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工资、利润、税收之间有客观的分配规律_风闻

        中国的公知们从西方意识形态教条出发，总是批判中国政府从社会经济活动中分割了过多财富，使得企业与民众的收入减少了。

        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不否认，政府有较多的财富，会有利于对经济的合理调整，从维持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的要求上说，是有利的。但是因为从心底里就看不的政府好，所以不顾在这样环境里的实际效果，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奇迹般成长的同时，也伴随着民众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是要说中国政府攫取了过多的财富。        国民经济价值的构成，是由工资、利润、税收三部分组成。简单地从逻辑上分析，税收部分大了，工资与利润部分就会小了。因此公知们的这个民粹式忽悠很容易让人们上当。

        一般的人们不会明白，打工者只需要顾及自己的工资收入；资本家只需要顾及自己的资本利润；政府却不能只顾及自己的税收增长。

        因为税收增长如果压低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经济就会呈萎缩趋势，社会的就业问题就会严重起来，社会就可能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经济会进一步萎缩，结果会导致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税收来源减少，这还是好的，如果进一步恶化，会导致社会动荡，危及政府的根本利益。

        在政府、资本家、一般劳动者中间，资本家们是最可以肆无忌惮的。这个地方的利润空间小了，他们可以把资本投到其他地方去。因此它只需要有合适的利润空间，不会特别在意某个特定地区的社会是否稳定。

        一般劳动者则是最弱势的一方。因为他们只能在既定的环境中谋生活。因此他们与政府一样，需要所在地方的社会和平与稳定。

        而政府一方，则为了实现社会的持续和平与稳定，既必须维持一般劳动者的必要收入水平，又必须满足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要求。

        从这个分析我们知道，政府的收入能够越多，就越能够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政府的收入水平，会受工资必要水平与利润必要空间的限制，不可能想要多少就能够实现多少。

        而且，由于经济越发展得好，资本增值速度越快，资本需要的利润总空间就会越大，政府的收入占国民经济总价值的比重就必然会越小。这也是西方国家的财政能力会弱化到今天这样程度的根本原因。

        因为政府收入越多就越能够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同时政府收入水平又必然地会受到工资必要水平与利润必要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要衡量政府收入水平是否过高，只要看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就好。

        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就证明政府的收入水平过高，压制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如果经济发展得很好，就证明政府收入水平合适。如果经济过热了，就证明政府收入水平太低。当然，这里的政府收入水平“过高”或者“过低”，也可以解释成为财政支出的“过少”或者“过多”。

       有人会说了，你这是以中国经济发展好，作为中国政府收入过高的辩护，故意忽视了如果中国政府收入降低一些，经济会发展的更好的可能。这是不懂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

        上面已经分析过了，经济发展得好，会导致资本增值速度快。于是市场上争夺利润的资本会增加。利润空间决定于生产效率与成本的变化：效率提高而成本不增加，则利润空间增大。效率不提高而成本增加，则利润空间减少。

        争夺利润的资本越多，会导致市场资源价格上升，如果生产效率不能够同步上升，利润空间就会缩小。在资本利润预期降低的环境下，经济发展就会停滞。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

        1、政府扩大财政支出，增加市场有效需求，维持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

        2、通过科技进步手段，提高生产效率，抵消资源价格上升导致的成本增长。

        很显然，后一个方法才是根本的方法。也就是说，应该通过促进企业实行科技进步，实现产业升级、提高生产与经营的效率，来维持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

        可是资本的唯一特性就是逐利。如果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上就可以获得足够的利润，资本家们是不会用高成本投入，进行有风险的科技进步投资的。所以，在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可以满足社会就业要求的环境下，用减税的方法刺激经济，会促进企业的惰性。

        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特别明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能让他们摆脱贫困落后，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科技进步缓慢，生产力水平落后，导致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原因就在于，那里的资本只想，也只能在既有的科技水平上赚钱。当即有环境不适合赚钱了，资本就离开了，或者被消灭了。倒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集团，因为自己不努力创造先进技术出来，就只剩下死路一条，才会不得已只好进行科技进步的投资。而因此所冒的风险，必须有国家财政的支持为条件。

        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互联网新经济，就是在美国政府早已创新出了互联网形态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当时美国经济的强劲恢复，也是以美国联邦债务从1980年的1万亿美元，增长到1989年的2.8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是在美国政府强力扩大财政支出的环境下，实现的。而联邦债务的大幅度增加，无疑为后来的经济发展戴上了很沉重的紧箍咒。

        而美国政府之所以会在扩大财政支出以后，负债大幅度增加，就是因为他们的财政收入不够。而财政收入不够的原因当然与减税有着极大关系。叶檀没读过那段时期的西方国家经济史吗？还是不懂税收与财政之间的逻辑关系？

