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_风闻

饥饿的现实感

北京35中高二学生王岐山上山下乡去了延安，那是1969年元月。

冯庄公社的刘姓副书记在北京提前与知青见面时，言之凿凿：我们那地方可好，满山果树，有苹果吃。他怕这些年轻的娃娃知道冯庄穷，不肯来。到达延安后，老乡们用毛驴车，把学生们接到各自所属村落。

娃娃们一看，有高山是不假，但光溜溜的，根本没树。此后每见到刘书记，就俩字：骗子。

王岐山被分配到康坪生产大队，同来的还有女朋友姚明珊。在时任康坪村村支书尹治海的记忆里，王与姚的关系，当地人是听北京娃娃们说的，“他们在北京就认识”。队里的北京知青，男娃奔着王岐山，女娃跟着姚明珊，一起来到康坪。

“知识青年来了，吃也吃不上，就是吃玉米、高粱。也不会吃，囫囵地吃，粮食的壳儿还留着，没有磨成面，就那么煮着吃。饭也不会做。最后我们派了一个老婆儿，给他们做了大概半年。陕北那些杂粮，乱七八糟的做法，他们不会（做）。城里是炒菜，这里一锅烩。”尹治海说。

那种饥饿的感觉王岐山一直记得，日后他曾回忆说：“……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

知青们呼噜呼噜吃掉大烩菜，开始学习干农活。适应了一年，像那么点样子了。在尹治海眼里，城市娃娃们粗活不惜力，但细活干不来。女娃能甩开膀子用手拾粪，但扶犁耕作、开手扶拖拉机这种有技术含量的活计，只有个别男娃学得来。

小组长王岐山干活一般，却很有号召力。同来的知青不必说，连其他生产队与他不熟识的北京娃，都听他招呼。据康坪村村民回忆，其他队上若有北京知青不服管、出问题，公社都会找王岐山去劝。

“有时候政府就把他叫走了。哪个队的知识青年闹意见，打架，就叫他去，去开开会，让他去调解调解。”尹治海说。

康坪村知青张佩侠还未报到就跟其他生产队人员打架，老乡们听说他在北京时就顽劣。到了康坪之后，王岐山负责“教育”，吃住看紧，其他知青与他配合，不时冷落与关禁闭、罚体力劳动并济，“人家（其他）11个知青都争气，就他一个小混混。”延安知青尹大才说：“王岐山把他修成正果，改成好样的，后来也当了老师。”

因着强大的号召力，冯庄的3个大队合并后，王岐山成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主要职责还是协调管理北京知青。

尹治海觉得，王的号召力是从首都带来的，听说其在学校里便是风云人物。

“你要让王岐山打架，他谁也打不过，他体质弱。但谁也说不过他。人家能把知青都拢住，知青都服气，老百姓都服气，我比他大3岁我都服气，比我成熟。”尹大才是下放较早的延安本地人，带着老婆孩子插队，住在北京知青的隔壁。尹大才夫妻两人跟北京知青们一样，管组里的领头人叫“岐山”、“珊子”。

**“王岐山把政策学得（透彻），人家就不像个知识青年，比蹲点干部都渊博。”**尹大才记得，一季枣子成熟时，公社来了干部，“抢枣”，“队长挡不住，王岐山去，三言两语给打发了，（就是）搬政策、讲道理。”

生产队对王的敬意，也来自于明白人的引领。“原来我们生产队长是个老八路，在西北野战军当过连长，老婆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来的，有什么事情就问王岐山。那人见过世面，（知道）这些人虽然年轻，但是有知识，队上有个啥事，咋个适合不，让王给他把把关。”尹大才很为自己是康坪生产大队知青的一分子感到骄傲，虽然也被北京知青“连累”，自留地分在水边，难养活，他也自认为充当了北京娃和延安老乡之间的桥梁。

北京知青们顶着农村户口，思忖着“扎根一辈子”的誓言，但老乡们却意料他们待不长远。村里的赤脚医生空缺，他们找来尹大才顶上，想着北京娃娃文化虽好，说不定哪天就回城，指望不上。

**底层社会的艰苦和无序，多少还是让知青们失望。**尹治海动员大家写入党申请，没一个人应承。即便如此，王组长带领着青年突击队，干活表现还是不差。尹大才和尹治海记忆中，康坪大队的知青从未有过不良记录。

一周劳动6天，学习1天。“知识青年再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尹治海想着，主要是让知识青年们得一日喘息休息，读读报纸就可以了。知识青年们倒真有学习的积极性，村里的《红旗》杂志等读物都是他们订的。但体力劳动终究辛劳，年轻人下工回来下下棋，打打扑克，也是常有的。而“人家王岐山就学习，拿个石板做个桌子”，“他就看他的那些物理化学数学。”尹大才不以为然，对王说：“这个屁用也不顶。”尹记得王回答说：“文革’期间，这个也没学好，把这个再啃啃。”

