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英雄京东方的故事（2）_风闻

11.1959年，北京电子管厂被授予“跃进红旗匾”，从此被称为“红旗厂”。1960年，工厂一年上缴利润1.18亿元，超过了当年的投资总额。北京电子管厂也成为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还是中国第一个生产半导体器件的企业。同时，她与首钢并列为北京最大的两家企业。也是在这一年，周凤鸣调任北京市电机局局长。而在此前他就开始领导北京市率先发展彩色电视工业的规划。彩色显像管的试制由北京电子管厂承担，为此工厂成立了106实验室，开始试制3枪3束的彩管。周凤鸣调到市里后，组建了一个由十几个企业组成的协作网，以解决复杂的零部件和材料问题。后来，开发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随着周凤鸣又被调到国防部第10研究院，北京市发展彩电的工作停顿下来了，工厂的彩管开发也不了了之。至此不难发现，初生年代的北京电子管厂，是一个具有高度创新意识的企业。她和那些等靠要的国企迥然不同，她在基建、生产、产品开发、材料供应、市场销售等几乎所有的环节都进行了创新。她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进入新领域（如半导体），其创新意识毫不逊色于世界知名企业！而这一切，都与杰出的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周凤鸣分不开。不妨假设，如果条件合适，周凤鸣的业绩绝对不会逊色于任何一位现代全球杰出企业家！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北京电子管厂的辉煌历史至此戛然而止。

12.北京电子管厂从辉煌走向衰落的病根，就是计划体制。这一体制是在模仿苏联的基础上形成的。在1960年以后，国家为了度过经济困难而强化了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导致了计划体制对企业管理的“收紧”。此后的“国营企业”，便成了只是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的生产单位，而有关投资、研发、营销等等职能由上级主管行政部门承担。1960年代中，为应对战争威胁，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以后十几年中，国家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大部分，都投向了“三线”，而像北京电子管厂这样的老企业，则被要求支援“三线”建设和其他新厂建设。1964年，钨钼分厂全部搬迁到四川成都，成立745厂。1965年，北京电子管厂被分为3个生产工厂：774厂、775厂、700厂。1970年，775厂又被并回774厂。此外，在1960年，她还援建了朝鲜熙川电子管厂。在建厂后的20多年中，她在产品开发和研发上，也取得了不少成就。1963年，以美国产品为目标开发出低噪声超小型管，到1970年代末共研制生产了48个品种。还开发出了高可靠管和长寿命管，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1965年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金属陶瓷反射管。

13.现在我们来看看北京电子管厂悲壮的半导体历程。1956年，周总理领导制定的“12年科技规划”，把半导体列为仅次于导弹和原子弹的重点领域。1957年774厂筹建半导体实验室，自制设备开始研发锗材料和锗晶体管。1959年2月，工厂拉出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此后形成了年产二极管100万只，三极管3万只的生产能力。1964年，北京市组织联合攻关成功，第二年开始批量生产“牡丹”牌半导体收音机。为了使全国半导体器件工业迅速发展，上级不断要求774厂向各地移交锗、硅器件的生产线，同时还要支援技术骨干。1964年，774厂开始筹建集成电路研究机构，并于次年研发成功第一块集成电路，到1970年产量达50万块。然而，当时政府发展集成电路的方式是---新建专业化的工厂。1968年，878厂建成，技术力量主要来自774厂。1973年，上级决定把774厂的集成电路业务全部划给878厂---包括技术骨干和仪器、设备。而最关键的是，此后774厂的半导体业务很难再列入国家投资项目。事实上，774厂直到1980年代中期都没有适合半导体生产的洁净间，只能使用老旧的厂房和设备。1984年，厂里奉命将锗器件生产线分别移交给江苏和山东的两家企业，从此彻底结束了半导体生产。

