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了解中国共产党，这是世界对中国误解的根源_风闻

【本文为作者在博洛尼亚大学《重读毛泽东》意大利版出版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校长先生，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社社长先生：

非常高兴来到文艺复兴的故乡。整整一百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文艺复兴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学，今年，北京大学将迎来120周年校庆，北京大学没有博洛尼亚大学那样古老，但她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是任何一所大学都不能比拟的。

也许以哈佛、耶鲁的标准来看，北大和博洛尼亚大学微不足道，但从人类的角度、中国的角度来看，北大和博洛尼亚大学比哈佛耶鲁要重要的多。世界上不会有第二所哈佛、耶鲁，但世界上更不会有第二所文艺复兴时代的博洛尼亚大学，不会有第二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

整整100年前，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成为月薪只有八块钱的图书馆管理员，当时北大教师的月薪一般是300块钱。98年前，毛泽东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他28岁，这正是参加会议的12位代表的平均年龄。主持这次会议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张国焘，毛泽东是会议的书记员，他们和另外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代表刘仁静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后二者一位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一位是这所学校图书馆的主任。

作者著作《重读毛泽东》

也恰好是28年之后，当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时候，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只剩下两位，一位是毛泽东，一位叫董必武，今天，人民币上的汉字就是董必武写的，其余的代表不是离开了共产党，就是在残酷的革命中牺牲了。

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但今天的中国，在西方世界眼里依然还是一个问题，正如今年哈佛大学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中国问题》（China Question），这本书由许多问题构成，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是个什么样的党？毛泽东的遗产是什么？中国应对环境问题的方法是什么？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将对世界产生什么影响？等等。

我想，哈佛大学出版的这本书和博洛尼亚大学出版的我的这本小书，从某种程度上，都意味着西方世界观察中国角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指，人们日益认识到：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就不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不了解毛泽东，就不能了解中国共产党。

而一个时期以来，世界对于中国误解的根源则在于：对于中国共产党98年艰苦卓绝奋斗的忽视，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片面理解。

我们进入了新时代，而其中一个标志就是指：那种长期的忽视和误解，正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得到纠正。对于中国现代史的阴暗理解正在成为过去，而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光明在前”。

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神秘人物，更不是一个阴暗的人物，他是一个朴素的人，更是一个光明正大的人。实际上，毛泽东留给中国、中国共产党乃至世界的，是非常简单的三个东西。

第一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长征路上曾经说过，我们第一要找饭吃，否则肚子不答应；第二要有地方住，否则娃娃没有摇篮；第三跟枪辩论没有用，因为枪能够打死人。实事求是，意味着必须在严峻的危机挑战下活下去、还要争取活得好一点，为了这件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吵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争论上。

第二是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要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靠自己的想象，不能靠模仿外国，只能把中国老百姓的意见收集起来，靠大家一起想办法。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调查研究，它的基本方法就是开会，开会就是收集意见，就是大家一起想解决问题的办法，开会不是正襟危坐，而是随时随地，最好是在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甚至作战的间隙。因此，正像中国老百姓所形象地描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就是一个不断开会的政府，而她的对立面国民党则是一个不断收税的政府。

博洛尼亚大学

第三是独立自主。在毛泽东之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他们有许多外国的知识，他们争论的基本上也都是外国的问题，比如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争论，立即变成了王明所说的中共的“两条路线斗争”，这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几乎导致了党的分裂。而毛泽东说，正是这些外国知识，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自己的问题，不能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路。他还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不在于没有知识，而在于没有自信，在中国人面前，他们以外国人派来的钦差大臣自诩。在那些人眼里，第一等是西方，第二等是他们自己，中国则属于第三等。他们看不起第三等，看不起“第三世界”，他们以知识的等级制的方式，维护着这个世界的不平等，却没有丝毫的反思。

因此，国家要独立，人民要解放，首先是思想要独立，文化要自信，知识要解放。

在中国，我们把这三个如此简单明了的东西，称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按照这样的思想，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8年的艰辛路程。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不是人们所说的上帝、救世主，更不是某些人所说的魔鬼，实际上，在19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被世界称为“土共”，因为这是一个朴素的党，有着极为朴素而简单的信念和思想，而正是这些朴素的信念和思想，才是我们能够与意大利读者共享的东西，是使我们能够互相理解的基础。

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基雅维利早就说过：政治不是辩论，与枪辩论是没有意义的，一个政府之所以能够称为政府，就在于它有能力解决问题，一个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政府，就等于无政府。这见诸于他的《用兵之道》、《论李维》、《佛罗伦萨史》，特别是《君主论》。因为安托尼·葛兰西也说过：知识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束缚，这就是为什么：囚犯在监狱里依然可以自由思想，而许多“自由知识分子”却是别人思想的奴隶。他还说过，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买办资产阶级”，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意大利知识分子的相当一部分，属于“买办知识分子”，不是意大利知识分子，这些人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附庸，是意大利民族和人民的敌人——此见诸于他的《狱中札记》。

正是这些“土共”最“土”的东西，而不是别的什么“普世价值”，使我们能够与世界分享的困难辉煌、艰辛光明，毛泽东说过：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

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使我深感荣幸，然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作者自我展示的场所，因为写作不是彰显个人的方式，写作的意义在于：通过调查研究，面对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集中力量去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这就是哥白尼告诉我们的东西，他曾经是博洛尼亚大学的教员，而这也是毛泽东告诉我们的东西，他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马克思说过，问题不在于以各种原因的方式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对于一个政党是如此，对于一所大学同样也是如此。我想，这也就是马基雅维利和葛兰西的书，如同毛泽东的书一样，在今天依然还对年青一代有意义的原因。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