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大年初三，大花急急火火召集子女交代后事_风闻

【文/王旭清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故事的主人公是大花，她今年83岁了，四川成都人，29岁嫁来关中。其实她只是个普通老太太，只是许多特别因素刚好在她身上汇聚并且放大，让她变成了一个很适合出现在故事文本中的人。

五十多年来，她在剧烈的文化矛盾和碰撞中逐渐老去。那些改变她、触动她灵魂的事情和话语很多都已不可考证，它们变成了大花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大花给自己一个解释的原料，可她好像还是没有想明白。聊天的最后她拉着我问：“你觉得我幸福吗？”我无言以对。

在这篇回乡记中，我将借用三层价值系统的分析框架，重新认识大花矛盾的一生。让我们从一场家庭闹剧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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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花“闹”新春

正月初三，大花一把推开房门，踉踉跄跄走出来说：“大侄儿！今天晚上我要把事情讲清楚，讲不清楚我睡不着！”坐在客厅的三个人顿时傻了眼，错愕又恼火。

老太太坐下来，仔仔细细开始算账：“当年盖房，我欠二女一万二，欠三女八千，欠大女两千，大女的这几年陆陆续续算是扯清了，其他人的你们从我存款里转。大侄儿，前几年我孙子挖了你家几棵树卖钱，他没给你，今天我也一并还了。”

大侄说：“妈你这是干什么，那几棵树不过几百块。”大花没有理会，拿了把剪刀把贴身的棉袄拆开，从里面掏出五千元红票子，当着所有人的面点了四千交给大侄。

“好了，这下我谁都不欠了。我这次把钱一次还清，以后老家的房子就是我的了！”

大侄说：“妈，村里的房子可能要拆迁的。”

大花一听来了精神：“那刚好，拆了的钱都是我的！活着我用，死了有剩下的就给孙子结婚用。大侄儿，你现在是老杨家唯一能做主的了。我有工资，不用别人养。我一共四万存款，三万元还账，还留一万，我算了一下，准备孝衣要用五千。”

大侄接话说：“孝衣要儿女准备，哪有你自己准备这一说，孝衣你就不管了。”

大花听完接着说：“那好，那这五千就省下了。我死后，按照耶稣的规矩，不要哀乐鞭炮，不要上香磕头，但你们要穿孝衣。我不要土葬，直接火化，火化之后会多发20个月的工资。这笔钱用来办丧事，如果还有剩下，给我孙子。就是这。”说完，大花如释重负，回房间休息了，留下大侄、二女、二女婿各自沉默。

故事讲到这，有必要补充一些背景信息。大花在四川生了一女两儿，离婚后带着小儿子嫁给了大她17岁的关中杨某。杨某与前妻一直无子，与大花结婚后将大花的儿子过继杨家名下。后来，大花为杨某生下四个女儿，小女儿送养别家。

2002年，大花的小儿子意外过世，2004年，大花的男人因病去世。如今，大女是唯一留在本地的子女，二女三女均嫁外地。自从大花四年前摔坏了腿，日常生活全靠大女照顾。大侄今年72岁，是杨某亲哥哥的儿子，他尚年幼时双亲亡故，是杨某将其一手养大。大花嫁来时大侄已经从部队转业参加了工作，此后便将大花夫妇喊做爸妈。

杨某曾是国营企业职工，他死后，大花每月有180元的抚恤金。2011年单位改革，当时的厂长决定采用职工每人出两万其余由企业补齐的方式，由社保发放职工退休工资。大花在厂里干过临时工，大女和二女商量后决定凑钱给大花买这个社保，自此之后大花有了“工资”，每个月1700元，这些年下来攒了四万。

大花怎么突然闹这出？这还要从腊月二十九那天说起。半年前，大花想翻修村里房屋，但是四万的定期存款取不出来，于是找大女借了五千。当时大花主动向大女提出分期还款，算上利息一共还六千，每月由大女取出她的工资，500给大花做生活费，其他1200元作为还款，共还5个月。

到了年跟前，大花嘱咐大女这个月先不还了，留给她过个好年，顺便初四过个生日，结果大女年底手头也很紧张，还是照样扣了1200。大花知道大女的情况不太好就没好意思张口要钱，但是她又想风光热闹地过生日，于是只能重新想办法捣钱。她灵机一动，4万存款存了这么久，利息再怎样也应该有几百吧。她赶紧给大女打电话，让大女去银行把四万的利息取出来后再重新存。最近银行业务必须本人进行，为了能顺利代办，银行的人让大女去录一段大花授权的视频，大女照做了，银行存折记录上登记了代办人大女的名字。到了年底，大花看自己存折的时候突然发现上面全是大女的名字，一下慌了神，自己的钱怎么都变成大女的了？她打电话问大女，大女忙于打工没有详细解释，问二女，二女解释之后她还是不踏实。

