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关系会以何种方式延续？_风闻

【3月25日至28日，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中国进行非正式访问，期间中朝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本文作者认为，中朝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条约形式确定了友好合作关系，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出现波动和起伏，随着朝核问题的升级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朝关系虽然呈现出疏远的迹象，但历史的纽带依然坚韧，两国的政治关系依然得以保持。面向未来，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朝鲜半岛统一前景仍不明朗且朝鲜核计划未见止步的情况下，中朝之间是维持“同盟”关系，还是转向正常国家关系？决定性的因素取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要求，曾经的“同盟”会有条件地延续下去。】

文*/*赵立新 延边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自2011年8月金正日最后一次访华后，中朝之间的最高层互访一直未能实现。不言而喻，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朝核问题使得中朝关系处在了一个难言进退的微妙境地。至少目前，建立于“鲜血凝成的友谊”基础上的中朝“同盟”在经历了冷战时期的考验后正屡受外界质疑。“中国对朝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中朝之间的‘同盟’关系依旧在延续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反映了人们对东北亚区域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敏感。

面向未来，中朝关系是否真的走到了十字路口？《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不再是中朝友谊和中朝关系的基石了吗？在国家利益、战略理性和历史情感面前，定位中朝关系的标准到底是什么？由此，本文旨在对中朝关系疏远的原因、历史和现实的纽带进行梳理，进而对中朝关系——曾经的“同盟”能否延续作简要展望。

曾经的“同盟”显露疏远迹象

从冷战后的现实来看，中朝“同盟”的确存在疏远乃至背离倾向。大的背景是，中国“同韩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使朝鲜-中国同盟对抗韩国-美国同盟的冷战型‘势力均衡’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即在朝鲜同韩国的冷战仍未终结的形势下，中国同韩国的冷战得以彻底终结……（这）意味着朝鲜战争结束后逐步形成的‘朝鲜-中国-苏联’三角间接军事协作关系不复存在。”面对国际体系的转轨，中朝两国对自身处境的不同判断和应对使曾经“不可分割的安全”出现了裂缝。中国秉持的南北等距离外交，中韩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的密切交往，韩国苦心营造的有利于己的“统一氛围”，加之朝鲜对“自主性”的强调，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戒备心”的加深，都不同程度地削弱了中朝“同盟”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领域，传统的看法认为，中朝关系的牢固根基在于相同的社会制度和共有的价值观念。实际上，在“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以“主体思想”为内核的“先军政治”战略和对“国际支配主义势力”的反抗，已成为当今朝鲜社会各阶层相对稳定的心理认知和价值追求，也被视为是捍卫祖国尊严和国家主权的“万能宝剑”。这与中国近40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战略和与此相伴而生的社会政治文化已鲜有相通之处。这似乎印证了在某些状况下，“意识形态也可能削弱联盟，因为它可能使联盟本应厘清的共同利益的性质和范围含混不清；还因为它可能使人们对政策和行动协调的程度期望过高，从而必将导致失望。”就此而言，中朝关系早已不像真正的同盟那样紧密了。

最重要的分歧仍然是朝核问题。“中国一直主张朝鲜半岛必须实现永久的无核武器化，坚决反对任何外国向朝鲜半岛输入、部署、储藏核武器，坚决反对朝鲜半岛南北任何一方发展核武器。”朝鲜先后五次进行核试验，中国政府都明确表示反对并予以公开谴责，同时坚定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有关对朝制裁。对此，朝鲜的不满和抱怨时有流露。2012年12月，朝鲜发射远程导弹后，中国投票赞成联合国制裁朝鲜的2087号决议，朝鲜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称，“连应带头建立世界公正秩序的大国也被美国的专横和强权所压抑，糊涂得甚至不惜抛弃必须坚持的起码的原则。”2013年2月，朝鲜不顾中国的劝阻进行第三次核试验。2016年1月，朝鲜又在中国“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进行了首次“氢弹”试验。

真正的同盟应该是共同决策，共同行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若以此衡量，中国和朝鲜显然是在“各走各路”。与美日、美韩等西方国家的同盟相比，中朝“同盟”在缔约之时，就“缺乏有关彼此行为准则方面的有约束力的规定，而且，在‘联盟’存续过程中也没能建立起制度化的利益协调、矛盾化解等内部运行机制”。从理论上讲，朝鲜拥核与否并不是中朝同盟延续或中止的前提条件，朝核问题也不能承载中朝关系的全部。“中国和任何一个国家双边关系的好与坏，不取决于这个国家到底有没有核武器。”问题在于，朝鲜面对美国的威胁执意拥核自保，在造成半岛局势动荡不安的同时，也给中国的安全利益造成了损害，这让本来就“未起过作用”的中朝“同盟”更显得名实不符。

