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过年回家果然被催婚了，外婆还语重心长说了这句话_风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仇叶】

春节期间，他乡的游子纷纷归家，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与密集的亲友交往，单身男女的婚姻变成了整个家族热议的公共话题。青年人要面对亲友们“有没有女（男）朋友”、“何时结婚”的“狂轰乱炸”，父母则既与青年人一样是被“攻击”的对象，却也似乎一下子获得了众多帮手的支持，催婚被进一步提档升级。原本温情的家庭之网因催婚的存在变成了捆绑性的紧箍咒，这甚至让很多青年都对回家心生畏惧，“过年关”成为了如何应对父母的“催婚关”。

不堪重负的催婚

我的家乡位于浙江东部的一个县级市，按照本地父母的理想，二十五六岁是一个女孩子结婚的合适年龄，到了二十七八岁父母的焦虑感就会陡然增加，而三十岁则被看做是一条灼人的、最好不要碰触的年龄线。男孩子的时间点会被略微推后一两岁，但三十岁也同样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父母们异常害怕的一个时间点。

在父母们的意识里，过了这个时间点，他们的子女就会被排斥出易结婚的行列，成为婚姻市场上嫌少有人问津的过气商品，结婚就更为不易了。这在本地也是一个基本的现实。因而，父母对子女婚姻的焦虑感通常随着子女的年龄与日俱增，并在子女二十七岁到三十岁的时间段内达到了峰值，青年人感到的催婚压力也就最大。如果子女过了三十，父母尽管也常念叨，但由于反复的催促，他们仿佛也泄气了，催婚中会多出许多无可奈何的味道。

我的同辈群体大多出生于1989到1991之间，也就刚好位于催婚压力最大的时间区间之内。由于一直在外求学尚未毕业，我父母与长辈的催婚热情总体来说并不高。但今年过年后，我便虚岁满三十了，又逢表妹怀孕更显得我“人生进度”的缓慢，长辈们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催婚大军之中，而我自然成了被催婚的对象。尤其是我外婆，老人家专门准备了一条说是能带来福气的金链子，在给我的时候，极为郑重地说道，“外婆年纪大了，再不结婚，可能就看不到了”（事实上，外婆身体一向硬朗，父母和舅舅都觉得外婆再活十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外婆表达的愿望很明白易懂，但她的郑重其事却让我感到惊讶。几日后与一些好友聚会谈起此事，他们远没有我这般惊讶，在他们看来，我所经历的不过是些小场面，父母的催婚“技能”远不止如此。这些好友是我的初高中同学，基本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工作，工作地点集中在本地或是上海、杭州等邻近的城市。因与父母的距离近、工作时间较早，他们在大学毕业后就开始遭遇父母花样百出的催婚，个个“身经百战”，对父母的“套路”早就见怪不怪。

催婚的关键就在“催”字，父母为了敦促子女早日成家，发展出了间接暗示、直接劝说、抒发怨气等多种方式的语言攻势。暗示是父母催婚中最柔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父母为减少与子女之间的直接冲突，发展出来的相对策略化的表达方式。

一切与婚恋有关的事件都可以成为父母暗示的对象，尤其是相熟人群中出现了新的恋爱、结婚、生小孩的事件，父母都会将此作为理据提醒子女赶快结婚。这些提醒通常是通过对他人的评述来间接表达，例如“某某的福气就是好，两个儿子都结婚了”、“谁谁谁，年龄还比你小，都已经有小孩了”。

劝说则将父母的压力直接明朗化，父母劝说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子女降低择偶的标准，不要那么挑剔，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地念叨来改变子女的标准：“你年纪也不小了，找个差不多的就结婚吧”，“某某不是挺不错的吗”。此外，向我外婆这样用自己年龄大来说事的也不再少数，外公外婆通常会强调他们年岁已高，父母则会苦口婆心地说，“我年纪大了，带出来的小孩不好，你还是早些生吧。”

公园相亲角焦虑的父母们

在子女的年龄不断增长情感上却毫无进展时，父母的劝说会从相对温和的方式转变为直接的责怪与怨气表达。父母的怨气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认为子女的不孝顺，父母年纪那么大了，却仍然要为子女操心，并因此无法完全享受生活，过得安心自在；二是子女不结婚给父母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不仅日常接触的亲朋好友相聚时会询问情况，让自己不好开口，而且一些父母甚至会觉得在亲友面前丢了面子。怨气的表达通常会引起子女的反感，但父母在屡屡受挫之下仍然不免经常性的表达自己内心的委屈。

除了日常性的语言，父母催婚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安排相亲。一般子女到达婚恋年龄以后，本地的父母就会托亲友物色条件相当的相亲对象。这种由亲戚、朋友勾连起来的关系网络的涵盖面相当广泛。由于家乡邻近上海、杭州、宁波等大城市，各家也多少有些亲友在这些城市工作并定居下来，因此，即使子女在周边的城市就业，父母也能够通过一定的关系网络安排与子女在同一城市的相亲对象。