尹治海也夸王岐山学得好，“他看外国的经济方面的书。”对这稀罕物，村里有人议论：哎呀他看的是什么书？外国的书，是不是不正确的书？

对于这稀有之书的来源，延长县作协主席张思明知道一些。他曾为写作习近平延安插队经历而在延川县梁家河采访，并于2002年赴福建拜访时任省长习近平。他曾听习谈起，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先到了冯庄找王岐山借宿一夜，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当时习带着一本经济方面的书，王岐山给留了下来。

尹大才也记得王岐山跟他说过自己和习近平的友情，“我知道他们好。”王曾问尹：习仲勋你知道吗？尹答：知道，西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王：他儿子也在延川，他们那边如果请你过去你去吗？尹：我去你给我挣工分啊？

康坪知青里，数刘捷字写得好，他在村口的土墙上题过8个“可大的字”：延安精神，永放光芒。王岐山用刀子把字刻了下来。

“那时候乡政府说，那几个字写得好，知识青年写下的，要保存好。结果（后来）修路都铲了。”尹治海说。

尹大才也为那8个大字可惜，他更可惜的是冯庄公社没有宣传康坪知青的优良作风。他想写本书，暂定名《康坪村的北京娃》，“王岐山是知青小组长，我要写知青小组，任何一个人的事情都离不开他，每个人的故事都跟他有关系，就是做配角，也不可能没他。”

苦虽苦，赤脚医生尹大才却也觉得：“插队是个双刃剑。学习误了……可是，来锻炼也达到了好处，像王岐山这样，来生产队，方方面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都参与过了。”

1982年5月，王岐山（左二）陪同中央农研室领导在福建莆田调研，为起草中央一号文件做准备。

丰满而谨慎的理想主义

1971年9月，林彪的飞机掉了。尹治海去地区上开会，市委副书记千叮咛万嘱咐：保密保密。一回村，北京知青就围上来：开会是不是通报林彪的事？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段，为防止“四旧”文物遭到破坏而早早关闭的陕西博物馆大门重开，5年的闭馆，原先的讲解员上了岁数，博物馆便到延安招上来10位北京知青。

康坪队上有两个名额，据尹治海说，大家都去面试，口才上佳的王岐山和王小枫被录用。此时，姚明珊因父亲的问题，无法回城，王岐山不想先走，但公社催促，只能暂别女友，来到西安。

其时“文革”虽进入平稳期，博物馆复工，但集体生活中吃饭前早请示晚汇报、排着队念毛主席语录、每周一日的政治学习闭馆也都是不能少的。好在业务学习也没荒废。西安碑林有一块景教碑，世界闻名，介绍早期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情况，馆里一位老先生单给年轻讲解员讲授有关该碑的知识，就讲了两个月。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员王平平（化名）比王岐山等人晚4个月入馆，是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同北京知青一起做过8个月的讲解员，与王岐山交好。2011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西安调研期间，特意安排一晚上的时间，约上8位（实到7位）友人在老博物馆（现碑林博物馆）叙旧。那一晚，王岐山提起，他至今还记得关于这碑的知识，“让我现在去讲碑林都能讲。”

那一晚，老友们从7点半聊到10点多，王平平跟王岐山直说着陕西话，后者则举着水果给这个送给那个递，香烟不离手。此情此景让王平平觉得，“有些东西和几十年前一点都没变。”

**王岐山将叙旧与工作的界限严格划定。**馆长邀他顺道看一下新的石刻馆，他没答应；馆里送他碑帖作礼物，“一块真的碑帖都上万块钱”，他一口回绝，“一点面子没留。”王平平拿着卡片机，让茶室的服务员帮忙拍了几张照片，而馆里专门负责拍照的工作人员没能进入王的叙旧局，馆长和书记都只能在外等候。陪同的常务副省长和陕西文物局局长虽得进门，也只能远远拉两把椅子，互相说说话。

在王平平看来，王岐山6年的讲解员生涯锻炼了其口才和待人接物的能力。讲解词没有现成的，全靠讲解员自己提炼，又面对不同社会阶层和文化层次的参观者，应对需要灵活。在陕期间，王岐山又以工农兵大学生身份，就读于西北大学历史系，在知识储备、观世视角和人际交往等方面的人生维度变得多元起来。

