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新威胁论”来了，但中国有"新韬光养晦”策略_风闻

近年来，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成为误导国际社会对华认识、煽动中外关系紧张的主要消极变量。相比1990年代初以来数轮“中国威胁论”，这一轮“中国威胁论”逻辑更严密、用意更深远、行动感更强，能否成功化解直接关系到中国可持续崛起的进程，也将影响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

“中国威胁论”，这一轮是“真”的

从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第一次提“中国崛起”开始，关于“中国威胁”的国际言论就不绝于耳。然而，此前的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或仅是学术假想，或仅是在部分外国利益集团中传播，或是背后隐藏着不可告人的企图。随着事态变化，那些论调渐渐烟消云散，显得不值一驳。

比如，上世纪末，构陷“中国人将吃光全球粮食、耗尽全球能源”的理论假设，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现实所化解；本世纪初，渲染中国商品泛滥将冲击全球市场的新闻报道，在物美价廉“中国制造”实际普惠各国民众生活的事实面前变得失真；几年前，诬告“中国将南海变成火药桶”，在中国对南海诸国的外交诚意下化为乌有。

除此之外，对中国不遵守知识产权规则、中国环境污染与排放责任等诸多国际舆论中伤，都在中国快速发展与自我纠错前“败下阵”来。换句话说，过去的“中国威胁论”几乎都是“假设的”、“伪造的”、“矫情的”或“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相比之下，这一轮的“中国威胁论”显得真实很多，是西方国家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普遍威胁存在，是发达国家相当大部分人真切地开始恐惧中国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国际事实。

第一，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经济实力将不可阻挡地超越甚至替代发达国家的严重威胁。

2008年中国成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2011年中国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2017年比另三大制造业传统强国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总值还多；2013年底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在欧亚非三大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包揽了几乎所有基建工程；2014年世界银行、IMF等主流国际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认定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并以年均增量每三年产生一个英国、每六年产生一个日本的速度不停往前发展。

更重要的是，中国抓住数字革命的技术浪潮，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方面呈现了对西方的全面“弯道超车”之势。诸上事实使多数西方精英意识到，“500年来从未有过之大变局”正在发生，即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一个非西方大国的经济实力对西方的全面碾压，改写了1500年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持续领衔世界的历史轨迹。

第二，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外交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具有强大号召力的严重威胁。

过去，虽然发展中国家也曾在20世纪中叶运作过“不结盟运动”、“万隆亚非会议”等，但西方长期垄断着全球进程，只有西方才有实力召集全球各国政要聚首，设置并推进国际社会的各项发展议程。

然而，2016年主办G20峰会，提出明显比此前西方主导全球治理议程更普世、更受欢迎的“中国方案”，如全球基础设施建设、G20对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2030规划(SDG2030)；2017年中国连续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全球政党对话”，每次都有超过120个国家政要或高层代表参加，“中国方案”广受好评。“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次被写入联合国各大官方文本；更令世界着迷的是，中国在和平合作、互利共赢、平等尊重、互联互通、节能减排、开放包容、消除贫困、反恐维和等方面的各类政策主张与国际呼吁，常常受到了全球社会的一致欢迎与支持。此时，西方意识到，“西方登高一呼、天下云集响应”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三，西方真正感受到中国政治模式对后进国家、转型国家、欠发达国家内生吸引力的严重威胁。

1990年代初，西方多数精英骄傲地以为“历史已终结”，以经济私有化、政治选举化、治理市场化的“华盛顿共识”打败苏联共产主义模式，将成为未来历史演化的唯一国家发展模式。但过去20多年，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发展优先、基建先行为主要动力的经济模式，以选贤任能、有为政府的主要特点的政治模式，以人民优先、民生改善为主要成就的社会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可借鉴性，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国家开始着手“学习中国”甚至“复制中国”为主要方法的国家道路重新调适。

更重要的是，美欧国家在国内政治内耗上出现的“制度性的衰败”，枪支、种族、移民、老龄化、阶层固化等社会矛盾出现的“体制性的痼疾”，延续数百年的“西方优越论”走下神坛。于是，中国道路为世界提供了思想公共产品，成为全球各国发展的另一种选项。在应对气候变化、捍卫自由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领域，中国都大有被国际社会拥戴为“全球领袖”之势，支持率远大于西方。西方惊呼，“中国赢了”，“西方已输”。历史并非终结，真正的世界历史可能才刚刚开始。

西方欲借“中国威胁”再次团结起来

欧美国家智库、媒体、政客近年来几乎空前一致地对“中国威胁”发出了集体性的呐喊，代表着西方社会对“中国浪潮”的文化自觉与条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对中国经济发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现“超越”苗头感到无比恐慌后的反扑企图。

这些“中国威胁论”多数体现在对中国引领全球治理与国力崛起的不满与抹黑。比如，美国智库炮制“锐实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学院的中国文化入侵以及所谓“不可告人的中国政治阴谋”；欧洲媒体攻击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16+1”机制，虚构中国意在分裂欧洲的阴谋；诋毁中国对外推行的“双赢”理念是等于“中国赢两次”，等等。这些声音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会放弃对中国“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幻想，高度警觉中国发展造成的“恶性”冲击。

还有不少“中国威胁论”则集中挑拔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比如，2017年底开始流行的“债权帝国主义”，意在建构中国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勾勒中国通过债务强迫当地国出让主权的负面形象；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更是在2018年初出访拉美、非洲的最后在任阶段，不断攻击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强行传播共产主义模式；不少欧美议员则诬告“一带一路”另造中国版势力范围，意在破坏国际自由秩序，等等。这些声音企图重塑西方的权威，破坏与拆散中国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

