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常识：当前金融风险真正严重的国家不是中国，是美国_风闻

         当前，关于美国金融风险方面，有如下四大现象值得严重关注：

        一、调查机构Informa Financial Intelligence首席宏观策略师阿德尔(David Ader)表示，在低利率和投资者强劲投资欲望的刺激下，非金融企业债迅速增长至8.7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45％以上。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非金融企业未偿还债务在两年内增长了1万亿美元。        阿德尔说道：“事情恶化之前，怎么都是好的。在经济放缓，利润下降之前，我们无需担忧。”

        他表示，低利率鼓励了企业借钱，但这笔钱不是用来扩张，而是用来提高其股价。

         二、根据美联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去年二季度家庭负债总额同比增加了逾5000亿美元，达到12.84万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目前GDP的三分之二。以美国3.3亿总人口计算，人均负债高达近4万美元。

       去年 11月8日，美国媒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消费者信用卡债务突破1万亿美元，为金融危机以来首次。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份，美国消费者贷款上涨208亿美元，比预期高出175亿美元。

        2016年全年，美国家庭负债总额上升4600亿美元，年增幅创十年来最高，也就是说，增幅超过了危机前。

        三、截至目前，美国政府所承担的国家债务已经超过20万亿美元。截至2016年9月上旬，美国政府的净负债规模为20.16万亿美元。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超越了债务上限关口。当然，有些人已经开始被指责为造成这一问题的罪魁祸首。

        把上述非金融部门负债总额合计一下，为40.70万亿美元，相当于2016年美国GDP的220%。当然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非金融部门的总体债务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屡创新高。

       2016 5月份据纽约联邦储蓄银行就已经指出指出，美国家庭12.73万亿美元的负债，已经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美国政府的负债一直在屡创历史新高，已经是不需要分析的现象；

        美国公司债在GDP中的比重目前已达到自2008-09年经济危机结束以来最高水平。

       四、 与此同时，最近两年，美国商业银行为了抢占房贷市场份额，放松信贷要求和门槛的倾向有所加剧。美国两大住房金融机构之一房利美的数据显示，2017年三季度末，按揭贷款获批的平均信用点数已降至726，与金融危机前2004-2007年的差距越来越小——2004-2007年期间，按揭贷款获批的平均信用点数为716-717。        

        伴随这一现象的是，美国的房价重回历史高位，市场也开始担心美国房地产是否又开始催生泡沫，次贷危机是否会卷土重来。

        如果美国经济恢复强劲，可以顺利实施货币收缩政策，那么这些风险是依然可以得到控制的。

        但是目前美国经济恢复非常脆弱，经济增速一直在2%这个以前作为判断经济是否处于停滞的标准线上下震荡。以至于美联储的加息行动一直在犹豫中踟蹰难决。于是一方面债务增长不断；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资产上升困难。持续下去，市场悲观心态再起，新的金融危机爆发，就会无可避免。

        可是国内外一大批财经理论专家对美国的这个风险熟视无睹，却把风险分析焦点集中在中国经济现象上。因为他们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教条出发，把导致金融风险的杠杆率解释为债务与GDP的比值。

        按照这个衡量标准，中国的这个比值的最大估计数是280%；而美国还只有220%，于是美国金融风险低于中国。

        尽管历史上不止一次爆发了金融危机的国家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尽管中国的各项债务尤其是政府债务，对应着的是巨大的资产与居民储蓄，而美国作为最大部分的政府负债，与作为第二大部分的家庭负债，并没有相应的国有资产与居民储蓄作为支撑；

        尽管中国的宏观债务现象伴随的是西方国家即使在黄金发展时期也难以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却长期只能在接近人口增长率的水平之上挣扎；

        尽管中国的宏观债务现象伴随的，是人民收入的持续较快速增长，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两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几十年来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几乎停滞，美国民众收入差距继续拉大，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明显。美联社评论称，一方面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另一方面美国民众对当下生活现状感到更不满意。

          我们从常识分析可以知道，债务风险在于偿还能力不足。而作为债务的偿还能力的衡量标准有两个：

        1、债务人的盈利能力；

        2、债务人的资产规模。债务人的盈利能力越强，或者对应债务的资产相对规模越大，债务风险就越小。

        而GDP并不代表债务人的赢利能力，也不是债务人的资产，凭什么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呢？

        原因在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多少国有资产可以用于债务的偿还保障。在逻辑上可以被用来偿还债务的，只剩下税收一项来源。而税收的规模是与GDP的规模成正相关的关系。逻辑上，如果债务与GDP的比值较小，从GDP活动中获得的税收可用于偿还债务的比率就会比较大，债务风险就比较小。至于常识中要求的资产负债率指标，西方国家已经没办法使用了。

        所以，尽管事实证明，没有了国有资产收入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具备通过GDP的增长实现税收的必要增加，来偿还不断增大的债务，他们也只能指望这唯一的一项偿债来源了——尽管这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

        从西方国家运用债务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债务风险的指标以来，西方国家的宏观债务风险一直在不断加大。原因很简单：他们之所以只能用这个指标作为分析手段，是因为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而之所以会没有了必要规模的国有资产，是因为GDP活动中的税收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不足以满足政府调控经济的需要，只好把国有资产卖掉了。

        而没有了国有资产的西方国家政府，当然也就没有了国有资产的收入。于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进一步减弱，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当然税收增长也就越来与不足以支撑政府的必要开支。政府债务因此也就越来越大。西方发达国家的宏观债务增加，主要就体现在政府债务增长。

        统计数字显示，2006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未偿还债务翻了一番以上；日本和欧元区的债务则增加了50%。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8年至2015年间，英国民间债务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30个百分点。宏观债务大幅度增加的同时，民间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度减少，当然意味着政府债务更迅猛地增长。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像中国一样，还有着大规模的国家资产，并有着可观规模的国有资产收入，他们的债务规模增长绝不会这么迅速。所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而不是用负债与GDP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显然更靠谱。这也应该是常识。

        而今天的中国，因为有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收入，显然是可以用负债与资产的比值，作为衡量债务风险的指标的。据有关部门报道，今年一季度中央企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累计实现利润3120亿元，同比增长3.2%。同时，央企债务杠杆有所下降，3月末，中央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66.5%，比上年年末下降0.1个百分点。

        舍去按照一般的常识应该采用的资产负债率指标不用，却用经济状况与中国大不相同环境下，西方国家不得已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经济状况，混淆了不同的事实区别，违背了一般的财务常识，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错误的。

        所以，根据常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今世界上金融风险真正严重的国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