炸弹引爆了，半夜两点大花开始打电话，大女二女都关机，只有远在福建的三女接了电话，她细细数落了大女的种种不是，说她如何不把自己当人、如何又懒又没心还恶毒，当然还说她的钱都被大女转走了，最后找三女要了大侄的电话。

三女随后给大侄打电话，大侄听得云里雾里，多年没联络的妹妹半夜说这些与他何干？不到五点，大花给大侄打电话，说她有事要交代，让他无论如何在初四要回来。电话打完，大花推着自己的轮椅，踉踉跄跄走了两个小时来到大女家门口。大年三十的清晨，大花拼尽全力的砸门声和歇斯底里的叫骂声响彻整个小区。大女伤透了心，带着大花和她孙子去银行重新存钱，决心再也不帮大花管钱跑腿，把所有的银行账号密码都给了二女。二女远在外地，看到大姐突如其来的短信心提到了嗓子眼，联想到上一通电话，她知道大花肯定又闹事了。

大花可来不及顾及女儿们的心情，她的钱回来了，心想可以好好过生日了。她转身给二女打电话：“二女！我让孙子买了好多菜，我都想好了，八个凉菜八个热菜，我来安排，你赶初四回来给咱做！听到没有？”二女前一秒还在心疼大姐，这一秒听到母亲快乐的声音不知如何是好，只能连声应和着，边叹气、边哽咽、边红了眼睛。挂了电话大花虽然舒坦了许多，可当晚还是睡不着觉，有些什么东西一直抓挠着她的心，让她不得安宁。正月初三，二女一家回到娘家，大侄也如期到达，大女没有露面，于是有了开篇算账分钱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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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花的矛盾

上面的故事无非为了两件事：财产和后事。大花对这两件事的安排以及围绕这两件事与家人的互动，恰恰体现出她的特殊和矛盾。这一部分我将以大花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关中为参照，来说明她的特殊和矛盾。

对传统关中人而言，人活着是为了完成“先人”的任务——给儿子结婚娶媳妇盖房子。整个社会围绕着这种终极价值产生了一系列社会规范，个人由此来确定其行为的正义性。价值和规范之间的贯通也产生了一套以“先人”为特点的社会话语，比如生者活得好是“先人坟上冒青烟”，活得差就是“羞先人”（对不起先人）。

在这种先人—我—后人的价值链条中，财产和后事是分不开的，财产象征着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事则将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升华成人与人、人与自己之间的关系问题。财产问题不仅是个体如何占有和使用这种技术性问题，还是个体在生前身后怎样占有和使用才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价值性问题。在传统关中人观念中，财产是家产，是共有的，是先人传下来的，以后还要留给子孙后代。

关中规范性很强，个人行为的正义性就来自于是否符合社会规范。以丧葬和养老为例。关中人丧葬传统而隆重：老人会自己备一口棺材放在屋里，以示自己无愧先人和后代；老人死后一定要“入土为安”，否则就是“死无全尸”“灰飞烟灭”，火化是任何一个传统老人都无法接受的；仪式一定要周全、合规矩、隆重，否则老人“死不安宁”，儿女们也将背上不孝骂名。在养老上，老了靠儿子，天经地义。

传统的关中老太太一般都能干、勤俭、规矩，懂得内外有别，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可是在支持儿女，照顾孙子上毫不吝啬，有一个都想给两个；对死亡的态度很坦然，也能为了后代用力活一口气，生是家庭的人，死了入土找先人；遇到家庭矛盾，她们一般都会隐忍，只要一家人把日子过好，她什么都能忍。

对比起来就显出大花的特别。在生命意义上，大花对超越个人那种终极追求很陌生，对先人观念也不理解。她没有关中人那样把自己放在稳固的时空意义中，用先人、家庭、儿子来确定自我的意识，她的自我就是我。因此，财产对她而言是为了活在当下享乐用的，不是自我克制攒给子孙后代的。于是大花对财产在身前与身后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生前的财产一定要确保是自己的，自己占有，自己使用，身后的财产一定是孙子的，给孙子娶媳妇。活着的时候她一定是为了自己逍遥自在，但死后她又要把余钱留给孙子。