一旦确定了合适的对象，父母就会开始不断提到相亲对象的优点与可靠性，要求子女与其见面、相处。如果子女不愿意，父母则以上述提到的各种方式反复劝说，一般来说为了不与父母发生冲突，子女都会应允见面。但相亲不过是提供男女相互认识的一个平台，并无法保证青年男女在见面以后就能够顺利进入到婚姻。当父母认为条件都符合的相亲对象，却因子女一句“不合适”而不了了之时，父母会再次介入给子女施加压力，直到实在没办法才放弃并开始酝酿下一次的相亲。

在催婚中父母是主动方，但无论子女还是父母在这一过程中都感到巨大的压力，并随着子女的年龄增大彼此都变得不堪重负，家庭关系也因此受到影响。青年人觉得父母强行干预自己的婚姻受到了委屈，父母也同样埋怨子女过于不懂事，不理解父母的苦心。当父母从暗示、劝说转变为抒发怨气，安排子女进行的相亲多次失败时，家庭关系也会变得更加紧张。代际之间通常会爆发不同程度的争吵，甚至导致关系的恶化。我的同学中，有好几个就因父母不断地催婚产生亲子之间的争吵，代际关系一度非常僵化，其中有一个在本地工作的同学因不堪父母的催逼，直接撂下“再催就自杀”的狠话才让父母亲友戚戚然地止住了攻势。

作为代际责任的婚姻：父母的催婚

青年一代将婚姻看做个人情感的自然衍生物，但对父母而言它则是一种更为厚重有力的代际责任。正是这种代际责任使父母介入到子代的婚姻之中，催婚是这一代际责任的体现。

年轻人通常注重个体性的自我实现与享受生活的趣味，但对父母来说，家庭是其实现自身价值、履行责任的场所，其生活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寄托在子女身上。子女的成家立业被他们视为是自己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而只有人生任务完成了，他们才觉得不亏对子女，才可以安享晚年。

网络上的青年人将此看做是父母自私的表现，认为父母试图以自己的需求绑架子女，但这本质上并非是人性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无论是传统文化中，还是父母那一辈人，个体的生命意义都深深的嵌入到家庭之中，青年人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既是父母的责任，也是青年人帮助父母履行责任，是孝顺的一种体现方式。婚姻并非是个人的情感体现，而是家庭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它将开启新的生命环节，也将卸掉父母的重担。正是在这一文化中，青年人婚姻与父母的责任紧密捆绑，现代人看来的缘分未到，在父母眼中则是自己的过失，是自己的责任未能履行。这是他们介入子女婚恋的最根本原因。

此外，这种代际责任更现实化地表现为父母承担的巨大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它们使父母处于极大地焦虑情绪之中，进一步激发了父母的摧毁行为，并实现压力的传导。

尽管青年不希望父母干预自己的婚姻，但剥除对婚姻的浪漫想象，新家庭的组建却必须依赖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撑。以我的家乡为例，除去彩礼、婚宴的费用，父母一般还要为新婚夫妇准备车房，如果子女想在杭州、上海等大城市发展，父母也必须倾尽所能承担高额的房价首付。男方家庭承担的婚姻成本更大，但女方父母也必须准备一定量的嫁妆，在男方无力承担婚姻成本的情况下，提供必要的支持。代际责任使父母背负沉重的经济压力。只要子女尚未成婚，经济压力就会迫使父母在一定程度上节约生活开支，无法完全享受生活。这不仅仅是经济条件中下家庭的情况，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父母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压力。

以我的两个高中同学为例，其中一个父母均为公务人员，另一个的父母则在当地经营小企业，年收入在百万以上，两个父母都考虑到要以后可能要为子女在其他城市购置房产，拖后了自己换房的计划。尽管子女成婚是早是晚，父母都要负担婚姻成本，但未婚却总是存在不确定性，父母为了保障能够给子女提供最好的，就必须仍然要以高储蓄的方式压缩自己的生活。

青年人在生活中接触的主要是同辈群体，有些更是在其他城市工作，并不能时常感受到亲友的压力，催婚的主体主要是父母。但对长期生活在本地的父母却亲友们保持密切的接触，时常要应对亲友们的询问，还要经常性的参与同龄群体子女的婚礼。父母所感受到的压力与社会性刺激要比子女广泛与强烈的多。父母的催婚行为正是其自身卷入到了周围的社会网络之中，并深切感受到了关系网络不断传导来的压力时的行为表现。