历史的纽带依然坚韧

就历史的继承性而言，中朝“同盟”关系并没有明确终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仍旧是中朝友谊和中朝关系的基石，在宽泛的意义上，也可将其看作是中朝“同盟”的法律基础。《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于1981年和2001年两次自动续约且未做任何修改，条约的适用条件、范围以及对第三方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尽管有质疑甚至是主张废除条约的声音存在，但中国主流舆论和专家学者对条约的存续持肯定态度。相近的看法认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存在能够使中国一方面牵制朝鲜，另一方面威慑美韩……（条约）是避免朝鲜半岛战争再次爆发的积极工具，有着不可或缺的战略作用。”当然，在现实的国际体系中（包括条约签订后的冷战时期），条约既没有促成中朝两国的同步行动，也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约束力，更谈不上彼此的军事协调和相应的军事部署了。

如前所述，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先后与美、日、韩等朝鲜的“敌对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80年代起又宣布实行不结盟政策。而朝鲜的核计划是影响两国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却是在中国难以知情的状况下推进的。显然，一方面中朝双方都有“违约”之举，另一方面却又谨慎地、默契地没有把条约视为无物。2021年，条约又将面临“续”还是“止”的节点，从目前来看，中朝双方的态度依然是模糊的、不明朗的。断言条约“形同废纸”的说法不仅为时尚早，也是缺乏战略远见的表现。

有观点认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时期。尽管该时期《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其理由之一是“中国此时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理由之二是中美关系的改善，中韩关系的松动致使中朝“同盟”失去了“共同的、明确的对手”。诚然，中朝关系（或许一直以来）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同盟，但中朝关系从“现象”到“本质”的演变需要更为确凿、更为关键的事实印证，也需要一个更长一点的周期来加以考察。

例如，中朝双方是否会采取共同措施防止一方受到武装侵略？在一方受到武装侵略时，另一方是否会尽全力援助？至今为止，这些能够验证同盟真伪的问题的意向性答案一直讳莫如深。中国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不等于立即放弃了中朝“同盟”之实；中美关系改善和中韩关系的松动也仅仅能够证明中朝“同盟”只是失去了“暂时的、表面的对手”。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依然有效，且中朝两国政府既不宣布中止“同盟”关系，又不刻意表明同盟不可动摇的情况下，曾经的“同盟”依然维系着坚韧的历史纽带。

中朝关系坚守了“底线”

长期观察中朝关系的人士都会注意到，冷战结束至今，虽然中朝关系起伏波动，在朝核问题上矛盾凸显，近年来高层之间沟通不畅，但两国政治关系并没有实质性公开恶化。为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中朝关系保持了谨慎的默契和同盟的“底线”。理由就是中国的对朝政策和朝鲜半岛政策未发生根本改变，与此相呼应，朝鲜方面也一贯坚持“朝中友好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这种看似矛盾又有违常识的表象，从侧面说明了在历史情感面前，中朝两国仍然珍视“鲜血凝成的友谊”这笔无法轻易放弃的特殊遗产；在战略理性面前，为预防未来的不确定性（诸如以颠覆朝鲜政权为目的的外来入侵或是以战争方式谋求朝鲜半岛统一，包括美国有可能拟对朝鲜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等），也刻意保持了谨慎的默契。朝鲜每次核试验之后，美韩等国媒体都会抛出所谓“朝核问题中国责任论”，认定“中国不愿意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以使平壤改变自己的战略考虑。”继而称朝鲜的核试验是“打了中国脸”，给中朝关系“泼了冷水”等。中国政府坚称“朝核问题的由来和症结不在于中国”，并一直呼吁国际社会正视朝鲜的安全关切。

除朝核问题外，中国对朝鲜内政外交鲜有公开批评，对朝鲜因“民生问题”而受到西方国家诘难给予了庇护。对国内舆论有关“挺朝”还是“弃朝”以及朝鲜是“战略资产”还是“战略负担”的争论，也严格地控制在官方媒体和政策议题之外。事实上，中国也因此承受了“绥靖”“纵容”和“对朝政策软弱、失败”的指责。

