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记】大年初七，邻居熊大爷自杀了_风闻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雷望红】

大年初七，正是阖家团圆的日子，邻居熊大爷却喝药自杀了。

熊大爷的家境并不差，他有一子四女，平时与儿子住在一起，对老人也还可以，偶尔会与儿子儿媳发生点嘴角，但不至于影响到老人的日常生活，吃住都好。老人老伴早逝，孙子孙女都已成婚，家庭情况较好，孙辈和儿女们都算孝顺。在我回家期间，看到他经常在门前走动，还和他打了几次招呼，尽管老人的脸庞因病有些浮肿，但还未丧失自理能力，经常在外散步。不料，在她三女儿特意前来照顾他的次日清晨，他就选择喝药自杀。据村民推测，他是担心过年即将结束，亲人们纷纷要外出务工，为了不耽误他们工作，选择在此时喝药。

熊大爷的死让我想起了文二爷，他也是选择了用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

2017年11月6日清晨，正是一周的开始，原本该去乡镇照顾孙儿上学的文二爷，在给亲家打完电话请求帮忙照顾孙儿后，随即喝农药自杀，喝药前将2万元钱放在桌上用于丧葬，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文二爷69岁，是越战老兵，有两女一儿，均已成家立业，大女儿是90年代的大学生，经过多年打拼，已在北京立足，买房买车，有稳定的事业，对老人非常孝顺，经常接老人到北京游玩。二女儿嫁在邻村，夫妇二人勤劳肯干，哪里能挣钱去哪里，还购买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的楼房，对老人也比较孝顺。小儿子夫妇二人同样勤劳肯干，都在本市务工，已在市区买房。文二爷的老伴7年前去世，他一人种地，种有四亩大田作物，1亩多的葡萄，农业收入有1万多元，加上他的军人补贴，一年有2万元的收入。可以说，文二爷在经济上是较为富足的，完全不缺钱。他之所以自杀，主要是精神层面的问题。

文二爷的老伴7年前去世，在老伴去世以前，夫妇感情非常好，二人实行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文二爷主要负责田间农活，老伴负责家内家务。结果，老伴不幸因鼻癌去世，文二爷不仅失去了可以倾诉家常的伴侣，也失去了生活依靠。在老伴去世以前，他自己从未做过饭、洗过衣裳，老伴去世后，由于儿子儿媳要在外打工维持家计，老人要自己独立面对生活，既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孙儿的饮食起居，生活的一切需要重新开始学习。由于不善于打理生活，加上思念老伴，他内心十分痛苦孤独，逐渐将自己封闭起来，不愿与人交流。尽管在外打拼的子女会经常打电话给他，但他总是报喜不报忧，将自己内心的孤寂隐藏起来，默默自我消受。直到11月，也许是难以承受孤独，最终选择自杀。

我们长期在农村调研，对老年人自杀现象多有关注。在老年人自杀集中的地区，主要是由于代际关系淡漠，子代将家庭资源集中投入到下一代身上，忽视父代的赡养问题，一些老人不堪惨淡的代际关系选择自杀，自杀的节点一般是生病后丧失自理能力，或者与子代吵架之后。笔者的家乡是老年人自杀的高发地，老人喝药、上吊较为常见，自杀原因与已有研究基本一致。近些年来，村民经济条件好转，生活水平改善，老年人的收入机会有所增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老人自杀数量减少。但是，文二爷与邻居熊大爷当前的自杀选择，仍旧不得不引发我们关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一些思考，物质条件的改善能够保障老年人的生活，他们空虚的精神世界却成为压垮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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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村主力的老年人及其闲暇

我的家乡位于江汉平原，土地肥沃，农业条件优越，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从90年代起，由于难以承受沉重的农业负担，年轻人纷纷外出务工，留下中老年人在家种田。即使2007年左右，家乡风靡起葡萄种植，成为地方著名的“葡萄之乡”，许多农户因种葡萄赚到钱，但种植主体仍旧是中老年人，不能吸引年轻人回乡，他们仍然坚持在外务工。

随着葡萄种植遭遇市场风险，大量村民退出葡萄种植，甚至放弃种地，中年人纷纷外出打工，以在本外地做小工为主。近些年来，地方房地产经济发展繁荣，中年人基本上能够在本市找到工作，日薪200元/天-250元/天，比起种地更加稳定，只是时间不自由。年轻人和中年人都选择到城市务工，在村群体就剩下了一些老人，他们成为村庄生活与劳动的主力。