更有一些“中国威胁论”企图将中国定位为西方“假想敌”。比如，美国舆论不停地控诉中国窃取西方高科技与知识产权；英国媒体则通过春秋笔法，描述西方正在“神助攻”中国崛起，意在激将西方重新联合；特朗普政府更是不惜与中国大打贸易战，又为传统盟友加税豁免，大造“联欧抗华”贸易战的对峙架式。这些手段都是刻画中国非法地占了西方便宜，窃取了西方利益，意在促成并打造西方的再团结。

事实上，西方的再团结并非不可能。2017年底美国开始推行“印太战略”，提出新版基建与投资方案，试图制衡“一带一路”；德国外长加布里尔在2018年2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直接批评“一带一路”，强烈呼吁欧洲要有内部凝聚力；法国、印度等40多国政要2018年3月正式组建国际太阳能联盟，意在弱化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同月，日本主导与其他10国签署被称为“新版TPP”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平衡中国自贸区战略。

种种迹象已表明，“中国威胁论”不再像过去仅是“论述”层面，而正在向“实践”转化。“中国威胁论”引起了一些西方集体行动，正在实实在在地威胁着中国发展。

谨防“斯奈德陷阱”

产生后续行动的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正在提醒中国人，要高度重视国家崛起的外部反应，也要认识到一国民族复兴的艰难度与复杂度。

回想美国百年崛起之路，充满着荆棘与坎坷，包括南北内战、社会动荡、种族冲突、鼠疫灾荒、总统暗杀、洪灾飓风、外部战争、核武讹诈、恐怖袭击、体系设计、美元危机、金融风暴等，最终才“奇迹般”地造就了20世纪领衔世界的美国霸权。中国不走美式霸权之路，但民族复兴的道路需要从美式崛起“百年磨难”中得出崛起韧劲的成功历史经验。

历史上一度曾兴起的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苏联等陷入衰退，甚至国家解体的失败历史教训，同样也值得中国汲取。20多年前，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斯奈德在专著《帝国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中解释苏联、日本、德国等在兴衰中国内舆论怂恿、国外战略透支的历史规律。他虽没有论述中国，但中国须以史为鉴。

过去五年，中国崛起实力得到了全面检验，社会自信心不断高涨，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很强，效果也相当显著。但从外部舆论集体警惕并出现“行动化”的趋势看，中国崛起并非坦途，更非短途。中国尤其要重温当年抗日“持久战”的初期发动“百团大战”过早暴露实力、导致日本入侵者“三光”政策的自身教训，切不可掉进国内过度自信、国际过度扩张的“斯奈德陷阱”。

十年前，斯奈德教授访华时曾与笔者交流道，过往大国往往误以为，使用政治或军事手段进行对外扩张，越扩张会越强大、越安全。其实，一旦扩张过快，就会引起外界阻碍，导致成本超过了所能得到的收益，最终会导致崛起失败。“对新兴国家来说，聪明的战略是采用适度的扩张政策。”斯奈德说，“中国政策先发展经济，而不是扩张领土，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也比较温和。保持长期温和的方式，让外部世界慢慢消化，才能保证了中国的持续发展。”如是提醒，对当下中国是相当有价值的。

不妨采取“新韬光养晦”，夯实大国外交成果

在笔者看来，在新时代，中国不妨采取“新韬光养晦”策略，一方面继续保持战略自信，持续对内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外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设想，另一方面也要学会用更长远的眼光、更有恒心的战略耐力，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华势力”斗智斗勇。

如果一些西方势力以“拳击”的方式对华进行贸易战、金融战、货币战甚至军事讹诈等，中国切不可心急。以当前的中国实力，与西方硬对抗，西方社会占不到大便宜，但中国多半也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中国若运用古人智慧，以“太极”方式化整为零，让对方的拳击打空、打散，更无法通过“敌人化”中国而整合西方力量。这才是上上策。

在当前极其残酷与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须有更深的现代智慧与博弈城府，既要与西方现存力量强化合作，在中国投资走向广泛发展中国家时引入欧美国家的第三方参与，继续让他们成为中国崛起的利益攸关方；也要与相关西方力量进行有效竞争，站在真正人类与全球利益的高度，创造新的国际标准与新型国际制度，实事求是，踏雪有痕，持之以恒，改革并优化目前以西方利益为中心的国际运行体系。

“新韬光养晦”决不等于“新不作为”，而是要“巧作为”、“深作为”、“实作为”、“长作为”，是要进行更精细化的对外作为。中国要深化落实过去五年来对国际社会的各项承诺，优化存量、扩大增量，通过企业合作、对外投资、贸易往来等方式做大中国发展的“崛起红利”，塑造中国作为新型大国的崛起口碑，防止国内某些领域出现“改革空转”、“政策打滑” 等迹象蔓延至国外。

近年来中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醒的，“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近，我们越不能懈怠，越要加倍努力”，“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

基于笔者近年来调研数十个国家的经历，中国崛起可能已引起西方的“觉醒”。虽然西方整体实力在下降，但西方领衔世界的国际格局并未曾发生本质变化。中国务必要戒骄戒躁，而应尽可能地团结全球精英，形成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知识共同体、舆论共同体。我们还须认识到，在没有硝烟的国际舆论战中，搞好国内建设，持续国家“善治”，才能真正令外界心悦诚服，才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最终办法。

（文章原载于参考消息，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