14.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的1980年代，一场半导体替代电子管的风暴袭来，北京电子管厂的市场急剧收缩。从今天事后来看，要拯救电子管厂，就必须实质性地改变产品结构，通过足够的投资使企业能够生产大批量的新产品。而从774厂的强项看，这样的新产品只可能有两类---彩色电视显像管和半导体器件。由于彩电成为消费热点，因此全国从1980---1985年共引进了112条彩电整机生产线，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引进，后来又引进元器件生产线，建立起了完整的CRT电视产业链。中国其实在1971年就试制成功了第一台彩电，也因此形成了自己薄弱的产业链。但是当中国通过引进技术在自己的国土上复制日本产业链的时候，中国原来的产业链也就被彻底替代了。这场引进潮的主要受益者是原来生产终端产品的电子企业，比如天津无线电厂、四川长虹等等，而诸如北京电子管厂这样的核心元器件企业却被落下了。其实，774厂与电视工业素有渊源，在1970年代的“彩电大会战”中，她研制出了18英寸彩色显像管。但在引进热时期，国家决定不在北京建彩色显像管厂。1985年，774厂被电子工业部下放到北京市。雪上加霜的是，削减军费使774厂的国防订货额大降70%。北京电子管厂到了最困难的时候。

15.今天，人们太容易去指责老国有企业的“技术落后”、“经营不善”、“观念僵化”等等，但是从上述774厂的历史中，我们不难看出，决定这些军工企业命运的力量，其实是政策的巨变。到1980年代中期，官方形成的观念是，既然中国工业的技术比外国落后，就应该扔掉并去引进“先进的外国技术”（往往连企业也一起扔掉），连对国防工业也是如此。中国第一架大飞机运10是那时被抛弃的，老红旗牌和上海牌轿车也是在那前后被废弃的，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项目。再看看中国的半导体企业。无论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有多大，这些企业在中国被封锁的年代一直在做技术，但是当连军工技术都决定“买外国的”时，这些企业就只能抛弃技术先考虑吃饭问题。随着一个又一个中国核心元器件企业的倒掉，被买来的组装线撑起规模的中国电子工业，在改革开放20年间，却经历了一个“去技术化”的过程！等到中国政府在美国发动的第一次“海湾战争”（1991年）之后再次“发现”半导体工业的重要性时，便“自然而然”地在丧失原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依靠引进生产线来发展它（如908、909工程）。然而铁的事实一再证明：引进生产线引不来真正的核心技术，真正的核心技术只能靠自己在原有工业基础上自主研发！半导体工业至今也没有发展起来的另一个原因便是---因为被抛弃而丧失了原有的工业基础。

16.现在，我们的第二位主人公、悲剧英雄张红飚登场。1986年初，他被任命为北京电子管厂第七任厂长。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工厂的资金枯竭，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但财务报表却是月月盈利。张红飚决定向上级报告，让企业戴上亏损的“帽子”，以争取政府的扶持政策。此后，上级决定在1987---1990年的四年间对工厂实行“大包干”。借力“大包干”，张红飚开始推行“模拟集团公司模式”的改革：各分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干部实行聘任制，竞争上岗；富余职工外出找活干；申办民营软件开发公司。然而，产品老、设备旧、厂房破、工艺技术落后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工厂始终面临着生存威胁。因此，774厂一直在想办法进入彩电工业。1984年，电子工业部决定再上四个彩管项目，774厂获得项目资格。然而，北京市怕774厂再被中央收回，彩管项目“飞”了，因此决定与松下合资的彩管厂单独建。合资公司分配给774厂10%的股份，但是张红飚坚决不同意，最后通过贷款获得中方股份的50%（即合资公司股份的25%）。774厂曾经被下放给北京市3次，在这个过程中，部里因为企业已下放而不愿再投资或给项目，而地方政府也因为担心企业又被收回也不愿投资或给项目，774厂因此成为了弱势群体。

17.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时候，774厂的人仍然保持着内心的骄傲。张红飚就曾经对想兼并他们的首钢说：“你们之所以能有发展，是因为有得天独厚的国家政策---定额承包制。我们渴望这样的政策，但是没有。”因为始终没有能够转向新产品的大批量生产，774厂只能陷入亏损的风雨中飘摇。由于长期拖欠工资，职工生活也陷入困境，出现了774厂老职工到菜场拣白菜叶的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北京电子管厂决定放手一搏。1992年5月18日，北京电子管厂正式改制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张红飚成为第一任总经理。事实证明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事安排。1992年9月4日，经上级任命，北京电子管厂副厂长兼总会计师王东升担任北京东方电子集团（北京公司）总经理和北京电子管厂厂长。张红飚对王东升的寄语是：“你们赶上了好时代，就发挥吧。”这位个子矮小、内心坚定的战士，在北京电子管厂走向衰落的时期，与命运抗争了7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他虽然失败了，但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坚守着由周凤鸣开创的北京电子管厂的伟大基因，坚守着新中国传承了几十年的工业精神！