由于中青年人外出就业，将村庄中各种经济机会留给了老人，比如土地种植、捞鱼摸虾、为农业大户打小工等。如果种植大田作物，在全程机械化的情况下，纯收入大约600元/亩，一位老人可以种4亩。捞鱼摸虾运气好且勤快时可以挣10000多元，一个小组大约有2-3个老人会从事此项劳动。农业小工包括葡萄塑果、套袋，一天120-130元。再有一些老人会去捡芝麻、捡黄豆、挖半夏等。只要有劳动能力，都可以在村里找到挣小钱的机会。若能力再强一些，还可以寻找到一些非农就业机会，比如一些60多岁的老年妇女，会到市里的餐馆洗碗、小区打扫卫生，老年男性则到附近工厂看门，一个月1500-2000元，工作相比于务农更加轻松，收入也稳定。

此外，老人还有国家养老金，子女每年节日和生日给的孝心钱，所以经济上的问题都不大。老家老人都有攒养老钱的习惯，他们在子女成家立业以后，就会为自己谋划，将自己的收入、养老金和子女的孝心钱攒起来，用于平时的生活与消遣，虽然钱不会太多，但是用起来会更自在顺手。

总体上来看，家乡老人的经济问题都已解决，几无日常生活感到困窘的老人。在解决养老的经济问题以后，所面临的就是老年人的精神生活，他们的闲暇时间如何打发的问题。老人们最常见的娱乐方式就是打牌。尽管此前有一些老人尝试过其他的娱乐方式，比如跳广场舞、打腰鼓，但老年人参与甚少，一是观念上放不开，总是觉得跳舞是年轻人的事，他们学习起来也较费力。二是身体懒得动，经常劳作本身就是一种锻炼，他们不需要广场舞来舒展身姿。因此，只要有时间，他们更加愿意打打牌来缓解缓解身体的劳累。

打牌作为一种公共娱乐活动，能够以牌为媒介，增加老人们之间的互动，以此缓解部分老人精神的空虚，帮助老人度过余生孤独的时光。但是，打牌具有一定的排斥性，将不会打牌和不愿打牌的老人排斥在集体生活之外，使得他们成为村庄公共娱乐生活的边缘人。贫乏的娱乐生活，将部分老人推向社会交往的空白地带，使得他们断绝与社会的联系，过早地进入“社会性死亡”状态。即使有家人的关心与照料，有充足的养老资源，但缺乏社会交往的他们，极易变得自怨自艾，认为自己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在无法承受内心的孤独时，就会“理性”选择自杀，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而当前乡村社会的变化，使得打牌的公共性和交往性降低，乡村娱乐的无聊感和虚无感增加，进一步削弱了老人晚年生活的意义感。

乡村公共空间的衰落与空虚的老年人

在村里没有兴建楼房之前，村民们会相约关系较好的朋友到家里打牌，但是在建了楼房，尤其是在一楼堂屋铺上地板砖之后，若在家里打牌，弄脏家里不易收拾，没有人再愿意将人聚集到私人房屋中打牌，要打牌只能到村里的“牌铺子”里去。

“牌铺子”实际上是乡村中的杂货店，俗称“小卖部”，售卖零食、烟酒、日常用品等杂物，为了增加收入，老板一般会兼营打牌的生意，专门提供打牌的桌椅、棋牌和茶水，针对牌客收取少许服务费用。

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公共空间，牌铺子承载了诸多功能，不只是售卖货物、供人打牌的场所，还是村庄中的信息交流中心、闲话舆论中心和社会交往平台，除了购物的顾客和打牌的牌客，常会有许多闲暇村民坐在牌铺子里瞎侃神聊。晚上吃完饭之后，即使不打牌也会情不自禁地走到牌铺子门前坐坐聊聊，打发无聊的夜晚时光，待到7-8点回家看会电视就睡觉。由于多重功能重合，使得牌铺子成为村庄中最为热闹的场所，承担了丰富村民精神生活需求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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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经济和乡村交通的发展，小卖部的功能逐渐分离。由于小卖部所辐射的范围有限，一般只能够服务两三个小组，因此采购的货物量不多，商品不齐全。为了盈利，一般不会选择有市场统一订购价的品牌商品。而对于村民来说，他们有了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更加倾向于选择使用品牌商品，因此会常去乡镇大型超市购买物美价廉的品牌商品，小卖部中所销售的“物次价廉”的商品逐渐在乡村中失去市场，小卖部的销售量越来越低。