朝鲜方面更深知中朝关系的重要性。在核问题上无节制的挑衅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风险，而依靠有限的、尚处在实验阶段的“核武器”去抗衡强大的对手、稳固政权并应对越来越严厉的国际制裁无疑于画饼充饥。因而对中国的不满和抱怨虽有流露，但未见公开的诽谤和诋毁，不可能主动将中朝关系推向危机。对“中朝关系异常”的说法也从不认同，甚至谴责韩国“热衷于离间中朝关系的丑恶阴谋活动”。外界依然认为，“两国领导层仍共享社会主义政治理念并保持着相互信任”。因为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都要防止最为不利的局面出现——朝鲜半岛再次发生战争，这就需要在“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对有可能“生乱生战”的因素和“擦枪走火”的风险进行控制。

对中朝双方而言，稳妥、有效的策略就是要保持一点谨慎的默契，让外界感知到中朝关系依然是基于某种“利益一致性”的、不可挑拨的“同盟”。这种做法或许有些消极和不情愿，但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朝鲜体制和生存的压力，降低美韩对朝鲜采取直接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可见，处在东北亚日益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的中朝关系，虽有隔阂但还是相互之间坚守了“底线”——不会主动选择“抛弃”对方，高层互动随时都有被“激活”的可能。

中朝关系的现象与实质

透过经贸关系可以更加直观地把握中朝关系的脉搏和实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随着苏联及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的转轨，导致朝鲜在经贸方面对中国的依赖不断加深。1993年中朝贸易额达8.9亿美元。90年代中后期，由于朝鲜经济陷入严重困难，中朝贸易额降至3.7亿美元，但在此期间中国对朝鲜的无偿援助没有停止和减少。

“进入21世纪，中朝贸易持续扩大。2012年金正恩执政后，中朝贸易额为59.3亿美元，比2011年增加了5.4%；2013年中朝贸易额为65.45亿美元，比2012年增加了10.4%，中朝贸易绝对规模仍持续扩大。”自2009年开始，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一直维持在80%左右。2014年，朝鲜对外贸易总额为76亿美元，中朝贸易额为63亿美元，朝鲜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程度高达82.9%。

此外，从1996-2007年，中国向朝鲜提供了238万吨粮食支援，从1995-2004年，中国政府对朝鲜的无偿援助金额达3.75亿美元，这对缓解朝鲜粮食、原油、电力、日用品等方面的短缺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坦率地讲，中朝贸易额与中韩贸易额（2014年，中韩双边贸易额接近3000亿美元）相比以及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014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43030.4亿美元）中的比重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遭受长期封锁和制裁且处在经济困境中的朝鲜来说，无疑是“关乎生存的纽带”。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为朝鲜的“生命线”和“资助人”或许就是缘出于此。

冷战结束以来的中朝关系既不是稳固的“同盟”关系，也没有建构起注重实际利益的伙伴关系。如果以正常国家的标准来衡量，那么在原则与利益问题上的“界限”和“底线”又无法划得十分清楚。呈现在世人面前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朝关系，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似近又远”的意味。这种“似近又远”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也有当今国际体系结构的决定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似近又远”也是中朝关系起伏之中基于“传统友谊”的一份应有的把持。

曾经的“同盟”会有条件地延续下去

未来中朝关系的走向牵动各方神经，是维系曾经的“同盟”？还是就此转向“正常化”？答案或许不会马上揭晓，但决定性的因素将取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竞争的本质要求。

首先，从朝鲜方面来看，对自身安全和生存的考虑将使其倾向于维持曾经的“同盟”。20多年来，朝鲜在核武及导弹研发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今天的朝鲜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相反，“美国对它的军事威胁更加近迫，国际制裁严重升级。朝鲜的国家安全形势在恶化，平壤利用大国复杂关系‘四两拨千斤’的手段正在枯竭……朝鲜没有力量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它注定要承受局势负荷最重的那部分”。中国和朝鲜把建立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与朝鲜弃核相联系的主张，虽有其内在逻辑和合理性，但60多年的分裂和隔绝造成的南北之间差异和对立，加之在掌握国际话语权的美国眼中，“朝鲜是地地道道的非民主、无人权、贫穷且好斗的非理性国家”，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按照美国改造世界的理想和抱负，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的建构当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美国不能保证一定不会采取颠覆朝鲜政权的手段，实际上它在这个问题上刻意保持沉默。”朝鲜想从美国那里获得安全保障的希望更加渺茫，“即将到来的战争”始终是朝鲜的担心所在。

