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调查：“精德”为纳粹翻案的下场！_风闻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青木 候涛 陶短房 魏云峰】编者按：最近两个身穿旧日本军服在南京抗日遗址前拍照的“精神日本人(简称‘精日’)”激起众怒。这一小撮“崇拜日本到仇视中国”的群体，极力美化日本侵略历史、为日本战争暴行“洗地”，他们的种种言论更让人愤慨。多名专家建议应专门立法来禁止此类丑恶行径。西方多国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崇拜纳粹德国、试图为纳粹暴行翻案的人群(姑且称为“精德”)，但各国政府、社会团体、历史见证人等利用法律武器，协力让这些“精德”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法国：用法律遏制“精德”兴风作浪

污蔑法国抵抗运动的巴代什

　　法国是纳粹德国对外侵略的主要受害国之一，然而与饱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出现“精日”的情况类似，二战后法国也冒出许多“精德”，这些人崇拜希特勒、妄图重建“欧洲新秩序”，甚至掀起“学术论战”。这些疯狂举动让全球为之侧目，直到1990年法国专门为此出台法案才得以解决。

趁乱而起

　　1944年法国解放后，戴高乐领导的临时政府惩处了一批通敌卖国者，近800名“法奸”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随着二战后法兰西殖民帝国的逐步解体，极端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法国国内抬头，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军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中节节败退，一些参加过纳粹党卫队的法国老兵趁机鼓噪，他们极端崇拜纳粹德国“用军事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做法。

　　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危机四伏的最后时刻，法国社会人心惶惶，“精德”们趁乱得到公开宣扬纳粹主义的机会。这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疯狂攻击二战期间的法国抵抗运动。“精德”莫里斯·巴代什污蔑抵抗运动战士是“反合法政权的叛乱者”，还出书抨击纽伦堡审判和否认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尽管巴代什因此被判入狱一年，但时任法国总统勒内·科蒂却颁发特赦令让他免遭监禁。

　　上世纪60年代末期法国政局的混乱再次给了“精德”发展壮大的机会。1972年，让-玛丽·勒庞联合“秘密军组织”成员、怀念维希政权分子和“精德”创建了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

满口胡言

身败名裂的福里松

　　在勒庞的示范效应下，法国出现一大批“精德”学者，最著名的是里昂大学教授罗伯特·福里松。1978年，福里松发布名叫《安妮日记可靠吗？》的新书，宣称二战中被纳粹杀害的犹太人安妮·弗兰克是假的。随后他又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公开信，声称不存在纳粹用毒气室消灭犹太人的事实。虽然他因此被法庭判处3个月缓刑和罚款，但这种轻微惩罚根本没效果，他继续宣扬“希特勒从未因种族或宗教杀过任何人”。

　　和中国“精日”的做法一样，福里松还试图从“技术角度”证明纳粹大屠杀是“战胜国虚构的”。他的经典论点是“不存在集中营毒气室杀人”。福里松宣称，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就尝试用毒气室执行死刑，但效果并不好，很多死刑犯的挣扎时间很长，而且行刑后，处理沾染毒剂的尸体和毒气室还得经过繁复的程序，因此“根本不可能用毒气室接连不断地大批处死犹太人”。这套看似有理的言论还真为他赢得不少支持者。国际学术界甚至为此展开论战。1979年秋季，法国社会学家塞尔吉·蒂翁、美国电力工程教授亚瑟·巴茨、澳大利亚律师约翰·图森·班尼特等约600人签署请愿书，要求捍卫“学术自由”，支持福里松“自由研究纳粹大屠杀历史的权利”。

　　另一方面，许多法国知识分子揭露福里松是“精德”，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维达尔·纳杰批评这份请愿书是“可耻的”，因为“个人自由不意味着有权撒谎和造假”。专业人士也批驳“毒气室不能杀人论”，纳粹集中营使用的毒气室技术远比早期美国毒气室更先进，例如通过“连续强制循环通风”技术，能让毒气迅速扩散到毒气室的每个角落以加速囚犯死亡，减少尸体和墙上的毒剂残留。

　　值得一提的是，“精德”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举动连一些前集中营看守也看不下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下士奥斯瓦尔德·卡杜克说，否认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人都不是正常人;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操作者约瑟夫·克莱尔表示，主张“没人在奥斯维辛被毒死”的人肯定是“疯了或走错了方向”。

撞上枪口

　　在与“精德”展开论战的同时，法国议员克劳德·盖索提出一项新法案。根据1990年7月13日颁布的《盖索法案》，凡在法国境内质疑纽伦堡审判结果、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将受到法律制裁。就在该法案颁布后不久，福里松又在采访时胡诌“纳粹集中营不存在灭绝犹太人的毒气室”，这回他撞到枪口上。1990年9月，“被放逐德国集中营者协会”和11名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对福里松发起刑事诉讼，法院宣判福里松犯有“否认纳粹大屠杀罪”，里昂大学随即将他开除。1991年，福里松的学术头衔被取消，身败名裂的他多次上诉均被驳回。《盖索法案》和福里松案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精德”的肆意妄为，在后续相当长的时间内，法国没有出现轰动世界的为纳粹翻案新书，曾宣称“毒气室不过是二战历史中细枝末节”的勒庞也已闭口不再为纳粹翻案。