村中的一些经济精英看中村民消费习惯的转变，开始在村中开设超市，通过售卖价廉物美的品牌商品，增加货物的品种来吸引顾客，并扩大服务范围。村中曾有一家小卖部，从1999年经营至2017年，售卖货物兼营茶馆，小卖部至2007年时生意一直都不错。从2007年开始，小组内有一对中年夫妇在路边自建房前开了一家超市，销售几百种商品，囊括了乡村生活所需的各类物资，包括各种高中低档零食、烟酒、鞭炮、油盐酱醋、简易五金、礼品等，服务范围涉及四五个小组，对小卖部的生意直接构成了威胁，小卖部只有香烟还有点微薄利润，其他商品多数时候日销售量几乎为零，主要靠打牌的服务收入维持运转。

当乡村中出现商品超市之后，促使购物与打牌二者功能实现分离，从而弱化了乡村小卖部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新开的超市只专注销售货物，不提供打牌服务，村民们买完东西就离开，不会逗留，超市老板也无空招待，而小卖部则以打牌服务为主，销售日用品的功能日益下降，由此使得乡村小卖部的功能实现了分离。超市因品种齐全、服务范围广等原因，盈利能力较强，一家乡村超市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8万元左右，只有有经营头脑的中青年人能够经营运转。沦为牌铺子的小卖部只能依靠收取打牌的服务费用盈利，尽管开销不大，但由于服务群体主要是中老年人，不能收取过高的费用，以免影响牌客打牌的积极性，因此只有年纪大的老人才会愿意维持利润微薄的牌铺子，收入是其次，主要是方便自己打牌。

我所在的小组一直有三家牌铺子，两家是60-70岁的老人开的，A店经营了18年，一直是小卖部，销售货物，兼营茶馆，利用自家住房开办，服务村中中老年人，收费2元/人；B店经营了10年，利用桥头一家破旧的房屋开办，服务中高龄的老年人，收费1元/人。两家牌铺子的共同点是，由于收入菲薄，一年不到10000元的收入，老板没有动力改变器具和环境。在失去商品销售市场以后，A店的经济收入直线下降，A店的麻将字丢失后老板也没有动力更新麻将，直接用其他的麻将配字。B店的凳子缺胳膊断腿，灯光黑暗，夏热冬凉，没有厕所，老板既不想也无力改变环境。

还有一家牌铺子C店，由一对打工返乡的中年夫妇开办，是超市+茶馆的模式，以超市货架的模式销售货品，主营打牌服务，主要服务打大牌的年轻人，按照胡牌的赌资抽成，提供餐点。但这种模式也失败了，由于二者合一，超市规模有限，不敌商品齐全的超市，因此在商品销售这块不挣钱。同时，打大牌又有季节性，只有年末和年初年轻人在家时，生意才好一些，其他时候生意惨淡，最终逼迫老板娘再次外出打工，留下家中男人和老人在家看店。

A店的老板于2017年初意外去世，其子女因收入太低且麻烦不愿继续开办。曾在A店打牌的村民一时间没了去处，每天无所事事倍感无聊，多次劝说老人的子女继续开办但遭婉拒，又劝说小组的另外一位老人开办，该老人以难以打扫卫生为由拒绝。小组里一位爱打牌的妇女见状，遂尝试开起来了专业牌铺子D店，D店没经营多久，就因老板娘爱打牌、服务不周、舍不得借钱、收入低等原因关门停业。后来村民们实在没地方去，又让她重新开办起来，但提高了服务费用，打花牌费用不变，每人2元，打麻将每人5元，用麻将机打大牌，每局抽成。由于服务费用较高，到D店打牌的群体主要是中年人，以及少数经济实力较强的低龄老人。

在村庄中，小卖部功能分化即销售空间和打牌空间实现了分离。曾经的小卖部作为村庄公共空间的功能弱化乃至消失，牌铺子只是一个打牌的地方，那些不打牌的老人不好意思再去牌铺子消遣，以前可以借助买东西的名义在牌铺子逗留聊天，现在不打牌就不会再去牌铺子，不仅那些不打牌的人失去了一个娱乐休闲消遣闲暇的场所，那些打牌的牌客也只是不断地重复无聊的牌子，人际之间互动沟通的密度和深度降低，看似安静的环境相比于以前小卖部中的热闹场面，实则更加无聊无趣。