在行为的正义性上，大花好像做什么都很奇怪。如果按照她的四川本性来行事，必然不符合关中的规矩；如果按关中的规矩来行事，她又因为不理解这些规范深层的意义而常闹笑话。就比如上面的故事：大花她想效仿关中老人安排自己的后事（因为她信耶稣所以不能准备棺材，只好退而求其次主动要求准备孝衣），却不懂得棺材和孝衣的区别；她主动提出火化，并要求子女按基督教的规矩不磕头跪拜，不哭丧上香，却坚持让子女穿孝衣并给她入土。比起关中老人近乎偏执的丧葬期待，大花对待葬礼的态度像是应付，胡乱拼凑出来的一样。说白了，大花只是在学样子，结果学得四不像。她从来没有真的理解这些规范，她把那些错当成了自己融入关中的一种手段。

更有趣的是大花在和大女吵架、向三女控诉时用的话语：独立、平等、自由、自尊。她想的从来不是对得起先人和后代，她也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属于她男人或者家庭的。她可以站在街上冲女儿破口大骂，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村里到处发泄对女儿女婿的种种不满。她是不会忍的，忍了她会“睡不着”，会到处打电话，会闹。

大花的行为自然有其自洽的逻辑，这套逻辑最底层的部分是由四川文化决定的，而她行为上的矛盾性是由所在的关中大地决定的。在内心深处，大花不重男轻女，不注重积累，不敬拜先人。本来她可以像四川老太太一样搓搓麻将，泡泡茶馆，理所当然地过日子，但是来到关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在终极认同上，大花一直觉得人活就是图个快乐，她也一直忍不住这样去做，可同时她又觉得活着好像没这么简单。在与人交往上，大花一直觉得和人相处就是随心随性，所以她常口无遮拦，也从来藏不住话，但同时她又因此吃过亏，觉得自己这样做并不合适。

关中给大花提了两个问题：你活着是为了啥？你作为女人应该怎么活？于是她也常常反问自己：人活着到底有没有所谓永恒的、超越个人的意义？如果有的话，到底哪里才是终极目的地？是天堂还是黄土？是谁赋予了终极意义？是上帝还是先人？到底怎样活才是对的？是自己吃喝玩乐还是留给子子孙孙，是自己想如何便如何还是忍气吞声规规矩矩，是自己开心便好还是在社会交往中寻找优越感，是自己做自己的主还是杨家人做自己的主？这些在成都她好像从来没接触过，也没想过。在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实践过程中，大花的矛盾似乎不再是“成都还是关中”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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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花的人生速写

以上，我通过一场闹剧简单说明了大花的矛盾。这部分，我想通过梳理大花的经历，来理解为什么大花已经在关中生活了五十多年仍然这么“矛盾”。

（一）苏醒

大花也曾努力融入关中人的价值系统，试着像传统关中女人一样生儿子过日子，可是老天爷偏偏跟她开了个玩笑。她也曾努力得到旁人的认可，学着像关中人一样想得长远些，为儿子打算，可再怎么学终究只学了些皮毛，不仅没办好事反而鸡飞蛋打。她一辈子都没能理解和体会关中人活着的那种深沉、隐忍、坚韧、厚重，或许是因为一开始就没有机会。

“我29岁，孩子还在吃奶。你爷46岁，他汇了20元过来，我花了4元给介绍人买东西，用剩下的16元来了关中。他们说你去看看，不行你再回来就是了。我第一次见你爷，他那么高，我仰着头都看不到顶，手臂那么粗！我问他，你上过学没有？他摇头说没有，说这边不兴上学，家里穷也上不起。我当时就头低下不说话了，我上过小学。他哪都好，就是没有文化嘛。第二天来了好多好多人，他们都劝我，说你看关中多好，每天吃白米白面，还有牛奶鸡蛋，他是单位的人还有工资，你还想图啥？你看文化大革命闹的都是有文化的，还是找老实人好！我一想也是，就这样嫁了。”

后来大花才意识到，嫁来关中远远不是能吃上白米白面、牛奶鸡蛋这么简单。从成都到关中，大花从农村来到城市，有了制度性身份区别；从一个正常家庭中的妻子、母亲、儿媳妇变成了别人口中的“拖油瓶”（单身母亲），从孩子的母亲逐渐变成女儿们的母亲，有了文化性身份区别。身份的变化，使大花清晰地感受到了关中对一个女人的要求，重塑了大花对自己的认识。

老杨是单位职工，周围自然也都是单位的人。大花只身一人嫁过来，别人都是城镇户口，只有她是农村户口；别人尤其是别的女人都是上班拿工资的人，她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别的女人都是给自己的男人生了儿子的，她却是个拖油瓶。大花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世界的恶意，她觉得自己被别人看不起，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虽然老杨在大花一嫁来就将大花母子的户口从成都迁来，并通过合法程序过继了大花的儿子，但大花始终觉得不踏实，她要给老杨生个儿子才行。