王岐山在博物馆期间，接待过中央领导李先念。“那是第一次让他接待身份比较高的重要人物。我在旁边听了几句，觉得他讲得很活，完全没有稿，李先念听了也觉得很有意思。”

特殊历史时期中的陕西博物馆，像一座中国大舞台的微缩，纷纷繁繁，闹闹哄哄。其下情景，时而残酷恐怖，时而啼笑皆非。

青年人们四处搜集书籍，地下读书会成为他们结交志同道合的平台之一。从阅读心得到当下时事，人们在迷雾中摸索，生存与未知是他们的原始动力，以隐秘而又难以抑制的热情讨论着中国的现实和出路。王岐山也是其中一员，他还带着一如既往的号召力，每日都有很多西安青年跑到博物馆找他探讨问题。一次军代表在大门口堵到他，说了几句：今天从早到晚来了几十个人找你，都不买票就进门，你给博物馆造成了损失。

西安人葛岩在他的文章《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中提到他在此时结识的王岐山：“……已经可以感受到他的人际亲和力。西安有两个有名的中学生领袖，都是西北大学的子弟。但由于文革中政见互异，两人不相往来，但却都视王岐山为要好的朋友。”

擅交朋友的王岐山同时也显示出稳重谨慎的一面，虽然西安各个派系他都有接触，但绝对不介入具体事务。

王岐山、王平平等一圈朋友，在互相掩护、互相帮扶和互借“禁书”中度过前途未卜的岁月。《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的袖章、语录、社会的疯狂曾令他们震惊，对应着认知中国的现实；也曾在深夜里扳着手数，开国元帅10人、大将10人以及众多上将，当下境况怎样，命运如何。

这个时期的王岐山仍然没有明显表现出对今后道路的规划。他依然没有入党。

 “文革’的时候你能把命保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中国的前途谁都看不透，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怎么能有个人的命运呢？”虽然带着悲观，王平平不认为“文革”对于他这代人来说，只有负面意义。“文革”逼着大家在风暴式的环境中迅速认知事物、辨明是非，经历人生的磨难后变得更加坚强。

 “文革’中能够最后认识到这些，或者在这个过程能有所领悟的（人），是比较少的。大多数人就是经受苦难。还有少数人没有挺得过来，人都不在了。”对于日后走上仕途的王岐山来说，“他这种成长经历不是后来很多其他技术官僚能够体会得到的。”

2003年1月7日，王岐山在海南省陵水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

从此，王岐山的道路转向经济领域

1984年莫干山会议在杭州召开，与会人员是从全国各地提交的论文作者中选拔出来的青年才俊，会议就国民经济的热点进行了激烈讨论。但在当时，这种讨论与集会，带有一定风险。据柳红所著《八零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黄江南这样谈风险应对：“政府是由人和部门组成的，有的人本身，就代表了政府。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王岐山。他们来，我们心里踏实了很多。当时不像现在，没几杆大旗不行。没人出文，一切都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间。”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历史又一次呈现出剧烈与复杂的局面，全国上下依旧在探索。1982年，王岐山进入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次年入党，6年间成为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所长、正局级研究员。1988年起，历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并力主建行改制、中金公司的组建等中国金融界大事。从此兼备对中国根本问题（农业）的认知和对国际潮流（金融）的把握。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王岐山被委任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协助省委书记李长春处理广信、粤海等国有企业资不抵债事件。为消除消极影响，他曾接受“联办”旗下《财经》杂志的对话专访，阐释“窗口公司”历史使命的结束，强调“谁的孩子谁抱”的市场逻辑在中国确立。

**王岐山更为人熟知的危机处理是在2003年非典期间。**他从海南任上被急召入京，上任第10天召开中外记者见面会，次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专访，向百姓呈现、解释当下抗疫局势。一句口头禅“说实在的”广为人知。

2004年，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曾在面访王岐山时提出：“去年（2003）抗击非典的记者会，面对全北京、全中国的大恐慌，面对国内外记者那么多刁钻问题，你的应对太精彩了……只有一个地方，你公开赞扬美国的《纽约时报》‘不愧为《纽约时报》’，还赞扬美国记者‘提的问题就是尖锐’，容易让人产生联想，以为你在暗讽国内记者提的问题不尖锐。电视直播一出来，我就担心你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回答，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呢？”

王岐山回答说：“没有啊。去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后，中央领导都表扬了啊，说我是放得开、收得住。”

据方进玉所知，“王岐山为那次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时，他的那些发言提纲—特别是针对外国记者必然会提出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的问题，其答复的核心内容，应该已经得到了当时市委书记刘淇，甚至是中央高层的认可。”