在销售空间与打牌空间实现分离之后，打牌空间又进行了再次分化，不同群体选择在不同的空间中去打牌，老人们只能去环境差的B店打牌，他们需要忍受昏暗的灯光、残缺的桌椅、露天的厕所；中年人去环境较好的D店打牌，在D店，出不同的钱待遇不一样，只有用麻将机的牌客才可以享受空调；年轻人去C店打牌，享受全程高标准的服务待遇，由此实现了群体的区隔。

由市场供给乡村公共娱乐的后果就是，作为乡村生活主体的老人所享受到的服务最差，在市场逻辑之下，完全按照支付能力享受娱乐服务，那么经济实力最弱的老人只能被挤压到最边缘地带。村里为老人提供打牌服务的B店只能容纳4-5桌牌，环境极其糟糕，由于不挣钱和服务麻烦，必然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待到B店无法开办下去时，老人们就会丧失了娱乐空间，要想出来玩玩，就只能花费更高的服务费用到以纯粹挣钱为目的的牌铺子中打牌。

因此可以看到，在国家不介入的情况下，乡村社会的发展遵循市场逻辑，牌铺子的公共性降低，沦为具有区隔功能的经济空间，不断挤压老人的娱乐空间和意义空间，而社会自主供给能力和调试能力又极其微弱，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无处寄托。

文二爷在老伴去世后，从不打牌，在村庄中没有去处，最终无法排遣内心的孤独选择自杀。熊大爷以前打牌，后来身体不适就再也不去牌铺子了，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只能一个人在门前踱步，在路边走走，满心凄凉。文二爷和熊大爷是想不开的老人，选择以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还有一些“想得开”的老人，由于缺乏有益的娱乐方式，他们又不打牌，会选择去镇上找寻找刺激。

对于当地老人而言，他们解决了养老的经济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满足精神需求。尽管家庭是他们的港湾，但客观来讲，子代有子代的任务，不能时刻在老人身边照料，也无法顾全老人的情绪，需要村庄社会来承担和填充这一功能。村庄社会要为他们提供一片休闲娱乐的空间和多元的娱乐方式，填补他们内心的空虚，转移他们的注意力，排遣他们的孤独，增强他们晚年生活的意义感，以此降低他们选择以极端方式结束生命或寻求非法刺激的可能。

乡村振兴与重振老年人的精神世界

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对“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系统阐释。需要明确的是，乡村振兴，首要解决的是在村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村庄而言，老人是在村主体，没有老人，村庄就彻底空心化了，有老人存在，就存在各种治理需求，同时也将城与乡勾连起来，因为有老人与土地，在城务工的年轻人在村庄还有牵挂，才会关心村庄的发展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人即是乡愁，让老人过得好，年轻人在城市挣钱才会安心，城市中的寄居者才会对农村有着更美好的期待与盼望。因此，解决老人养老问题，是乡村振兴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事实上，对于大多数老人而言，经济问题是其次的问题，精神需求才是最重要的需求，老人的消费水平低，依靠务农、养老金、子女孝心钱可以维持日常生活，如何安排闲暇时光、如何解决他们在病痛时期的心理障碍更为重要。

一些地区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益尝试，比如江浙等地农村早在多年前就全面推广老年人协会，贺雪峰教授在湖北沙洋、洪湖也尝试建立老协，对于老年人精神生活的改善效果都非常明显。老年人协会为老人提供一个可供娱乐的场所，老人们可以看电视、打牌、聊天、打球、跳舞、打腰鼓等，老协成为村庄中最热闹的场所，甚至吸纳了中青年人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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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村庄中有一块属于老年人的天地时，能够使得他们寻找到自己的位置，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在集体互动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生活的快乐。在一些老人家庭地位低的地区，为老人提供专门的公共空间意义更加显明，老人拥有专门的公共空间，就意味着在村庄中有地位，村庄中的地位可以传递到家庭中，由此减少家庭内部对于弱势老人的边缘与牺牲。

对于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的乡村而言，当前乡村振兴的当务之急，是拯救乡村老人们的精神世界，为他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增加他们生活意义感，降低他们生活的虚无感。这不仅对于老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乡村社会的维续与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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