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20）_风闻

191.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国有企业不再是主要的话题，但它们却出现了令许多人“意外”的效率改进过程，于是产生了一个“困惑”：当国家在1980--1990年代对国企改革做出连续努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渐陷入困境；而当国有企业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不再受到那么大的重视时，它们却出现“复兴”。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从2012年开始鼓噪国有企业改革时，连他们自己也暗示那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差，而是因为它们变得太强大，以至于造成“国进民退”的“改革倒退”。尽管他们把国有企业竞争力明显增强的原因归结于不公平的市场竞争---垄断和政府的偏袒，但这些理由却经不起推敲----如果只是因为垄断和偏袒政策就能使国有企业壮大，那为什么国有企业享受“垄断”和偏袒政策更多的1980--1990年代却没有壮大呢？！对这种绩效改善可以有很多解释，比如加入WTO打开了出口通道，国企规模缩减质量提升，等等。但最关键的还是国企转变的内生动力和领导力的增强，这些变化带来的更大“意外‘，是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国有企业群体中出现了创新型企业，而且它们也更深刻地改变了国有企业的产权基础。

192.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工业出现了创新型企业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如前所述，后进国家中的创新型企业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以自主开发为标志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因而能够不断提供本国原来无法生产（即使还不是世界领先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可能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甚至在更高的发展阶段里创造出领先于世界的产品和服务。这种企业的出现对于当时强调技术引进的政策而言是一个“意外”。另一个“意外”是创新型企业与所有制性质之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其中既有民营企业，也有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因为其资产结构已经发生明显改变），虽然它们在各自的群体中都是少数。创新型企业的突出特点是它们一定采取进取性战略，找到新的机会并选择新的进攻方向，甘冒风险对技术突破进行投资。如果其战略获得成功，则必然能够改变市场竞争格局。与之相对应的是适应性战略，其基本特征是不改变原有的生产领域，回避进行突破性的升级和重组，通过追加投入或削减成本来应对竞争，这样的企业就是教科书经济学的“最优企业”。

193.采取进取性战略一定驱使企业追求自主掌握技术，这是创新型企业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关键特征之一。它们虽然有时不得不从学习或引进外国技术开始，但引进不过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过渡阶段。相比之下，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的学习外国技术之路，但却基本上不会（不敢）有重大创新。中国的几大国有汽车集团是这方面的“典范”。国有企业在政策导向下形成对外国技术的依赖（只要这种依赖可以状态可以带来利润），并因为这种依赖而放弃了自主进行技术突破的努力，在某些情况下会求助行政垄断来抵制市场竞争对它们眼前利益的威胁；民营企业往往满足于技术和产品的模仿，主要依靠压低成本和价格来竞争。采取进取性战略的创新型企业，敢于进行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回报的投资，而不会进行相关多元化的资本投机；而采取适应性战略的企业更注重眼前利润，决不放弃有利可图的投机。这些特征其实足可以解释----为什么天生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民营企业，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创新的。

194.从上述特征看，国有资产本身并不构成对创新行为的障碍。但企业在什么情况下更可能采取进取性战略？我们发现，走上高强度技术学习和创新的企业都产生了具有远大抱负的领导人，并在其领导下形成了较高的企业抱负水平。就国有企业来说，具有伟大抱负的领导人一般是从企业内部产生的，而且是从在其能力得到证实之后能长期任职的人中产生。在改革实践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的领导人会定期更换，但继任者仍然从同一个企业内部产生，并像遵循一种“组织文化”般地继续执行其前任的方向和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管机关经常会不得不尊重事实上的企业领导人“再生产”机制，虽然没有制度上的保障。那么，什么是激励这些企业领导人追求伟大抱负的因素？这些领导人都必须具有与企业生死与共的精神和对于自己企业的足够经验。当个人的成功取决于组织（集团）的成功时，对管理者个人的激励就会产生。而那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老板企业其实更缺乏创新动力。

195.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要成为创新型企业还需要“意识形态”的条件，即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影响企业战略和政府政策的社会价值观。而当国有出身的企业成长为创新型企业时，它们与国有资产的社会关系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首先，企业组织能力与国有资产管理职权之间发生了分离。由于原来管理企业的行政机关撤销，而企业被要求自负盈亏，变成为竞争性企业，尤其是一些企业发动了重大技术、产品创新或进入了新的工业领域，结果就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出了明显超过原来国家投资所决定的组织能力。其次，国有资产乃至企业全部资产的盈利性越来越取决于企业的组织能力。企业的资产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来自市场化渠道的资产比例上升，而国有资产管理者的实际职能也更趋近于股权投资者，而不是企业资产的管理者。第三，企业的战略和能力决定利用社会性生产要素的范围和效率。当一个企业成熟起来，其融资资本的主要来源就不再是投资人，而是内部积累、资本市场融资和贷款；还会产生组织性的资产---最典型的就是专利、商业秘密、品牌等无形资产。