王岐山的张弛有度、应对得当也曾让世界卫生组织的媒体专家印象深刻。2003年劳动节这天，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邓小虹在参加世卫组织培训时碰到代市长王岐山。据当时媒体报道，邓小虹说，在模拟发言环节，王岐山主动要求第一个来，回答法国老师模拟的外国记者提问。重放录像时，“王市长的录像几乎成了讲解的样本。”法国专家对王的评价是：“一个非常有主见、有见地和有决心的领导，他不会让记者牵着鼻子走，而是用自己的思想引导记者从政府工作和政府努力的角度去问问题。”

王的话语能力由此可见。吸纳民情，讲解官方，直面舆论监督，对老百姓说市井之语，对外国友人讲述人情故事，穿梭在各种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中，不回避问题，致力于解决问题。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在自传《峭壁边缘》中记述了自己亲历的2008年金融危机，多次提到他跟王岐山打电话。当时王岐山是主管外贸和金融的副总理，多次与保尔森在中美经济战略对话中打交道。保尔森称，自己视王为值得信赖的老朋友。保尔森曾这样评价王岐山：“我所认识的王岐山行事果断，好学好问。他是一个执著的历史学家，喜欢哲学辩论，还有着略显顽皮的幽默感。”

跟保尔森类似，美国第24任（2001至2009年）劳工部部长、同时也是第一位美国华裔部长的赵小兰女士，对王岐山的外事交往能力和风格，同样印象深刻。

赵与王第一次真正接触，是在2008年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赵对王的第一印象是“开朗、有风度、健谈，让每个人都觉得舒服”。

**“王先生的自信、坦诚，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轻松地交流。他不惧怕承认，甚至是非常开诚布公：中国面临着许许多多挑战。他把这看作是帮助别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积极途径。”**赵在回复本刊的电邮采访时说。

“（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闭幕会上）他把准备好的讲稿放在一边，这是前所未有的场面。他坦承，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这么做是冒有风险的，但他的脱稿讲演‘来自真心’。”赵小兰说，“这一点尤其为美国为政者们所赏识，他们更喜欢这种非正式的交流，有助于建立一对一的合作关系。这样一来，领导人之间的交谈会非常坦率，难点突出。”

一个典型例证是，“他以他的丝绸领带来解释中国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看法。他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知识产权是个比较新鲜的问题，人们第一次知道它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而现如今，全球的人们都戴着中国丝绸制作的领带，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发明与世界分享了。”这个故事尽力消除美国人对中国知识产权意识淡漠的批评甚至愤怒，让赵小兰记忆深刻。

“他讲故事，甚至讲笑话，我们以前从未想过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会运用这样的交流方式。在美国，为政者用故事或者笑话作为他们演讲的开始，以便让受众放松，是很常见的。所以大家非常喜欢王副总理的方式！……他的演讲直率、有趣、见解深邃—这真是让观众难忘！”

2009年赴美时，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其不意，赠予王岐山一只篮球作为礼物。王年轻时确是篮球爱好者，还在记者面前秀了转球技法。王平平曾开着玩笑问过王岐山，奥巴马送你那个篮球要不要交公？王登时表现得像个孩子：凭什么？

同样在这次赴美谈判期间，王岐山和美国财长盖特纳接受PBS（美国公共电视网）《查理·罗斯秀》的联合专访。时政访谈资深主播查理·罗斯问王岐山：有人说美国要遏制中国发展，你相信吗？王回答：“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多次说，希望中国繁荣发展……我相信你们总统说的话。”

老到的主持人又问：你觉得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王直接说：“美国人对中国不是误解，关键是不了解。”

在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查理告诉王岐山，他最近拜访了新加坡的李光耀，“他说你是他最爱打交道的中国人。他对你好一通表扬，说希望你永远履职，永不退休。”接着播放了一段查理与李光耀的对话。

李：我愿意跟王岐山做生意。

查理：……有人说他会继续供职于政府，尽管他已经65岁了（此处有误，2011年王岐山63岁—编者注）。

李：是的，如果我是中国人，我会让他一直留任。没有人（在一些特定方面）能胜过他。务实、强硬、幽默、机敏，做正确的决定—就中国的立场而言。

镜头转回演播室现场，王岐山自然地接过话头，问查理：“你和他见面的时候，他桌子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孔子的像？”在场3人一起大笑起来。

“我在90年代到他办公室和他谈话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个谈话桌子上摆了一个中国的孔子像。李光耀先生应该说是，走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城市国家’的发展之路。他既用了东方的文化，也用到西方的文化。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上用东方的多，而在制度上用英国的多。”