朝鲜不想表现出妥协、追随或是某种依附的姿态，但强硬路线的推行改变不了生存意义上对中国的依赖。朝鲜的决策层想必深知，一方面，完全的“自助”只适用于意识形态领域，依靠中国（包括俄罗斯）的援助和制衡力量延续现有体制和免受外来势力的颠覆才是明智的选择；另一方面，尽管朝核问题令中国感到苦恼，但中国阻止朝鲜半岛“生乱生战”的决心和意志，还是给朝鲜提供了“战略负担资产化”的逆袭空间。一直有舆论渲染朝鲜决策层对中国由来已久的不信任和戒备，这或许是现实的一部分，或许是一种战略上的挑拨离间，但目前情况下它不是影响朝鲜做出战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

没有人能够预测朝鲜的事态发展，但国家利益终将促使朝鲜的政治进程回归理性的轨道。体制存续、国土安全、经济发展、民众生活等这些关乎存亡的选项，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取决于决策者的偏执和妄断。冷战时期的经验告诉朝鲜，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越近，它的安全也就越有保障。在停战协定转为和平协定之前，这个经验依然是朝鲜对外战略的重要参照。2016年5月，朝鲜劳动党“七大”后，正式步入“金正恩时代”，“经济与核武并行战略”得到进一步确认。虽然朝鲜决意拥核自保，但其经济上对华依赖的状况在中、长期内难以改变，朝鲜没有理由不搭中国的“便车”。

其次，对中国来说，延续曾经的“同盟”一方面是基于历史情感纽带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义务，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可以使中国握有一个介入朝鲜半岛复杂问题的“抓手”。这样做既符合中国长远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从负责任的角度看，也可以通过深化依赖关系来约束（或促变）朝鲜的某些行动，直至帮助朝鲜融入国际体系。

当然，在朝鲜半岛统一前景不甚明朗和朝核问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维持曾经的“同盟”难免会遭到质疑。有观点认为抱守同盟观念是冷战思维作祟，不利于中国维护自身利益，更有可能刺激竞争对手。现阶段“中国对建立正常国家间关系的愿望高于建立联盟关系”，维持与朝鲜曾经的“同盟”将把中国与未来可能会很危险的义务捆绑在一起，同时对未来有潜力的中韩关系来说也无疑是一个打击。况且，朝鲜作为一个“盟友”给中国制造的“麻烦”已经不少了，而朝鲜也没有能力为中国做得更多。还有观点认为，在中朝关系和朝核问题上，“朝鲜抓住了中国不会完全抛弃它这一软肋，并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朝鲜巧妙地使中国陷入了‘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窘境”。如果这是事实的一个方面，那么中国的战略主动也就无从谈起了。另外，早就有研究者强调随着武器和技术的进步，随着中国与朝鲜安全观念的分裂，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已经失去了意义。倘若如此，既不能应对共同威胁，又没有共同的战略收益，曾经的“同盟”没有理由勉强维系下去。

​对任何国家来说，“是否采取结盟政策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权谋问题”。历史上中国曾经与一些国家结盟并因此受益，也曾经中止了一些盟约避免国家利益遭到损害。在中朝关系问题上，近年来国内舆情确有指责和疏离朝鲜之倾向，但高层决策者似乎是遏止了将中朝关系推向所谓“正常化”的冲动，这是一个稳健的也可能是权衡利弊后的慎重抉择。因为“中国和朝鲜之间原本不存在任何的双边‘冲突焦点’，唯一的问题是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这实际上是一个超越了中朝关系的多边争端，而且还牵涉到其他国家”。延续曾经的“同盟”虽然会给自身带来一些“负担”，也会使中美、中韩关系复杂化，但还是应该维持下去——既不需要提升，也没有必要中止。“美国想遏制核武器的扩散，但最多只不过是形成一种推迟机制，不可能获得成功。当美国比今天强大得多的时候它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