“知道我怀老大后，把你爷高兴的，话都不会说了。那时候天天有牛奶鸡蛋，还有红糖。把好东西可吃美了！怀老二的时候我可把水果吃美了，天天有桃子，看二女皮肤多好！”

1967年，大花给老杨生下了第一个女儿，那时老杨已经快50岁，虽然不是儿子，但第一个孩子的降临让老杨看到了希望。大花至今记得老杨喜出望外的样子，记得老杨如何悉心照顾她。可是第二个是女孩，第三个还是女孩，第四个又是！大花说她生下第三个女孩后，老杨几天没有和她说话，冷冰冰的。

“生茹茹（四女）的时候，你爷在背后顶着我的腰，我一使劲儿把茹茹一下生出来摔得好远。你爷把我弄到床上，过去一看是个女娃，拾了旁边地上一条烂裤子把茹茹盖上，这下才出去找医生。医生来了慌慌忙忙把茹茹抱起来裹好，给我洗啊弄啊消毒啊。到要走的时候才反应过来没看是男娃还是女娃，大声问你爷是个啥？你爷说是个女娃。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医生？是厂里的兽医，给牲口看病的！”

四女后来送人了，大花最终也没给老杨生下儿子，她还是个农村人，还是个拖油瓶，还是个没给男人生下儿子的女人。她清楚地意识到，想通过生个儿子获得别人的认可，并且名正言顺地在这里生活下去没戏了。没儿子日子就不过了，就活不下去了？不可能。关中女人只有给男人生了儿子才能正式被男方家庭接受，才能正式开始完成人生任务，这样她才对得起男人，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大花虽然意识到只有生儿子别人才会认可她，但她骨子里终究不是关中女人。没给老杨生儿子固然得不到别人认可，但也绝不会让大花觉得活着没意义。可是来自文化的压力不会消失，大花无法确定自己觉得生儿子不必须，是不是真的不必须。不论如何，日子还要过下去。

（二）斗争

大花在坐月子时受到的冷遇，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老杨的“屋里人”了，什么都不会改变她是外人的事实。虽然儿子过继给老杨，可是儿子可以是老杨的儿子，大花却可以不是老杨家的女人。老天爷把大花通过家庭获得归属和安全的门给堵上了，老杨是靠不住的。

在家庭归属无望，重回成都老家也不现实的情况下，大花走出了一条特色道路：为独立自由而斗争。大花的逻辑很简单：人一辈子总要活个踏实，既然关中和成都都不是让她踏实的地方，她就自己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结束生育后，大花开始追求经济独立，经人介绍在火车上做小生意，又去当地有钱人家做保姆。与此同时，她开始用儿子和老杨家展开斗争。这是关中人教她的，养儿可以防老，儿是娘的命根子。

为了儿子，她与女儿们划清界限，还做出对大女非常残忍的事。大花的三个女儿对大花儿时的记忆永远是疾言厉色、歇斯底里、摔摔打打。为了儿子，大花在儿子完全有能力考取大学的情况下，威胁老杨让儿子接班（单位福利，在厂职工的子女可有一人接替父辈），强迫儿子接受工作。她怕老杨会让大女接班，实际上大女当年才13岁。为了儿子，她花去自己所有的积蓄给他说媳妇，结果两次都因为儿子反悔泡汤。她这样做无非是想早点让儿子独立出来，早点结婚，这样她就可以像个关中女人一样享儿子的福了，后半辈子就有靠头了。为此，她可以全然不顾老杨，也可以全然不顾亲生的女儿，老杨家本来就不是她家，她去闹、去毁有什么关系？不仅如此，她也可以全然不顾儿子的意愿。

1980年左右，单位改革允许职工家属转成城市户口，大花成了城里人。1990年，儿子结婚了。老杨将单位分配的房子拿出来给儿子做婚房，自己依然住在过去的车马大库房（单位放置农具机械的大院场）。1995年，老杨借钱在农村老家盖起三间平房，大花自此正式与老杨分开居住，独自一人在村庄生活。1999年大花回了一次成都，偶然信仰了基督教。奋斗了这么多年，大花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属和保障——村里的房子和成家立业的儿子；终于感受到了自尊和优越——她是村里的城里人，也是有文化的人；她还找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上帝与天堂。大花走向了人生巅峰，当她以为自己就此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时候，老天爷又跟她开玩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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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梦一场