扭转了剑拔弩张，访谈在轻松愉快中接近尾声，王岐山指指自己的耳麦翻译器，一语双关：“我现在才习惯这种谈话方式。”节目在查理“希望我们下次谈谈历史”的邀约中结束。

该严肃时强势、威严，该放松时大声说话、大声笑骂，王岐山分寸感极强，公职与私人领域界限分明，上得庙堂，下得田间，中间理顺得各样关系，强硬与妥协并济，以求问题解决。

2004年面访时，王岐山曾和方进玉聊起中央电视台新址规划问题。王说：央视新址建在北京CBD的核心区，这里本来就很拥堵了，但央视和广电部报送给北京市的规划图，仍然希望把央视新址整体围成一个封闭大院子，我只好不断与他们协商，请央视一定要对新址的规划作些修改，给市政留出两条路。

“我听他说，尽管当年的央视台长和广电部负责人反复说，央视的安全警卫很特殊，留出公共道路不方便，希望把央视新址及其附属设施全部封闭起来，但王岐山一直坚持说：不行。不能因为你们的新大楼，就把CBD本已拥堵的交通，搞得堵上加堵。还好，经由王岐山的一番劝说和坚持，央视和广电部的领导终于同意修改规划了。”方进玉说。

2011年5月10日，王岐山出席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签约仪式。

遭官员“灌酒”不买账：他喜欢跪就跪去

“致命饭局”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买单的或是公款，或是有事相求的老板，赴宴的领导干部无需自掏腰包，当然胡吃海喝起来刹不住车。对这种违纪行为，唯有依法办事，当罚则罚，方可改善不良风气。同时，纪委应在日常生活中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持“抓早抓小”，建立和完善任前廉政谈话、信访谈话、廉政责任谈话等廉政提醒谈话机制，对党员干部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早提醒、早纠正、早防范，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将问题扑灭在萌芽状态。

也有人说，**很多时候我也不想去赴饭局，但事属人情往来，难以推脱。事实上，党员并不是普通公民，人情往来应把握好尺度，党纪国法当在人情世故之上！**很多领导干部嘴上说着“人情往来”，其实不过是为自己的私心贪欲打一个幌子罢了。就这个问题，老王早已为全党作出了表率。

据《凤凰周刊》报道，王岐山出任中纪委书记后，几乎不去任何饭局，甚至中秋节朋友送来的月饼都坚决不收。为了避免老友生疏，或是被认为官大了不好相处，老王夫妇想出两全之策：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他们几乎都不喝酒。这样一来既遵守了中央的规定，挡住了一些应酬，又能和朋友们正常交往。

王岐山的老友黄江南回忆，80年代他与老王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当地有“灌酒”之风，餐桌上，一位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

“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黄江南看场面太尴尬，便主动提出替王岐山喝酒。老王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最后有个彩蛋。王岐山在北京工作时，长安街知事曾在一次会上亲耳听到他批评某些领导干部“一到饭点就不见人，跑去参加各种饭局宴请”，最后只剩他一人在食堂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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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尊重纪律，遵守纪律的人”

有一例证。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期间，一次周末私人驾车外出时，在某停车场停驻时间较长，出场时被收费师傅认出，后者执意不肯收取停车费。王岐山跟他纠缠了几个回合，后车已经开始不耐烦地按喇叭，王只好驾车离开，周一便让身边的工作人员顺道去把停车费补交上了。

方进玉曾听一位知情者说，“王岐山到北京工作后（2003-2007），市政府给过他一套房，但王调离北京、到国务院做副总理后，就把那套房交回去了。”

2004年，王岐山对南方传媒集团原驻京办事处主任、原驻京首席记者方进玉说：“许多人说我是临危受命、抗击SARS—挽狂澜于既倒，其实我自己很清醒，我知道这是一种历史机遇。在广东做副省长也罢，到北京做市长也罢，都是历史机遇。……我是学历史出身，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既然中央调你来了，既然历史给了你这样一个机会，那么你只能尽力去做。从1980年代开始，我调来调去，工作经历确实很杂，但我从事的工作门类越多，参加工作的时间越长，我就越清醒，我知道，各行各业各个领域，有学问、有能力、有智慧、有魄力的人太多了，我算什么？因此，每到一个新单位，我总是希望低头拉车，多做实事，而且要多向其他人学习。”（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晓伟看世界”）

王岐山的这番自述，在今日更艰巨、被寄予厚望的历史使命面前，或许仍然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