196.面对这些变化，我们猛然发现，对于那些出身国有企业的竞争性|创新型企业来说，“国有企业”其实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既不反映它们的现状，更不反映它们未来的特征。这样的企业，实际上已经成为“拥有国有资产”的企业，而且没有任何资产的所有者可以声称拥有整个企业。因此，产权多元化的意义在于保证管理层对于企业合法的控制权，从而解决“自主权”长期得不到落实的问题。这样的企业，更加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社会化的企业。企业的变化凸显出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问题。从2003年开始实行的国资委体制，暴露出了对企业行政干预过多和保护垄断的缺陷。事实上，这种体制是阻碍国有企业创新的重要原因。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对国有资产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私有化会造成严重恶果，不仅是财富分配不均，而且会摧毁中国工业的基础；而国资委化的后果就是永远摆脱不了政企不分。面对这些问题，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企业为改革指出了方向，即在保留国有资产的同时，让企业逐渐成为独立于任何资产所有人的竞争主体，服从国家的法律和政策，但没有可以处处干预企业行动的行政上级。

197.因此，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应该向适应社会化企业的方向演进：企业的资产所有者只应该从股东的权利角度介入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和任免过程，而且要遵循制度化的方式，并尊重产生企业领导人的企业内部“再生产”机制。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职能转向战略性资产管理，即从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进行投资和资产配置，对盈利增长和需要技术突破的部门和企业进行投资，缩减甚至撤出对衰落部门和企业的投资。通过股权融资的形式，国有资产甚至可以进入民营企业，以帮助发动重大技术创新的民营企业度过瓶颈期。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相信出身不同所有制的创新型企业---国有的和民营的---最终会走向趋同，共同变成社会的企业。至此，我们以历史的视角揭示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命历程。国有企业形成于1950年代开始的工业化；改革时期，一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为竞争性企业，其中的少数成为创新型企业，它们的发展揭示出国有企业走向社会化的前景----它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但它们也不是私人企业，而是成为社会化企业。这样的企业，仍然将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力量。

198.如前所述，一个后进国家的企业不可能仅凭利润动机就敢于进入本国原来没有的高技术工业，而必须具有超越战略的信念。虽然企业领导人的个人品质和作用必须得到承认，但这种信念的来源是社会性质的----所以它不会在任何国家的任何阶段随机出现，而是往往勃发于某个国家的某个历史阶段。在追寻京东方的信念来源时，我们发现了这个企业的战略行动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力量之间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工业精神”！！！也就是驱使一些中国企业采取进取性战略的“意识形态”条件。什么是“中国工业精神”？从它在现实中的表现看，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信奉。这种精神的特征只能以这样一个“古老”或“陈旧”的概念来刻画，既说明中国工业精神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阶段，也说明在经过长期衰落之后，它的留存还是保持着原始的表现形式。这种精神起源于共和国早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新中国一方面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富民”），另一方面又要坚持政治上独立自主（“强国”）。对于开国一代的国家领导人来说，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而不是相反。

199.这种思维主要是由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经验和新中国成立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1.如果说开放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那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全世界没有比中国更开放的了。抗日战争前夕，外资控制着大约42%的中国工业资产。但是，那时的中国不仅长期贫穷落后，而且很快就遭到日本的全面野蛮侵略。2.二战后的世界市场体系是由以美国霸权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这个体系所具有的政治性质本来就排斥打破其秩序的任何社会革命，所以对新中国采取封锁政策。很显然，如果新中国成立之初想融入世界市场，就不能坚持政治上 的独立自主。于是，中国“倒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更友好的苏联阵营。因此，“强国”优先在开国一代领导人的头脑中没有任何逻辑上的困难，由此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工业方面的表现就是---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由于发展重工业和上游工业需要更高的投资强度，所以在投资分配上必然表现出重工业优先的特征。这样的工业化当然违反教科书经济学上讲的“比较优势”原则，但如果深入历史就会发现，今天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经济学家，才是真正的书呆子。

200.对于要在政治上保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来说，1960年代初的中苏分裂是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的持续封锁更大的挑战，因为它造成外部技术主要来源的全部中断。但是，坚持“独立自主”的中国没有低头，于是从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上走了一条以“自力更生”为主的道路。远大目标与现实资源之间的巨大差距，就在中国催生出要弥补这种差距的精神动力。虽然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此成为中国工业精神的标志。这种精神促使中国工业从早期阶段就开始了广泛的自主开发，也激励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的献身精神和创造性。这种作用集中体现在已经成为象征意义的“两弹一星”上。开发这些项目的决策，是依据保持国家独立自主和安全的必要性。落后激发出的是不服输的意志和高强度的技术学习劲头，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获得了在通常条件下难以获得的成就，而自主开发所导致的高强度技术学习，奠定了中国工业的技术能力基础。除了“两弹一星”之外，“自力更生”阶段还取得了数不胜数的成就。以中国机械装备工业为例，他们首先在1960年代制造成功万吨水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