18.京东方是以股份制改革的1993年作为自己的“元年”的。但“京东方”的名称却是到了2001年才正式启用，在此之前的企业名称是“北京东方电子集团”（1992--2001年）。这些名称的变化其实具有实质意义，因为这10年是从北京电子管厂转变为京东方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企业新领导把“活下去”的压力和意愿转化为改革的动力，经过脱胎换骨的变革，使企业经历了一个新成分成长和旧成分衰亡的过程而活了下来。但老国企“市场化”的成功却伴随着往往被人忽略的另一面：中国工业在1990年代经历了一个“技术降级”或“去技术化”的过程。北京东方电子集团也没有能够逃脱这种与大多数国有企业相同的命运。但与众不同的是，在度过生存危机之后，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没有在各种诱惑下放弃高科技产业，而是做出了进入平板显示工业的决策。这一决策标志着她自主选择了“再技术化”的道路---这个转折点开启了从北京电子管厂向竞争性企业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也诞生了象征着一种道路的京东方。这条道路充满风险、艰辛，而且失败的可能性远远超过成功，但是京东方却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脱颖而出，成为向竞争性企业和高技术领先企业双重转变的先驱者。

19.现在我们的第三位主人公---也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主人公王东升---闪亮登场了。1992年，王东升继任总经理时，只有35岁。王东升初中毕业后回到乡下，成年后进入县建筑公司，参加国家三线建设。他广泛阅读，对历史、哲学尤其感兴趣。因为他自学过高中课程，所以在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杭州电子工业学院，学习财务专业。毕业后，他被总会计师、我国电子行业资深专家、厦门大学王亚南的学生原孝钟要到了北京电子管厂，因为他对这个当过班长的优秀毕业生情有独钟，有意留在总厂财务处着意培养。王东升工作认真，思想超前。他在774厂第一个提出应该电算化，还提出财务人员要学英语。在厂里与日本企业的交易中，他提出以美元结算付款（当时日元升值而美元贬值），引起国家外贸公司的惊异。1983年，在原孝钟的坚持下，26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财会处副科长。不过，时间一长，王东升觉得在老国企工作过于按部就班，便产生了离开的念头。张红飚也在培养王东升。1987年，他让王东升脱产学习国际金融，还送他去香港实习了3个月。1988年，31岁的王东升被提拔为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但是王东升对工厂现状实在太失望，决意离开，并且办好了调动手续。

20.当听说王东升已经办好了调动手续后，心情沉重的张红飚拖着受伤的脚，亲自登门到家里找王东升谈话。他流着泪对王东升讲这个企业的光荣历史，讲这个副省级企业当时连工资都发不出的“惨状”。他说服王东升留下来，担当起企业改革的重任。王东升深受感动，留了下来。他后来说，张红飚任厂长期间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一批年轻人留了下来---其中的王东升、梁新清、江玉崑、谢小明、韩国建等人，后来都成为京东方的核心骨干。1992年，王东升被一致推选为厂长，但他迟迟没有松口接任。最后说服他的是一句话---当王东升反问他的老同事“我为什么要接任”时，那位老同事回了一句：“就凭让我们的师傅不再去菜市场拣白菜帮子！”这句话让王东升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接任了厂长。不过，他向上级提出了接手的几个条件：1.支持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2.取消官本位和国企等级制度，向职业经理人过渡；3.不能老开会浪费时间；4.出国审批要便利，鼓励企业领导人出国考察；5.落实厂长负责制，副手由企业自己选定。这几个条件市里都接受了。774厂已经成为北京市第一大亏损企业，政府也无法承受让一万多人的企业破产的社会后果。在这种压力下，政府不得不松开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