2002年儿子车祸去世，2004年老杨因病去世，大花没了经济来源，也没了未来的生活保障，精心构建的归属全垮了。

大花再次陷入了没有保障和归属的危险境地，很有可能一无所有。她重新回到了斗争状态，又开始追求“自由、平等、独立”。其实大花不过是想再有个归属和保障，有个寄托和归处。可是年轻时的经历告诉她，关中人也反复灌输她，“女儿是外人”，“没儿子就没靠头”。这次她没有儿子了，她还能靠什么？上帝。大花变得越来越虔诚，可是不管怎么祷告，上帝也没办法把女儿变成自己人，也没办法解决现实问题。她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接受女儿的照顾让她觉得不安、觉得被轻贱、觉得浑身不自在。为此她常与女儿们发生矛盾，每次都因为“不把我当人”“在那里像蹲监狱一样不自由”“他们看不起我”。可是她还是要依赖女儿给的生活费。大花不仅没有觉得安全、有保障、有归属，反而增加了许多心理负担，甚至让她觉得受到了和年轻时一样的侮辱。大花的斗争是徒劳的。

2011年，大花有钱了，一切又不一样了。大花现在事事用钱解决，她跟儿女们算，不如此怎么确保她与女儿是平等的呢？从生下大女的那一刻起她就明白了，她和女儿之间只能是外人的关系，女儿不能给她任何她想要的。既然如此，当然要算清，她还要防着女儿。她跟村里的左邻右舍算，邻居给她端一碗苞谷粥她都要给钱。不如此怎么确保她是高农村人一等的呢？她年轻时受的委屈，有一部分不就是来自身份地位的歧视和排斥吗？人活着，不就是为了有一天爬到高处吗？大花把城里那套由制度、文化水平、经济能力决定地位的分层标准带到了由传统道德、人情往来决定地位的村里，活得既不像城里人，更不像农村人。可是通过算账，大花划清了与所有人的界限，她不欠任何人的了，此时的她是独立的、自由的。有钱，有房子，有上帝，大花看到了重登人生巅峰的希望。

新年闹剧之后，大花突然想起自己多年未见过的妹妹。她几经周折要到了妹妹的电话，盛情邀请对方来关中看她，细细数着自己现在拥有了多少房产（大花把女儿们的房子都算做是自己的）。妹妹在电话那头大声喊：“姐，你讲四川话嘛，我听不懂。”大花说：“我不会说你们四川话，我说慢点。”后来妹妹告诉大花自己身体情况不好，没法再来关中看她了，大花听了急忙收住话尾巴，匆匆挂了电话。夜晚，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时，大花忽然说：“那个三爷爷，当时因为一口痰硬是给憋死了。前几天有个老汉，忽然也给死了。你看人老了害怕不害怕。”

那一晚，大花跟我说：“我从来不后悔来陕西。我觉得我过得很幸福，我有这么多漂亮的女儿。你看我四川那个女儿个子又矮又不漂亮，在这边天天牛奶鸡蛋水果，你爷又高高大大，生的几个女儿都漂亮。你觉得我过得幸福吗？”

我说：“你觉得幸福就好。”

她说：“我觉得我幸福着呢。”

再回首，大花终生所求不过一个归属与认可，她没能进入关中人稳固的时空价值序列，上帝的允诺也总是离她太过遥远。一开始，她有儿子、有房子、有上帝，她既能像四川人那样活着，又可以因为有儿子获得未来的保障，还可以得到关中基本的社会性承认，更因为上帝的存在回答了终极意义的疑问。一个糅合了成都、关中、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成功构建起来了，她觉得那时的她像在天堂。基础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本体性价值之间虽不像传统关中老人那般贯通和一致，但自有章法，各个要素各司其职。

在儿子和老杨相继去世后，这个系统瓦解了，直到有了工资之后，钱代替儿子成为新的价值要素。可是钱不能像儿子一样给她被关中社会认可的可能，没有一个要素可以把关中人给她提出的社会性价值问题和她本身的成都文化底子粘合起来。大花依然怀疑自己是个一无所有老无所依的女人，即使她现在有钱，有房，可以享受当下及时行乐，像四川人一样生活；她依然要与关中的种种规范妥协，即使她觉得自己已经赢了；她依然不由自主地会追问自己一些终极问题，即使她觉得自己很幸福。

大花在关中过了大半辈子，却从来没有真正进入关中人的世界。她一直努力争取被关中社会认可，却总是不能如愿。这不是最残酷的，真正残酷的是关中她进不来，成都她也回不去，她成了这世上的异乡人。即使遇到了上帝，上帝也并没有拯救她，她依然要真实地活在夹缝中，活在疑问里。这就是大花——既不是关中人，也不是成都人，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她是个异乡人。

【说明：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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