        国际上通常采用R&D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指标反映一国的科技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一期《主要科学技术指标》数据库（Ma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9-1）公布了OECD国家30个成员国和中国、俄罗斯、阿根廷、南非、以色列、新加坡、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中国台湾等9个非OECD国家（地区）的最新R&D数据。据测算，这39个国家（地区）的R&D经费占世界R&D经费总额的95%以上。

        2007年中国R&D经费在39个国家（地区）中的份额上升至4.8%，与英国和法国分别仅相差0.1和0.5个百分点，而2002年两国还分别比中国高出2.0和2.6个百分点，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的R&D经费总额也分别从中国的18倍、8倍和3倍下降到中国的7.6倍、3.1倍和1.7倍。

        与中国类似，韩国、俄罗斯等发展中经济体也表现出良好增长势头，在世界研发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提高。虽然，2007年美、日、德、法、英五国R&D经费占39个国家（地区）的比重仍然高达69.3%，但这一比例已经比2000年下降了10.5个百分点。

        与R&D经费总量迅速增长相对应，我国的R&D人员数量也在迅速提高，2007年已经达到173.6万人年，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据估算2006年美国R&D人员在230万人年左右）。但是从R&D人员人均拥有的R&D经费来看，我国的R&D经费投入强度还十分有限。

        绝大多数发达国家R&D人员人均R&D经费在10—20万美元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大多在人均10万美元以下。中国R&D人员人均R&D经费支出额于2000年突破1万美元，之后增长迅速，到2007年已增长到2.81万美元，即便如此，在可获得数据的38个国家（地区）中，仍只列第33位，约为德国和日本的1/6、英国的1/5、法国和韩国的1/4。

        从上述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与中国的科技实力与核心竞争力的增长、中国R&D经费快速增长为根本基础的。

        因为只有用于科技进步的经费增长了，科技进步的持续发展才有经济基础。而科技进步的持续发展又是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的根本基础。正是因为在这样环境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增强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才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根本基础。

        2、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R&D经费投入都不值一提，原因只能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附加值比重太低，即使政府在财富分割中占比很小，企业也因为自身实力弱小，只能通过努力抓住眼前的利润机会挣扎求活，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有规模的科技经费投资。

        依靠外来的科技经费投资，当然不会让这样的国家的科技进步取得快速的成长。这就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能摆脱贫穷落后处境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也是从这些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阶段走出来的，并且一度比他们的大多数更贫穷。为什么中国可以走出来？这就不得不承认，前面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用违背市场规律要求的手段，强行集中资源进行关键的生产力建设，对中国后来的市场经济发展具有的特殊作用了。

        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政府用强行集中资源的手段建设了关键的生产力。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才能够很快实现经济附加值的快速增加。

        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在不压缩资本必须的利润空间的前提下，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资源，进一步增加科技经费投资，在本国的企业因为实力仍然不足，没有能力进行规模化科技经费投入的环境下，不断进行跨越式科技进步活动。保证了中国经济几十年中没有出现科技进步的停顿。这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有人或许会问，印度也实行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比中国还晚，为什么不能像中国一样发展起来？因为印度有两个问题阻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1、印度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在本来就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农业资源被封建土地所有者垄断着，不能被集中用于关键性的生产力建设；

        2、印度的是西式共和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的政党必须附和民意要求，而民意往往是短视的，这也决定了他没办法像中国一样，强行集中资源建设必须的生产力体系。

        综上所述，因为经济决定于生产力，生产力决定于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决定与科技经费的投入。而科技经费的投入在发展中国家，因为企业实力弱小，主要的来源必须是财政支出。因此，财政收入如果有可能，当然是越多越好。不过市场规律决定了，如果财政收入增加的结果是压制了资本的必要利润空间，经济就会萎缩。因此政府是不会无限制增加税收的。

        另一方面，资本的唯一指向是利润。如果政府收入占经济价值比重太少，让资本利润空间过大，结果是会导致资本增值速度过快。

        而资本增值速度过快的结果，会导致争夺有限利润空间的资本增加，经济过热、利润空间被过度竞争所抵消，而必须的科技进步基础上的生产力进步被迟缓，经济的发展就会失去可持续性。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占比过低，并不会让资本在国内长期得到必要的利润空间。

        所以，税收、利润、工资三者之间是有客观比例关系存在的，适应了这个客观比例关系的要求，经济发展就会好，资本的利润、政府的税收、工资的提高都会同时实现；如果没有适应这个客观比例关系，结果就会使经济发展困难，当然政府的税收、资本的利润与劳动者工资的增长，都会遇到困难。

