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主张改变社会以适应自己要求的人，是伪自由主义者_风闻

        要搞清什么是自由主义者，当然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自由主义。

        茅于轼在《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得很明白：【自由主义是一种个人修养，是不干涉别人应有自由的自我约束】。也就是说，只要别人没有侵犯到自己的自由，就不应该去干涉别人。

        茅于轼的这个定义，与毛泽东对于自由主义的定义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说，自由主义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同样说的是，只要没有侵犯到自己的利益，就不去干涉别人的事情。只不过茅于轼是从赞扬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毛泽东是从批判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

        当然，在这里“自己的自由”应该如何定义是一个大问题。有人说应该根据法律规定；而在茅于轼担任所长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里的重要成员之一，盛洪先生则说，应该根据道德、“天理”来规定。具体该如何定义，这里不讨论。总之自由主义的定义就是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尽可能不管别人的事情就是了。

        那么，如何叫做【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尽可能不管别人的事情呢】？那就是每个人都只顾在现有环境中，为自己争取尽可能的自由；别人的自由，是别人自己的事。

        我觉得中国的大多数老百姓们，虽然他们也许不明白什么是自由主义，却是真正的在按照自由主义的理念生活着——不管在什么社会环境下，他们只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出发，顺应社会的要求，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社会应该是什么样，他们并不关心。

        不过，这些应该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们，却被主张自由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们斥责为“愚民”、“顺民”。原因就在于，这些老百姓们没有响应这些“自由主义者”们用西方人的价值观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

        可是我们知道，基于一种信仰的追求，也就是要用一种特定的价值观，去改造与统一社会现象的人，是应该被叫做叫做理想主义者的。而理想主义者的行为，无一不是用善意的口号包装着的。

        作为西方意识形态体系中的自由主义者们都很崇拜的“自由主义”理论大师哈耶克，又说的很明白：【通往地狱的道路通常是由善意铺成的】。他的这句话今天正在马里、索马里、乌克兰、巴基斯坦、伊拉克等等国家，不断地被验证着。

        自由主义说的是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要求，不干涉别人的行为。可是自称“自由主义者”的茅于轼——当然还有更多与他一样类型的人们——先生，却不只是要干预个别的别人的行为，而是要干预社会，也就是全体人的行为。当然，其实被尊为自由主义理论大师的哈耶克，也同样是如此，企图用他的所谓“自由主义”价值观改造社会。

        可是，这还叫自由主义者吗？主张用一种特定的价值观改变社会，这是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与自由主义者毫不相干！

        自由主义说的是每个人尽力让自己自由，于是整个社会就自由了。

        理想主义则是企图以改变社会制度，来实现所有人的自由。他们认为社会制度好与不好，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由与否。为了实现好的制度，一些人的自由是应该受到限制乃至于被取消的。只要整个社会在好的制度下自由了，每一个个人也就自由了。

        因此为了达到理想社会，一些个人的自由受到一些限制乃至于被取消，也是应该与值得的。这就是理想主义的伦理观与哲学观。

          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们，都在要求用一种特别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也就是所有人的自由。这些人是自由主义者呢，还是理想主义者？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了吧？

        在这两种主义中，我偏向于自由主义。但是，这两种主义都是存在错误的——各种主义都是意识形态表现，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存在错误的。

        理想主义的错误现在已经被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人们批判的够多了。而自由主义本身的错误就在于，在资源缺乏的社会里，任何人的自由欲望都会与别人的自由欲望发生矛盾乃至于冲突。因此，每一个人都希望社会的制度是有利于自己的自由要求的。

        于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就必然地会导致所有人的自由都受到损害。因此，不顾别人的自由要求，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自由，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个人自由。

        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于生产力决定论。就是说，在什么生产力水平上，就只能有什么样的自由空间。在自由空间一定的环境下，就只能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于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在适应现有社会制度的前提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利益关系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自己的自由，实现相对自由的最大化。至于整个社会的自由空间问题，则交给被客观规律决定了的生产力进步去解决。这就是我认定的自由主义。

        可是，现在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自由主义思想，全都要求用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实现社会的自由。哈耶克、茅于轼这些人都这样。

        从逻辑上分析，这样的所谓“自由主义”，其实都不过是理想主义的变种。尤其当一些“自由主义者”用“你今天不跟我们一起为改变现在的制度而努力，明天你就会被这个制度所毁灭”的言论，威胁不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时候，那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的狰狞面目，就更是暴露无遗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意识形态，是因为人们只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分析世界，而没有从生产力决定论出发去认识世界。

       人的自由不是天生就有的——茅于轼先生说【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是错误的。

   自由是什么？自由当然就是指的无拘无束。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可以让人无拘无束的。因此就不存在一种所谓的自由制度。因为制度就是对人的自由空间的划分与规定。既然是规定了，就不能允许违反，就是不能无拘无束，不能自由。只不过规定的范围有大小，于是给人的自由空间有大小，人们的自由感觉会有所不同。

        但是在资源短缺的环境里，在特定制度的规定下，一部分人的自由空间大了，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空间就会小了。

        有钱的人可以买好房子住了，没钱的人就住不上好房子了。有钱的人可以雇佣别人替自己做事了，没钱的人就只好在别人的要求下做事了。为什么？因为在这样的制度下，财富是资源控制权，有资源控制权的人控制了资源，没有资源控制权的人就不能自由享受资源了。

        可是有人就要把这样的制度叫做自由制度。他们说，富人有控制资源的自由，穷人就有被富人安排的自由。而且是富人雇佣了穷人，穷人才有了赚钱的机会，才能够生存下来。也就是说，是富人给了穷人必要的自由。

