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还有位巨匠逝世，他对中国的影响更大_风闻

       　2018年3月14日，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宇宙学家，数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霍金去世，享年76岁。

       而这一天，恰好也是马克思的逝世纪念日，是不是马克思盼望的共产主义与霍金希望的虫洞相一致呢？也许老马的确请他去喝茶了，要在那边，那个两个人都不相信的世界里好好聊聊  。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上面两段，是马克思在逝世三天后，他生前亲密的战友恩格斯在他墓前的讲话内容。

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即在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术进行持续性研究。但是，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

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后现代”的人类处于转折关头的时候，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阐释和挖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高度统一；它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转向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

这一点，我们不妨再引用恩格斯的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作为那个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他绝对不是一位纯粹书斋里的学者，而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哲学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把“人道主义”抽象化，用小清新式的“甜言蜜语”词句拼凑一下，并不能真正给予普罗大众以真正温暖。

所以马克思的革命道路像一把手术刀，有“临床”功能，即它要诊断人类解放的现实主体和现实条件，这条革命道路的内在理路，依托的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主义批判的高度统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现代性在中国的声称构建问题，是一体而两面的。

  为了争取所谓在地球上的生存权，20 世纪前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在众多西方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开始了现代性的建构历程。中国为什么要引进并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境遇以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世界以及整个现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大影响有关。

从外部境况看，中国是在西方强势的现代化背景下表达其现代化诉求的，并且，西式的现代化从本质上否定了中国现代化的内生性与自主性，也否定了中国获得现代性身份的可能性。

于是，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在“启蒙”和“救亡”两大主题下，从清末民初开始，中国知识分子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从“以英为师”到“以德法为师”，再到“以苏俄为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终胜出了？

外部条件已不允许中国以同一的方式参与全球性的资本主义运动，而近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利益上拒斥和否定中国现代化。

从内部境况看，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只能展开一种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更无法摆脱依附性的和弱势的民族地位，中国的民族解放与独立道路，必须要解放和发挥大多数社会中下阶级的主体性与创造性。而且，在近代中国，基于自身的弱势处境以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信心不足，中国已无法内生性地开出一种堪与西式现代化相抗衡、进而能够积极地影响全球现代化浪潮的思想文化资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中国实现了两大启蒙任务。

就个体的群体性启蒙而言，中国文化传统历来具有群体观念并强调高度的群体整合性，但这种群体观念一般说来还是消解个体自我意识、并以君王观念为轴心的笼统的群体观念，具体整合方式也是抽掉了个人性的“集体”主义，在这种群体观念及整合方式中，不仅个性得不到保证，而且团队、族性、社会以及人类，都难以得到一种反思性的理解与自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个人的群体性启蒙不同于资产阶级启蒙，资产阶级启蒙强调的是个人主义。

民族意识的现代性启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性的政治任务。自进入世界范围的现代化以来，中国的民族性始终处于焦虑状态，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遇的种种折磨与屈辱，也不断动摇着国人对民族认同的自信心。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野内，正如无产阶级只要具有反抗意识并付之于行动，就一定会成为先进的社会主体，处于被压迫的民族，通过阶级的或民族的自觉也会完成向现代民族性的转换。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主要发生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东方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矛盾进一步拓展到西方资本主义与非西方落后国家的矛盾，并在这一矛盾中将西方资本主义本质化为帝国主义。

斯大林曾赋予十月革命以一种东方民族现代性觉醒的意义：“第一，它扩大了民族问题的范围，把它从欧洲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局部问题，变为各被压迫民族、各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从帝国主义之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 第二，它给这一解放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这就大大地促进了西方和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把他们吸引到胜利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巨流中去；第三，它从而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

这一段话，正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引用的，其用意就在于强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族解放与人类建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运用到了东西方民族矛盾的分析上，并通过国家及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初步实现了现代性的民族自觉。

当然，相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性建构使命而言，上述启蒙还只是初步的，它还需要历史性地拓展和提升为面向现代性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度启蒙活动。

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经常被“神话”，于是有了好多教主，如耶稣、释迦牟尼……即使生前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在死后被请进太庙，有了“素王”的美誉，享受春秋二祭。

但马克思不同于历史上任何哲学家和思想家，虽然他的思想也经常被庸俗化和“钝化”，但我们必须明白，至今仍然指导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本质是要通过“革命的、时间批判的活动”去改变世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