加拿大：对顽固分子穷追猛打

曾德尔协助出版的否认纳粹大屠杀图书《600万人真的死了吗？》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纳粹主义在全球多地的死灰复燃离不开一些无良媒体的推波助澜。1977年，移居加拿大多年的德国人曾德尔创办一家出版社，专门发行宣扬纳粹的小册子。他撰写的《我们所喜爱的希特勒》等书成为“否认纳粹大屠杀”的重要文件，而曾德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曾德尔出生于二战爆发前夕的纳粹德国。1958年，曾德尔为逃避兵役而移民加拿大。1969年，他加入当时加拿大最大的主流政党——联邦自由党，以“恩斯特·曾德尔”的名字参加公开政治活动，主张“反对对移民、尤其对德裔移民的歧视”“维护德裔移民子弟正当权益”等，为此一度赢得不少声誉。但背地里，他却是多个亲纳粹极右翼组织的活跃分子，使用“克里斯托弗·弗雷德里希”的化名猖狂发表亲纳粹言论，撰写了《我们所喜爱的希特勒》和《我为什么要匿名》等地下亲纳粹书稿。然而1976年著名记者博诺科斯基以大量可靠证据揭穿了曾德尔“两面人”的身份，此后曾德尔身败名裂，妻子也愤怒地和他离婚。

　　没了牵挂的曾德尔反倒开始全心投入纳粹宣传中。在曾德尔出版社的帮助下，英国极右翼分子理查德·维罗尔撰写的否认纳粹大屠杀图书《600万人真的死了吗？》得以出版。20世纪80年代初，曾德尔的出版社发展为全球范围的纳粹海报、录音磁带、纪念品及否认纳粹大屠杀图书的批发公司。据称，单在美国就有2.9万名“精德”是他的客户。西德是他的另一个大市场，他甚至向西德议会每名议员都寄去宣传广告。

　　1983年，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萨拜娜·西特伦把曾德尔告到加拿大人权法庭，他被控“发布宣传虚假信息的出版物”。不久，安大略省政府也加入对他的刑事诉讼。在法庭上，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们怒斥曾德尔篡改历史，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阿诺德·弗里德曼作证道：“向焚尸炉走去的集中营囚徒们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法庭于1988年宣判曾德尔有罪并被判处入狱15个月。由于曾德尔积极宣传纳粹思想，加拿大政府两次拒绝他申请国籍的请求。

　　20世纪90年代后期，加拿大人权委员会对曾德尔的活动展开调查，连他的前妻也站出来作证说他散布反犹仇恨。2000年1月，曾德尔赶在委员会完成听证前逃往美国，后来又因被控违反移民法，美国将他驱逐回加拿大。没有加拿大国籍的曾德尔想申请难民身份，以避免被赶回德国，结果引起公众嘲笑。加拿大政府先将他单独监禁，2005年3月又把他赶回德国。一到德国，曾德尔就被德国警方逮捕，并被判处入狱5年，直至2010年才被释放。曾德尔出狱当天，加拿大公共安全部就发表声明，禁止他返回加拿大。2017年8月5日，晚景凄凉的曾德尔郁郁而终。

德国：严禁纳粹标志不惜“矫枉过正”

　　作为当年纳粹主义的发源地，德国对纳粹象征的严格禁令更是世界闻名。在数十年时间里，德国不断出台各项法律，全社会对纳粹的警惕甚至让人觉得有些“矫枉过正”。

　　二战结束后，盟军在德国大力开展“去纳粹化运动”，首要目标就是在德国全境销毁一切纳粹标志。为凸显这一决心，盟军炸毁纽伦堡纳粹党代会旧址上的巨大纳粹“卐”字符。希特勒的总理府也被彻底清除。不过，“去纳粹化运动”针对的范围太大，加上当时大多数德国人排斥这种“无效和不公平”的运动，效果并不明显。波茨坦当代历史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显示，当时就连西德政府主管“去纳粹化运动”的内政部，所属员工一半以上都是前纳粹党员。

　　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在盟国的政治压力下，德国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欧洲部分人士鼓吹纳粹主义时，德国开始制定严厉的法律措施。1979年，西德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首次严格界定“言论自由”原则，宣传纳粹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例外事项”。1985年4月，西德议会通过决议，将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判定为对犹太人的侵害，并将给予法律惩处。

　　如今“精日”辩称身穿旧日本军服拍照不过是“个人爱好”，但若“精德”要在德国这么做，根本行不通。根据德国法律规定，在德国传播或储存纳粹“卐”字标志、呼喊“希特勒万岁”口号、行纳粹举手礼、唱纳粹党歌都将面临牢狱之灾。按照相关法律，当年第三帝国阵亡士兵墓碑上的纳粹“卐”字符也被一一刮去。一些变形的纳粹缩写也被禁止。比如“88”字样被认为代表“希特勒万岁”，因为希特勒名字中的H为字母表中第8个字母。

　　德国社会对纳粹象征的这种警惕甚至让外人觉得有些“矫枉过正”。例如有人提出应取消德国国防军使用的“铁十字”标志，理由是“会让人联想到纳粹”，虽然“铁十字”早在纳粹出现前就普遍被德意志军队采用。更有甚者，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球迷不会在观看比赛时挥舞三色旗、在脸上涂抹国旗或高唱国歌，因为“这会让人联想到纳粹或军国主义”。尽管如此，德国人仍坚持认为，这样做可以让本国谨记历史教训，不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