        他就没想想，如果没有穷人替富人做事，富人也就是穷人一样，为什么不说是穷人给了富人以更多的自由空间？何况富人说到底，还是从穷人中间出来的——原始社会大家一样穷，那时候可没有富人。

        于是他要说了，正因为富人是从穷人中间出来的，才说明有一种制度叫”自由“啊。这时候，他是把少数人控制资源的自由当做了自由，而大多数人享受资源的自由要求就不放在眼里了。

        这样的自由观，很显然是只从少数人的利益要求出发的。为此他还发明了一个命题，叫做【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也就是说，少数人的自由与多数人的自由不能兼顾，并且应该以少数人的自由为主。于是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制度，是让多数人缺乏自由的制度。

        这就是茅于轼先生这类“自由主义者”们的自由观！他们的错误很明显：

        1、把人类追求自由过程中必须遵循的规律当做了自由本身；

        2、没有明白人类的自由不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规定，而在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要求。

        也就是说，人类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必须忍受不自由的各种现象，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越来越丰富，人类的自由才会越来越多。而不是把少数人有自由，而多数人没有自由的制度——尽管这个制度也许是客观规律要求下的必须——当做自由。

        茅于轼先生在他的《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说：【在一个自然状态下人本来也是自由的。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其原因很简单，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于是历史上追求自由的运动就开始了】。

  这个话，说明茅于轼先生没有把资源缺乏当作人类的不自由。相反的，在逻辑上，他是把人类社会的进步当做了人类的不自由进程：

   因为所谓【自然状态下】的人类，只能是人类最原始时期的状态。那时候，人类整个的都被资源缺乏导致的生存压力控制着，却被茅于轼先生说成【是自由的】！

   而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生活所需要的资源短缺现象的逐渐得到缓解，人类社会也从而得到发展，应该被理解为人类的自由在增多，却被茅于轼先生表述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自由被剥夺】！

  至于说【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让位于他们这些特权者的自由】，与他所主张的【起点公平与终点公平不能兼顾】，在逻辑上，其实不就是一样的吗？只不过他批判的是有政治权力的人的自由，不应该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而主张有经济权力的人的自由，应该比别的人的自由更重要。

   用政治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就是坏的，用经济权力控制社会资源就是好的。说到底老百姓还是应该被控制的。这是在主张自由吗？也算，不过不是在主张人民的自由，而只是【某些人的自由比别人的自由更重要】。

   同样是在《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获奖感言》中，茅于轼先生说，【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

   我无法理解，茅于轼先生的逻辑思维是怎样的：既然【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了，你可不就能够“为所欲为”了，于是【自由的本义】不就是“为所欲为”吗？就这一句话里面，能够把自相矛盾演绎得这么突出，没有相当高的糊涂度，是做不来的。

  就这么一个逻辑思维严重糊涂的人，茅于轼先生的自由观当然不会是正确的。

  正确的自由观应该是，自由就是人类生活资源的不断丰富。因为，只要资源丰富了，资源的稀缺度越来越小了，人们生活中对于资源享受的限制越来越少了，自由也就越来越实现了。而资源的丰富只能是生产力进步的结果。

  生产力进步除了要适应自然规律的客观要求以外，还要适应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要求。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里，对于“终点公平”的追求必须有所约束，却绝不能说【不能兼顾】。

   因为，如果“终点公平”缺失严重，不但会导致社会动荡、生产力被破坏；而且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阶段的终点不公平，必然成为下个阶段的起点不公平。于是不兼顾“终点公平”的结果，必然导致起点不公平。

  生产力进步需要合适的社会制度。但是，任何社会制度，都会既有有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也会有不利于生产力进步的一面。因此必须随着生产力进步的要求而不断改进。

   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总体上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自由；当然也没有一种社会制度是不自由。人们要选择的是适应生产力进步的社会制度，而不是自由不自由的制度。  

  今天的中国，因为生产力进步较快，人民生活需要的资源稀缺度降低很快，社会自由空间也增加的很快。对于这一点茅于轼先生并不否定，总算比其他一些公共知识分子表现得理性很多。

   可是他依然把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等同于自由，要求中国实行西方国家的社会制度，全然不顾西方国家人民的自由正在减少——我这里不是说中国人民的自由已经比西方国家多了——的事实。这样的自由观是不可取的。

          人的自由是从生产力进步，导致生活资源日益充沛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有社会制度加以规范。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从改变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而是通过规范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稳定，有利于生产力进步。通过在生产力进步过程中实现资源的充沛，扩大社会的自由空间。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不能促进生产力进步，也就必然不能导致人类的生活资源更加充沛，社会的总体自由空间就必然无法扩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无法得到缓解，个人的自由也就无法增加。因此，评价一个社会制度的是否合适，不应该看它的外衣有多么漂亮，而应该看它是否适应生产力进步的要求。

        同样一个社会制度，过去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他过去合适；今天如果不适应生产力的要求了，就证明它今天应该被改革了。

        如果某个社会制度在这个国家适应了生产力进步的要求，就证明在这个国家合适；在另一个国家没有起到促进生产力进步的作用，就证明在那里不合适。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这样看待社会制度与社会自由的问题。可惜当今世界上最理性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从理想主义逻辑，阐述自由主义目标。结果当然说不通。

        所以我说，哈耶克其实也不是自由主义者，追随其后的茅于轼先生们当然也不是。他们不过是被他们所严厉批判的理想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而已。而且他们的理想与广大民众的要求无关。所以我认为，他们其实是伪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