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政协委员探讨影视剧制作：不可把抗日拍得游戏化儿戏化_风闻

“我们有功夫有熊猫，但还没有‘功夫熊猫’，迪士尼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演员成龙说，“能不能有一天，我们不需要借助外国人的影视来传播中国文化？最近《厉害了，我的国》就非常好，我觉得可以配上英文，去国外放映。”成龙说。

中国文化走出去，影视剧是一个拥有最广泛受众的载体。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别，有不少影视剧的导演、制作人，他们对此都有长期的观察与思考。

有正确的价值观，电视剧才能走出去

电视剧《甄嬛传》不仅风靡了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还出口到了美国。该剧导演、全国政协委员郑晓龙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化走出去，就要走到“文化高处”去，“年轻人看美剧、美国电影，那我们的影视剧也应该到欧美去”。

“现在，中国影视剧制作的技术和世界一流水平已经相差无几，在制作经费上已经超过日韩。但有的剧把钱都花在了‘小鲜肉’上，这在我的片子里不可能，我一定会把更多钱用在制作上。”郑晓龙说。

拍《甄嬛传》之初，郑晓龙并没有想过要拍给外国人看，只是想拍出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不仅仅讲一个宫斗的故事，而是要通过这个故事批判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

“表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都是世界人民认同的，按这种价值观做作品，就能走出去。”郑晓龙发现，现在宫廷剧很多，但不少是带着欣赏的角度，而“在我的剧里，对封建社会一定以批判为主”。

电视剧版《红高粱》在山东高密开拍。 中新网资料图

郑晓龙反复强调价值观这3个字：“内心要有理性的认知，才能拍出理性的作品。以抗日剧为例，批判的应该是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批判日本人，作品才会让日本人看得都心服口服。”所以，在拍摄《红高粱》时，郑晓龙设计的日本人角色并非一开始就烧杀抢掠，而是有一个转变过程。

“在价值观正确的前提下，过程也很重要。你不可以把抗日拍得游戏化、儿戏化，把全国人民为之付出的努力和牺牲简单化，把抗日变成‘裤裆里藏雷’。”郑晓龙说。

纪录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文化自信与科技创新的高度

全国政协委员、纪录片导演王建国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知的名字——夏蒙。在他看来，纪录片走出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纪录片所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与科技创新能力所能达到的高度。”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超级工程》，已经热销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为什么有这么多海内外观众喜欢这部纪录片呢？因为这部纪录片也是用纪录片语言，讲述了‘超级工程’背后中国人的故事，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

“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珍视前辈影视工作者留下的历史影像。”王建国说，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导演就开始用摄影机记录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拍摄的纪录片《四万万同胞》，不仅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也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用于反法西斯战争宣传。

目前，中国已是纪录片生产大国，却不是纪录片生产强国。2017年，各级电视台播出纪录片时长6万多小时，产量约2万小时，投资规模超过50亿元，但优秀纪录片的数量还很少。“特别是自然类纪录片和科学类纪录片的拍摄制作，还是个短板，像《蓝色星球》《地球脉动》这样的片子，我们现在还做不出来。”王建国说。

王建国表示，许多纪录片制作需要漫长的周期，时间的重量不可能靠市场行为来支撑，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建立有效的机制和相应的扶助基金；而且，纪录片的制作既需要“国家队”，也需要社会力量和更多纪录片工作者个人的参与。

“纪录片观众主体近年来发生了一个可喜变化，青年观众越来越多，在众多青年人喜欢的视频网站上，纪录片有越来越高的点击率。中国纪录片，正以其真实的力量、纪实的风格、精良的制作、朴素的故事，征服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观众。”王建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