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发展，要不要坚持道德立场？_风闻

       所评图书：

书名：《事实改变之后》

作者：（美）托尼·朱特

译者：陶小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年1月

概要：二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极大的促成了世界不少国家的发展分化，欧洲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很突出，而这没有弥合过去的区域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反而有所激化。

欧洲悲剧的发生，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人们放弃了这方面的目标，也没有守护好自己的遗产。

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和二战战前长期推行的犹太排斥政策——这种排斥政策与纳粹德国的灭绝政策相结合，才是造成犹太人苦难的根本。

托尼·朱特（1948-2010）是20世纪晚期至本世纪初欧美世界最为卓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的主要著作《沉疴遍地》、《战后欧洲史》、《冲估价值》、《责任的重负》、《思虑20世纪》等，均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切入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分析，秉持人道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批判性很强，因而广受包括中国读者在内的各国读者欢迎。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事实改变之后》，实际上并不是托尼·朱特生前计划出版的一本书，而是他的妻子珍妮弗·霍曼斯整理而得的。整本书收录了多篇围绕当代世界热点问题而展开的书评、演讲录、评述文章。这些文章尽管没有统一的主题，但仍然清晰的展现出托尼·朱特的独特视角以及一贯的道德观念。

这样的视角、道德观念，以及知识积累，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越来越罕见的。因为而今这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更加充分而深入的卷入社交网络，一些人会通过自己的分析，选择能够获得大众喝彩、但很可能在道德层面上极其有害的方式，来参与公共生活。另一些人选择的是“不随大流”，却与前一类人的考虑几乎一致，仅仅是为了“唱反调”，选择固定的先入为主立场，然后再来筛选事实、史实依据。

托尼·朱特在本世纪初获得了美国国籍，正如《事实改变之后》这本书的序言中，他的妻子珍妮弗·霍曼斯所说的那样，他经过了一个过程，开始用“我们（美国人）”的视角看问题和发表观点——却依然没有像同样活跃在美国大众媒体、社交媒体上的其他学者、热门博主那样，为了讨好美国某一类受众（读者、观众），打破自己既有的道德立场。比如，他并没有因为加入了美国国籍，而自动接纳美国政界、学界偏袒以色列的“政治正确”观念。

《事实改变之后》这本书所收入的文章，有着惊人的、或许不合时宜的批判性。全书第一篇文章收入了托尼·朱特对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第四部《极端的年代：1914-1991》的书评。朱特与霍布斯鲍姆经常被归为“偏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前者也曾多次撰文赞赏后者的作品。但对于霍布斯鲍姆讨论涵盖了“一战”、“二战”、“冷战”70余年“当代史”的大作，朱特却直言不讳的指出霍氏作品的缺陷所在，认为霍氏价值观念过于局限于左与右、进步与反动的对立，从而在事实改变之后，不能很好的对待很可能被打破霍氏价值观念的历史事实。

（在《事实改变之后》书中被批评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

书中收入的《欧洲幻梦》一文，写于1996年。朱特以卓绝的前瞻眼光，指出了欧洲共同体（后来的欧盟）很难在中短期内实现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高度融合目标。事实上，如果熟稔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经由朱特的提醒，我们不难发现，欧洲许多国家的区域之间矛盾、民族之间矛盾由来已久，这样的矛盾在二战结束以前以战争形式展现，充分显露出人性的罪恶；而在二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一体化极大的促成了世界不少国家的发展分化，欧洲国家内部的分化也很突出，而这没有弥合过去的区域矛盾、民族矛盾，甚至反而有所激化。比如加泰罗尼亚与西班牙其他区域的矛盾，比利时的弗拉芒与其他民族、地区，还有分离以前的斯洛文尼亚和捷克，甚至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这其中为狭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区域主义者操控政治话题创建了空间。朱特清楚的指出，上述矛盾不会因为欧洲联合的加速而自动解决，某种意义上“欧洲软弱的主导权”（不能像美国西进过程中强力整合其他区域）会不断促成分化甚至更为尖锐的区域、民族矛盾爆发。

（加泰罗尼亚运动浪潮）

有关欧洲困境，朱特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一文中令人信服的分析指出，欧洲悲剧的发生，是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人们放弃了这方面的目标，也没有守护好自己的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最初建构起来旨在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仇恨和冲突的福利制度，会变成妨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人们忘记了最初建构福利制度的目的，所以在推动相关改革时，猝不及防的触发了已经埋葬了几十年的旧有矛盾。

书中还收入了风格犀利的批评书评。朱特在对诺曼·戴维斯《欧洲史》发表批评时，也同时提及了英国同行罔顾戴维斯作品中的诸多硬伤而发表赞誉之举，违背了学术标准，更可归于英国在一流历史学家不断出走他国背景下，急切希望扶持一名属于英国的学界人物的短视心理。他也批评了罗伯特·赖克《超级资本主义：商业、民主和每一个人生活的改变》书中对于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剧烈变化所发表的轻率判断。

（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在豆瓣上深受读者好评）

（《超级资本主义》也是一本广受欢迎的图书）

《事实改变之后》书中有多篇文章讨论了中东问题特别是巴以问题。通常来说，欧洲背景的学者就巴以问题发表同情巴勒斯坦的观点，更容易获得理解，而美国专家必须要小心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等同于“政治正确”的观念。朱特的文章强有力的证明，以色列过去几十年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仅有违于巴以和解，而且损害了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谈到以色列、犹太人，主流的历史书写往往仅仅聚焦于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的集中营。朱特在《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一文中详细梳理了战后欧洲以不同心理和利益需要，有意忽视、删除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二战期间和二战战前长期推行的犹太排斥政策——这种排斥政策与纳粹德国的灭绝政策相结合，才是造成犹太人苦难的根本。

（时至今日，波兰等国依旧没有丢弃某方面的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