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诗人死了，一个时代就可以这么随意过去吗_风闻

一个诗人死了，在海峡两岸备极哀荣的惋惜声中，勾联起人们对军事戒严体制的恐怖记忆。在那个言论贾祸的年代，一纸“狼来了”的莫名指控，斫丧了台湾现实主义文学的活泼生机。余光中先生用“反共”政治措辞压制日本殖民统治以来台湾人民反帝爱国主义的文学传统；奉行文化冷战的现代主义虚矫，将台湾人民爱乡爱土的朴素情怀让渡给狭隘的本土分离主义；在“亲美反共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民族分断骨肉分离的巨大伤痛，就只能抽象化为直遡汉唐的文化乡愁，慰藉着49年流离来台的各省籍同胞的精神浮木。

人是时代的产物，不管是无意识地接受规训，或自觉的批判与反抗，甚至是汲汲于名利的推波助澜，没有人能自外于历史，都带着时代的印记。余光中在文学中的乡愁叙事，在那个两岸隔绝，“反共无望”的年代，安抚着许多被禁锢在岛屿暗夜焦躁不安的灵魂，与同样被阻隔于对岸不得返家的台湾同胞遥念故乡的《鼓浪屿之波》相互映照，共同记录了近半个世纪民族分断的悲哀，深沈而悠远，本就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翻不过去的一个章节。但是，为什么诗人对彼岸乡土的想望，却要用对此岸乡土的禁绝作为代价，相信连诗人自己都说不出个道理来。

1977年8月，在国民党反共文化旗手彭歌一连串点名指控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的乡土文学是在鼓动“地方意识”、“省籍问题”和“阶级矛盾”的系列文章之后，余光中紧接着在《联合报》发表了《狼来了》一文，大量引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观点，借以说明台湾乡土文学的思想根源，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并在文末强调“不见狼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问题不在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检查自己的头吧。”

在那个反共肃杀的年代，就连“马克吐温”的藏书都会被认为是“马克思的弟弟”而被捕入狱的荒谬的年代，诗人的语言是何等的杀伐阴狠。新儒家大纛、一生反共的徐复观在《评台北 “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就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幸好，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文学整肃运动，在胡秋元、徐复观与郑学稼等人的仗义庇护下才悄然落幕，但甫发新苗的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就在人人自危，“除了荒蔓的恐惧和义忿，一无所有。”（陈映真语）的处境下日益衰微，也让自认为可以“当千年作家”的余光中留下永世不灭的污点。

有人说，“当年余光中〈狼来了〉一文所反映的，无非是一个外省籍反共人士内心的担忧，对乡土小说专谈作品中反映的社会病态而不谈小说艺术的疑虑”“这些论战的言词或许过于操急，但无非是反共理念的展示，并非反对文学中对台湾本土的书写。只不过在那个风声鹤唳的时代，他的疑虑造成了政战系统的戒备。”

2004年，余光中在接受广州《羊城晚报》的专访中也自我辩解：“去港不久，因为我在诗中批评文革，招来左报、左刊的围剿，攻击我的文字当在十万字以上，致我的心情相当孤愤。”“当时情绪失控，不但措辞粗糙，而且语气凌厉，不像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应有的修养。政治上的比附影射也引申过当，令人反感，也难怪授人以柄，怀疑是呼应国民党的什么整肃运动。”其中，还扯出他曾向当年权倾一时，主控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总政战部主任”王升告密陈映真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公案”。

对此，陈映真先生的回应值得我们深思。他在《惋惜／余光中〈向历史自首？〉》一文中，叙述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新文学的心灵和精神上划下至今犹未愈合的伤口，以及战后台湾在外力介入所建立的反共国家安全体系，如何将二、三○年代以降至四○年代末的台湾的和大陆的文学、哲学、社会科学非法化。以国家安全为名的密告、政治上的冤、假案泛滥，恨共、仇共的教育不知何时转化为对中国、中国人的丑诋、怨恨和对立。时至今日，这惨痛的民族伤口，因缺少反省、清理的条件，不但至今不曾痊好，而且一方面任人强加勒索性的昂贵军购，把自已捆绑在别人的战略前沿利益，一步步痴狂地走上危险的民族内战。

陈映真表示，应该把余光中先生1977年的《狼来了！》和那“一封长信”摆到这个框架上来认识，而不是个人恩怨。他认为“在交织着民族内战和国际冷战的历史，人受其影响，限制了认识力，做出了遗憾的言动，是很可以理解的。”因此，对于余光中先生的历史问题，陈映真先生愿意以“历史主义”的认识，“即从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的历史影响去面对。具体下来，从战后内战与冷战的双重结构和民族分裂对峙下的台湾，理解余光中先生的《狼来了！》和那《一封长信》，并且从今日回眸面对过去的余光中先生的态度，去清理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留下的伤口。”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之所以甘冒“死者为大”的不讳重提旧事，不是要揭人之短，我们要追究的不仅是个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是非功过，而是那个制约人的认识与行为的时代构造，以及探讨这个构造是否依然支配着我们的今天，乃至我们的未来。鉴诸于近日来绿色执政所推出的一连串国安法案和粗暴的作为，我们能不感慨，或许，一个诗人死了，一个时代过去了，但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治肃杀并没有远逷，只不过依然是在“反共国家安全”的借口下，更加的理直气壮而无所顾忌。新党的王炳忠等四位青年朋友被以违反国安法搜查拘提，就是一个案例。

当历史的伤口不被清理，被压迫者一旦穿起压迫者的朝衣，两者的面貌又是何其的相像，甚至更加狰狞。

【本文原载《两岸犇报》第16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