现有迹象表明，未来中朝关系的发展将面对朝核问题长期化的现实。如果中国因为朝核问题而“放弃”朝鲜，那么背离了中国的朝鲜对美国来说则更像是一份“厚礼”。未来无论中朝关系如何，无论中国持何立场都不可能置身于朝鲜半岛事务之外，“同盟者”的身份将赋予中国采取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中韩之间面向21世纪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曾经堪称典范，但在安全领域仍囿于中美关系以及东北亚均势体系的框架，“萨德”落户韩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延续曾经的“同盟”仍不失为保障朝鲜半岛稳定和维护中国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使中国在中朝关系和朝鲜半岛事务上握有战略主动权。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地带依然是一个客观事实。洲际导弹、远程战略轰炸机和快速移动的地面部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时间和距离的障碍，但这并不意味着“地理的终结”。地理依然重要，“它重要在战略及战术的军事和政治意义，以及从文化角度出发的领土意义上；它还重要在资源、人口以及物质系统的空间分布意义上。无论是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还是1991年的伊拉克战争，都没有证明胜利是仅仅通过高技术就可以取得的”。当军事行动的结果最终体现为对某些地理目标加以控制和利用时，朝鲜半岛作为战略缓冲区的价值和地位就不言而喻了。这是其地理位置和中美俄等大国竞争的战略态势所决定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再次，东北亚乃至欧亚大陆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是曾经的“同盟”延续的外部条件。冷战结束至今，东北亚没有发生过国家间的战争。朝鲜半岛虽然屡现危机，但还是避免了正面冲突。“有和平但不够安全”可谓是地区局势的真实写照。没有理由忽视朝核问题，但大国的对抗（竞争）、妥协和合作才是地区安全的真正枢纽。美国的实际行动表明，欧亚大陆最大的问题不是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而是中国的崛起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性优势，美国无法适应也不想接受这一现实。美国在欧亚大陆一直以来的地缘政治目标就是防范并遏制潜在的竞争对手。

因此，美国把冷战时期与大国相处的（对美国来说也可能是成功的）历史经验——推行遏制战略并扩展同盟，开始施用于中国。尽管中国主张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源自西方的“修昔底德陷阱”似乎被当作了历史铁律。悲观的预测认为，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战争。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推进和部署，不仅造成了中美关系的紧张，也使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不是如何征服自己的邻国，而是防止邻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当然，也有严肃的观点指出，历史和现实并不能够推证出中美必然发生冲突。中美之间“没有战争，只有强硬的讨价还价”，如何看待对方是完全可以积极建构的。但至少从目前看来，“竞争-冲突论”占据上风，在可预见的将来，安全竞争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严峻课题。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议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这意味着中国无法与美国达成战略性谅解从而得到应有的大国地位。从维护国家利益和积极防御的角度看，中国需要把针对自身的地缘政治封锁的潜在危害尽可能降低，中国需要有明确的“安全边界”和战略支点。“中国梦”的实现和“一带一路”宏伟构想的实施，也需要构筑一个有利的东北亚乃至欧亚大陆的安全格局。显然，中国没有足够的手段去瓦解美国的同盟体系，“与美国对抗（更）是中国必须要努力避免的一种战略选择”。中国能够做的就是提高防御能力和威慑力量。倘若“休昔底德陷阱”无法回避，那么未来中美除了依靠自身的实力外，盟友的数量、质量将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事实上，在美国近乎严酷的地缘战略挤压下，“隐性的”中俄同盟以及可能延续的中朝“同盟”，与其说是主动的战略筹谋，倒不如说是面对美国霸权时被动的抗争。

结语

展望中朝关系的未来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争论很大。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王逸舟教授在接受凤凰国际智库的专访时曾经指出，“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包袱’观点现在在民间、学界、外交圈都成为一个主流观点……从两国的社会结构、国内政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朝渐行渐远是必然的，‘战略包袱论’最终一定会形成主导性意见”。因而建议，中朝关系需要从“血盟”走向正常化。如果只是考察冷战结束以来两国之间公开的交往，对中国来说，“战略包袱论”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判断。但若将中朝关系置于东北亚乃至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背景下，中国将不会据此判断制定对朝政策。

地缘政治的本质就是竞争。主权国家对安全、利益和权力的谋求，自然地物化为对资源、位置、空间、航线、缓冲地带等地理目标的利用、控制和占有。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人类生活的永恒主题。国家无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及其实现手段。朝鲜在核问题上的“任性”会将中朝关系屡屡拖到“十字路口”，但终究不至于“分道扬镳”。

【本文首发于《延边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