就属于新中国建立高技术工业的最初努力。我们用不着幻想中国可以通过私人资本的力量建立这样的工业---旧中国唯一的电子管厂也是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南京电子管厂（前身是1935年建立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电气研究室）。北京电子管厂的历史证明，国有企业也可以充满创造性。干部工人们在技术学习阶段就开始开发新产品，他们在60年前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许多人直到今天似乎还不明白的道理---”技术转移“必须依靠积极学习和创造性工作才能实现。本书所记录的企业史也揭示出计划经济的缺陷。在宏观上，其主要缺陷是彻底消灭了民营经济和市场力量，结果是企业成为政府的下属，并且被计划越管越死，效率因此越来越低。在微观上，计划体制逐渐窒息了企业的能动空间，企业变成了单纯完成国家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但无论计划体制有什么缺陷，都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新中国前30年建立的工业体系，构成了改革开放后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知识和经验基础，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也就成为中国积累工业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主要载体。

185.几十年后的今天，有些经济学家指责1950年代由国家发动的工业化是一场错误（因为没有遵循自由市场机制下的“比较优势”原则），但他们从来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数量更多的市场经济国家是贫穷的，包括阿根廷那样的曾经富甲一方的拉美国家为什么越变越穷。如果承认技术、知识和经验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那么经济发展就是一个不可逆的累积性过程，即一个经济体在上一个阶段达到的能力水平是该经济体在下一个阶段的发展基础。想想如果中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技术和工业基础是1950年代初的水平，那今天的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只有**才会认为自由市场可以在一夜之间变出来新中国花了30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能力基础。改革开放之后的民营经济发展也是以前30年的工业为基础的。比如浙江以家庭所有为主的民营企业，其最初的技术和生产经验来源，都是国有工业企业，其生产也是为已经存在的工业体系进行配套。实际上，今天许多技术、资本密集型民营企业，都与国有工业体系有直接渊源，或是从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或是获取了国有企业的技术资源---这种联系决定了民营企业的技术水平。

186.如果没有前30年的工业基础，也不会有外资的大量流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毛时代的大量国家资本积累为外国投资者带来便利，它们通过合资企业等形式，可以直接接入已经存在的生产网络。健康和受过教育的过剩劳动力---毛时代对公共健康和教育投资的遗产---构成对全球制造业资本的重大吸引力。”这个事实证明了这样的论断：外资从来没有发动过一个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外资只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开始发展后，才会进入以分享市场。中国人民的确为前30年的工业化付出了巨大牺牲，但血汗并没有白流，前辈以牺牲换来的成果泽及后代。中国在最近十几年来出现的重大技术突破，其源头几乎都可以追溯到在前30年奠定的工业能力基础。学者早就注意到，当一个新工业发展起来时，成功进入并主导该工业的企业更可能是之前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而所有企业可以以同等条件自由进入某个工业的新古典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对于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转变为创新型企业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前30年工业化所奠定的知识和经验基础。

187.国有企业改革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主题，目标是使国有企业成为竞争性企业。从外部视角看，“市场化”曾经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充分条件，而实践证明，“市场化”仅仅是必要条件之一，还有另外的必要条件被忽略了：1.必须重塑企业的资源条件和组织条件。前者包括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产品、设备、技术、供销渠道等等，后者包括劳动人事关系、企业办社会及行政部门管理下的工厂制等等。这些结构性条件使企业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2.必须重塑企业的管理领导力。而管理能力的成长也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历管理者的代际变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转变不可能像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教条所假设的那样，只要实施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瞬间”变成竞争性企业---俄罗斯“休克疗法”（激进市场改革）的失败已经证伪了这种教条。从1970年代末开始，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扩大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经营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回顾历史，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阶段（1978--1992）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其结构性条件不适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例如北京电子管厂当时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主要产品被替代，因此必须改变包括产品、设备在内的整个生产结构。

188.不过，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以“拨改贷”的方式停止了对国有企业的经常性投资，这样就使企业无法重塑资源条件，而最多只能边际性地改善资源条件。此时，只有那些因拿到符合政策的项目而获得国家投资的企业才能一度辉煌。1992年开启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新阶段。1993年，国家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后，非国有经济成长起来。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许多产品制造领域挤压甚至替代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同时，中国政府为了引进外资开始大规模补贴外资，导致1990年代外资大规模进入。在这种条件下，当国家为治理经济过热开始实施紧缩政策后，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后半期陷入大面积亏损---国有企业天生低效率的”江湖传说“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但是，国企困境的真正根源并非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是国有企业的结构性条件尚未发生明显变化，使之不能适应市场竞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改革刚刚开始不久，改革措施产生实际效果不仅需要时间，而且有赖于企业自身的变化。

189.就制度改革而言，主要的改革思路是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的分离，以使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互相兼容。这个思路来自西方大型股份公司模式的启发。不过在现实中，这种本质上是行政分权的方式并不能保证政府能够自我约束其武断行为。因此，在国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思路既没有在实践中走通，也在理论上受到产权决定论的冲击。国有企业的困境引发了对产权改革的强调。199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股东价值最大化”理论，对中国的改革政策思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理论把股东看作是主人，而经理是代理人。受这一理论影响，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形成了一种“产权决定论”的意识形态，它认为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因此只有完全私有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产权决定论的贡献是：揭示出产权是企业”自主权‘的制度保证，但它过分强调私人产权，而且否认在现代公司的法人体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控制权可以分离，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角度看，都失于偏颇。这种主张最终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

190.国有企业在1990年代初的真正问题是---缺乏重塑资源条件的投资来源，因此，实行股份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就是为了解决在财政和银行贷款之外的投资来源问题。这一改革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私有化”，但后来那些在其管理者领导下能够逐渐重塑资源条件的国有企业，却因为利用了多元化的投资来源而逐渐改变了产权结构。在19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3年脱困”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结构性问题不得不以“惨烈”的破产重组和下岗方式予以化解，并以“债转股”的方式从制度上予以解决。在“抓大放小’的重组过程中 ，中央部属企业大部分被编入企业集团（如石化、电力、铁路、军工等等集团），而大批小规模的地方国有企业以转制的方式实行了‘民营化”。即使如此，也不能不说明：结构性问题并非资产的国有性质决定的。经过了世纪之交的浴火重生，国有企业在竞争压力下逐渐从内部产生了转变的动力：1.普遍形成了认同企业独立经济利益的管理层（往往伴随着管理者的代际更替）；2.企业把自己的前途更多押在市场竞争上；3.企业最终改变了资产结构及其内部社会结构。国有企业的这些“静悄悄”深刻变化迄今一直受到忽略，但却使国有企业从总体上开始具有了竞争性企业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