        至于什么样的比例关系合适，衡量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经济发展的状况如何。而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在世界上是最好的，后面的话我就不说了。

        今天看到叶檀女士要求中国跟随美国减税，提出的一条理由是，税收多了会导致政府浪费与国企低效的延续。这是很愚蠢的看法。

        政府“浪费”不过是财政支出的过分扩大。财政支出的结果是市场资源充沛或者市场有效需求的增加，对于民间资本的追逐利润是极好的条件。如果站在民间资本家的立场上，应该要求政府多“浪费”才对。

        当然，政府的浪费会降低政府的财政能力，会导致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的不可持续。因此从政府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来说，政府是不应该浪费的。这也说明，政府本身的利益要求决定了，他们不会随意浪费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浪费现象不过是与我们看到更多的民营企业破产亏损现象一样，是因为一些人犯错误的结果。

        很显然，从逻辑上说，就像我们不应该因为大量民营企业破产、亏损而反对民营经济发展一样，也不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浪费现象，而反对政府增加税收。

        另外再说说国企现象：

        国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它的本质目的不在于获取财富，而在于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节经济运行。当市场或行业过热的时候，它可以提高供应价格，实际上起到增税的作用，防止经济或行业扩张过度；在某些因特殊情况而供不应求的行业，它可以低价供应资源，起到降低经济或行业成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时候它的实际作用就等于财政支出。

        自由派要说了，市场会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为什么要国企来做这个事情？市场调节经济运行，在经济水平低的经济体会让国际垄断资本居于操纵地位，使被操纵的经济体成为经济殖民地，只能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利润来源。当世界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双方共赢；世界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国际垄断资本会及早脱身，把危害留给被操纵者。

        当国际垄断资本抽身的时候，没有本国的资本能够顶上去，经济危机就会比发达国家更严重。而在危机面前能够顶上去的资本只能是国家资本。因为这时候的民间资本也只会退避三舍。国家资本因为从政府的本质职能要求出发，必须要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国家资本从哪里来，当然是从税收和国企经营收入中来。

        由于国企必须支撑经济的平稳发展，所以在经济或者某些行业不好的时候，不能为自己的利润要求而提高价格或者裁减成本，那么就只能在经济或行业好的时候提高资源供给价格或者裁减经营成本。这里所谓裁减经营成本，就是利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适当提高资源供应价格、把一些非核心资产上市，提高国家资本效率。

        在发展中国家，国企还有一个重大作用，就是相对不顾成本的科技更新。即在超越本国市场要求的水平上，用民间资本不可能花费的成本从国外引进或者模仿国际先进科技成果，实现科技更新的跨越式进步，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进步要求储备先进科技手段。这就是中国这几十年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关键原因。

        经济领域里的自由派论者反对国企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所谓的产权界线不明确导致腐败和低效率。这些人很明显是对于西方股份制企业的现象故意失明。

        西方国家的现代大型企业多为股份制公司。经理人也往往不是公司的所有者或者大股东。从这个角度说，也存在产权界线不明确的问题。因此在逻辑上同样存在腐败与低效率的可能。所以美国的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曾经因为效率问题濒于破产境地。可见这不是国企独有的问题。

        国企有没有独有的问题·？有！那就是他肩负着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部分责任。不能像其他企业一样完全根据市场要求作出有利于公司利润的反应。

        比如市场看坏，民间资本逃避风险的时候，国企不但要挺住，还可能要追加投资以防止市场崩溃。他们因此向市场注入的有效需求，未必能给自己带来利润，却是防止市场崩溃、维持市场资产价格和民间资本投资信心与利润空间的重要条件。

        那些盲目批判国企现象的人们，被民企经营者以为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其实没有国企的作用，他们会死的很惨。

        印度没有中国这么多的国企。按理说那里的民企应该经营的很好了。可是2012年，中国民企一年的出口额比印度整个出口额多出4700亿美元！这说明印度的民企发展的远不如中国的民企好。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国企提供了中国经济——当然包括民营经济在内——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条件。

       中国经济几十年的快速成长，伴随的是民营经济的更快成长。所以今天才会有众多的民营企业在世界上展露头角。没有国企垄断现象的很多国家比如印度，他的总体经济规模都不如中国的民营经济规模大。

        要知道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中包括国营、民营、外资等部分。印度的总体经济规模不如中国几大经济成分中的一个成分大，说明国企垄断在中国没有成为民营经济增长的阻碍。相反的是助力。作为国企一部分的国有银行当然更是这样。

        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上看，西方经济增速较快时期，也正是他们国企大发展的时候。当国企私有化以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当然包括他们的私营经济增速，就再也没有快起来过。        

        因此，一个国家在有能力的时候，应该努力实现国企的做大做强，以尽可能的延长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