不仅如此，当周围的环境都将子代的婚姻视为父母责任时，责任是否履行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能力与面子的评价标准。这一点在我的家乡还不太显著，但在一些更加注重生育，社会关系网络更紧密的地区，父母能否为子女成婚，顺利完成传宗接代与面子紧密的挂钩。我的一些博士同学父母甚至认为，“读博士没面子，结婚才有面子”。对这些地区的父母而言，他们将持续的感受到社会压力，并在交往中觉得自己的面子受到了损害。

正是这种对家庭的责任感，以及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使父母的生活不得轻松，催婚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父母试图表达关爱、履行自身责任的方式，同样也是希望可以从这些重压中解脱出来，在子女成婚之后，能够卸下生活的重担，享受一些悠闲的、无压力的时光。

农村相亲，图片来自网络

催婚与变革中的人生时间表

在不同的时代与文化观念下，每个人都会为自己的人生设置一定的阶段，形成带有文化与时代烙印的人生时间表，这些时间表通常以是一些特定的生命事件作为人生各阶段的标识。在每个阶段，个体都会都对自己的身份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并使自己的生活模式、行为逻辑与新的身份相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生命时间表与日常性的时间表不同，前者既是文化形成的一种模式化的生活经验的体现，在稳定的社会进程中具有相当的正确性与有效性。一旦错过了时间表在通常情况下也会意味着生命的其他步骤就无法展开，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整个生活的挫败，例如在传统时期，如果无法尽早结婚，不仅会错过婚恋期，而且将影响个人在社会上的立足；在现代接受教育成为了时间表中的重要内容，如果无法顺利毕业也同样意味着事业上可能遭遇的受挫。同时，生命时间表也包含着个体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与预期，它设定了每个人的生命节奏，影响人们对生活状态的定位，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关涉到人们对生活意义与完满程度的追寻。因而，时间表的偏差，不仅会引发生活实践的错乱，更会因为预期打乱产生心理上的高度焦虑与不安，即生命节奏的混乱。

对我们父母而言，人生的时间表更多是以家庭为轴心，婚恋被视为是开启不同人生阶段的界点：自己的婚姻代表着成年，他们开始作为社会人开始独立的应对周遭的世界，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子女的成婚则意味着，他们完成了基本的人生任务，可以相对卸下重担，步入到安逸满足的中老年生活。

因而，青年人的成婚在父母的时间表中异常重要，它既代表着青年一代成人成家，步入人生的新阶段，也意味着，父母自己可以进入到新的阶段之中，操劳了一辈子可以终于放下生活的枷锁。在青年一代转变婚恋观念之前，代际之间的人生时间表具有一致性与连贯性。子代试图通过婚姻实现独立，父代也在子代的婚姻中将生活的重担进行转移，代际之间并不存在冲突，而是代际合力共同促成家庭的不断延续。

催婚的普遍化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它来源于转型时期，青年一代的社会时间表的变更。婚姻与成人的密切关系开始剥离，人生时间表不再以家庭为轴心，青年人更多以个人的事业状态，情感需求度等更具个体性的发展特征来安排自己的人生阶段。婚姻在个人的时间表内的重要性下降，并总体来说呈现出延后的趋势。

但是，父母的人生时间表却并没有发展转变，这必然就意味着代际之间分歧的产生，两代一致性的时间表开始出现错位，青年的时间表总体而言滞后于父母。在强烈的代际责任之下，青年人滞后婚姻，在父母看来不仅是人生进度的落后，也是他们未能够按照既定计划履行自己的责任。并且，子女结婚越晚，父母作为中年人的社会身份就越持久，他们不得不承担中年人的压力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奔走，而无法顺利过渡到安定的，相对无压力的老年生活。对父母而言，他们期待能够完成人生任务，能够在长久的承担生活压力以后获得轻松，子女的晚婚让他们的中年期不断延长，并感受到日益增长的疲劳与焦虑。

催婚正是这两张时间表碰撞的后果，也是父母试图以自己的时间表去影响青年人时间表的尝试与努力。这与其说是父母以自己的生命历程要求子女与其保持一致，不如说是，在紧密的代际责任之下，子女时间表变更引发的整体代际互动模式的重新调整。

因而，无论是父母还是子女，都无论对错，时间表本身也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它更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时代与文化性的烙印。每个人的人生都必须经历一定的阶段，这些阶段只有在按照个体设定的生命时间表一一顺利完成时，个体才能够感受到一种由衷的满足感，父母与子女都在追寻自己认为正确的生命节奏。

在未来，随着家庭的不断核心化，代际之间的关系变得松散，每个人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时间，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但当前却仍不得不面对代际之间的紧密相连与激烈碰撞。也许并不存在直接的缓解冲突的方法，不同代际的时间表均有坚固的价值与生活支撑，催婚与应对催婚仍将在大龄的未婚青年的家庭中密集的展开，但理解冲突的缘起或许也是一种代际的和解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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