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政策缘何频繁摇摆？_风闻

    所评图书：

书名：《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

作者：（美）傅立民（Chas W.Freeman，Jr.）

译者：王柏松、王在亮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2月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确实是本有意思的书。

这本书的作者傅立民（Chas W.Freeman，Jr.）是美国资深外交家，1965年开始外交生涯并毕生致力于美国对华关系的研究。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傅立民曾任其首席翻译，后来历任美国国务院主管中国和蒙古国事务办公室主任、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助力国防部长，以及美国中东政策委员会主席、美中政策研究基金会联合主席、美国外交学院理事等要职。傅立民精通汉语，还会讲闽南语。

这本书在引言中就点出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之后，导致中美关系出现震荡的最关键因素：中美两国很多情况下不能理解对方的思维。

在傅立民看来，里根之后的美国历任政府，对于如何把握中美关系的稳定，理解不深。无论是老布什、小布什、克林顿，还是后来的奥巴马，都无法做到像尼克松、卡特、里根那样，用超然于短期问题的视角来发展对华关系。这使得美国政府的决策很容易因为局部问题，特别是中美关系核心问题台湾问题的波澜而导致全局震荡。

傅立民指出，中国官方以及大众舆论，对于美国的解读往往也存在问题，“很多中国人把美国的政策误认为连贯性战略的体现（实际上，美国的政策是许多冲突的特殊利益的载体，即一个没有形成战略的多个战术冲动的融合）”。在20世纪70-80年代，尼克松、卡特、里根推行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具有超前性，也就是说在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起基于经贸关系的利益基础的情况下，为了服务美国长远利益，推行相对意义上的对华友好。这种政策考虑与中方的决策模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后来，随着美方政治家魅力的下降，决策中越来越偏向于关注（少数）特殊利益群体的需要以及回应选情，所以美国对华政策就开始出现周期性的震荡，而这被中方认为是“精心策划的计谋和手段”。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本书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来书写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陷入互动困境，指出这正是上述相互不理解所导致的。

但反过来说，如果说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为了对抗苏联的共同需要，所以采取了某种宽待中国的政策甚至是支持政策，总统作出的超前决策容易获得各方利益集团的支持；这一前提在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就不存在了，不仅如此，美方也很清楚的利用己方决策机制上的缺陷（也就是傅立民所说的“多个战术冲动的融合”），每每在需要中方作出战略配合的情况下，慷慨许下承诺，然后时过境迁，就推诿宣称承诺（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而）无法兑现，并且会将美方曾经作出过的、效力微弱的其他一些承诺（如美方在与中国台湾地区断绝所谓外交关系时许下的维持经济、文化联系的承诺），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上执行，甚至毫无顾忌的频繁向台湾地区出售高水平武器。毫无疑问，美方在处理对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时与中方领导人基于诚意建立起的基本信任，可以认为带有很大的欺诈故意。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本书收入了作者在过去几十年来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美关系趋于、实现正常化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决策者以及外交问题的智囊机构如何从美方立场（最大化实现美国利益，维持中美关系之中的中方影响力，一定情况下予以遏制）思考中美关系。

全书开篇首先回顾了傅立民见证并参与的尼克松访华，特别是访华之前基辛格与周恩来会商、经过反复而艰难的磋商而达成的《上海公报》的过程；以及中美正式恢复邦交关系之前，美国为了维持对于台湾地区的实际影响力而设计出的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的出台过程。某种意义上讲，中美恢复邦交，是在预留了重大分歧的情况下而实现的，这既凸显了20世纪70年代中国两代领导人与美国几届政府的远见卓识，也多少有些无奈。

《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书中有三章都在讨论台湾问题。书作者首先强调，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于两岸关系有着不同记忆，尤其是台湾地区的所谓本省人，对于中国、中国化、中国统一的理解，颇为微弱，相比之下，台湾民众对于曾经殖民统治了台湾地区长达50年的日本却有着友好情感——而日本在二战后是美国的盟国或者说仆从国。这些都决定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关键影响力。书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国会中，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国民党的支持者（保守派）、关注所谓人权问题而对中国台湾等问题说三道四的自由派，都加入到反华大合唱之中，而这些势力的鼓噪被美国政府主动运用，来作为迫使中国在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的筹码。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多的加入了遏制的内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20世纪80-90年代，美国政界、军方人士大大低估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成长性——美方人士认定中国的增长潜力有限，还能扮演遏制苏联的潜在同盟者，所以就可以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作出让步和容忍。但是，当中国快速崛起，并且表现出对于台湾地区的主权的坚定保卫态度以后，就大大超出了美方的预判，所以后者的对华政策的确就呈现出短视、应急处理的态势。这也是《有趣的时代：美国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这本书中的不同文章在谈到台海危机、中国在区域内的军事威胁性时，因为研判时间的不同，所以得出完全相悖结论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