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医难：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日常_风闻

京医难：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日常

     《流感中的北京中年》一文余波未平（以下简称“流感”），北京市叫停“互助献血”再次引发了社交媒体圈的刷屏。大批血液病患者及亲属以及血液科医生指出，叫停“互助献血”需要过渡期，目前的措施影响了许多病人的治疗乃至安危。甚至有的病人在生死关头失去理性，把一时的用血困难称为“人造血荒”。在全国医疗条件最优越的北京市，似乎 “看病难”的怨言愈发加重。

“互助献血”与“输血难**”**

“互助献血”的本意是鼓励无偿献血，即病人需要用血时出示亲友的献血证件或是在献血时指定用血病人，可以得到优先用血资格。因为经济学的原理，这一制度很快让“血头”钻了空子，造成“卖血”死灰复燃。同时，“互助献血”的漏洞还损害了无偿献血事业的圣洁，导致一些地方的义务献血比例发生下降，加剧了血荒和“卖血”。于是，国家卫计委提出2018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互助献血”，北京的举动已经落后于全国的许多地方。笔者在此强调：“互助献血”是回不来的，不要抱残守缺。建议把宣传方向放到“献血是草根互助，草根不献血，草根就要死”上，努力披露普通人都有可能因为意外和时运不济面临同样的困境。全社会献血热情高 ，问题得解决。

全国“互助献血”仅占用血量的2.2%，北京占21%。很多接受采访的医生和病人表示，由于血液分配侧重危重病人及产妇抢救，血液病患者日常用血对“互助献血”的依赖更大。为什么北京用血缺口大？北京的自愿献血工作明明是一流的。因为北京大医院多，集中了全国的疑难危重病人，临床用血量大，导致了血液制品稀缺。治疗血液病水平高的医院都在北京。消耗血小板较多的骨髓移植治疗，北京2017年的开展量是全国的一半。中国最早实施骨髓移植的医院都在北京。除了公立医院，还有民营医院。某院士退休后拥抱资本，在河北燕郊搞了一个民营医院，每年的配型成功数量比别的医院高一个数量级……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北京的临床用血量仍将居高不下。

从“流感”到“输血难”，再到更早之前“女孩怒斥号贩子”的“挂号门”，实际反应的都是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北京的医疗资源已经无法承受来自全国人民的期盼。

全国病人上北京

北京市卫计委2004~2015年全市医疗服务量统计

2012~2015年北京市医疗机构服务量统计

过去的十几年间，北京市医院的诊疗人次涨了三倍。2011年，北京三级医院42%的业务收入来自外地病人。2012年以来，北京市医疗机构诊疗人次增长了四千万，增量主要由三级医院贡献。外地就诊病人是近年来北京市就诊人员增长的主力。

1974年，北京协和医院建国后最大的基建项目——新门诊楼落成。新门诊楼设计日门诊量1500人次，这是当时省级医院的常见规模。1984年，中国当时最现代化的综合性医院中日医院开业，今天的中日医院拥有全国一流的呼吸与重症医学监护专业。“流感”一文中，病人最后的归宿就在那里。中日医院大楼日按照日门诊量初期1500人次、远期3000人次设计。1985年，市场化医改开启。过去严格规定居民就诊方向的“分级分区划片包干医疗制”瓦解，人们去大医院看病再也不用开介绍信了。1990年，北京同仁医院新门诊楼按照4000人次日门诊量设计。今天，由于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社保制度完善等进步因素，同样也由于人们的盲目就医，这些医院的日门诊量在一万人次以上。

目前，北京市三级医院三分之一的门诊量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曾经说，北京至少30%的专家号被常见病浪费了。社会压力放大了人们的焦虑，每天70万人次的外地进京就诊人群，相当数量是因为思虑过重；可能当地医生让他们去上一级医院治疗，他们就直接怕得越级来了北京……说是“小病大治”吧，患的真不是小病。病人家庭的焦虑，确实出于人之常情和自身角度的一些理性判断。但是，必须非要来北京治疗么？来到北京就能得到理想的医疗么？

盲将

 “流感”再次教育了大家，非专业人士缺少医学知识和就诊经验，在就医时“事倍功半”。北京市有许多顶级的专科，还有不少伪装成综合性医院的顶级专科医院，更有个别“黑医院”……形成了一座庞大的就医迷宫。由于缺少分级诊疗和专业人士的就诊指导，自由就诊的病人家庭面临“选择困难”带来的大不自由。

每隔一段时间，笔者的朋友圈里就会有人转发某个医院排行榜，“转给需要的人看”。笔者曾经在旧作里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排行榜为例，说明医院排行榜没有体现各个专科的优势与特色，反而把病人的就医选择局限在每个专业的十几所顶级医院当中。需知，90%以上的疾病都可以在县域内看诊，“小病大治”纯属给自己惹麻烦。然而“复旦榜”已经是笔者最欣赏的排行榜了。

目前，没有一个有效的措施可以帮助到对医学一无所知的普通人，很多人在选择医院的时候只能拼关系和撞运气。现在有些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看似能提供一些“对症匹配”的导医帮助，但是用户身边缺少专业人士指导，难以准确描述疾病；甚至有的用户出于人之常情，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片面理解病情，难以实现预期功能，效果停留在网约车司机用APP趴活的水平。这些导医服务的靠谱程度，可能还不如“流感”一文中把病人从顶级呼吸科转入呼吸专业相对薄弱的医院的“关系”。

环首都进京看病圈

 “流感”和“输血难”都反应出我国医疗资源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甚至在医疗技术雄厚的北京，环路把区域医疗水平划分为三个不同的世界。医院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优势科室与否对治疗病人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流感”一文中的家庭早期未能重视疾病，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北京“看病难”。北京“看病难”，因为全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各家医院充满了焦虑而又无助的外地求医人员。

如今医院的科室越分越细，北京协和医院却反其道行之，成立了多专业联合的“普通内科”，收治其他医院无能为力的疑难病人。北京协和医院普通内科2004~2008年住院患者分省构成如上图，大家可以看到近90%的病人来自我国北方的9个省市，“胡焕庸线”以东。另一张图表是北京市外省住院病人来源。江淮流域以北的10个东中部省份提供了80%的外地进京病人。

从图表上看，笔者有两个发现：

1，协和医院收治的都是别的医院解决不了的危重病人。我们看到各省份在协和普内科住院的病人比例和进京病人总数的比例存在差异。“进京住院病人比”和“协和普内科外地病人比”的比例越大，可能表明这些地区的病人倾向进京小病。

2，病人主要来自和北京地缘较近的省份，和北京市常驻外来人口的来源省区重合。一些常驻外来人口已经在京长期定居，所以360公司根据大数据制定的“春运地图”跟官方统计存在差异。家乡亲友投靠来京人员，必然产生相应的进京就医需求。

不均衡导致**“看病难”**

于是，形成上表。各地进京住院病人比例跟各地人口比例的比值越高，说明这些地区的病人更倾向进京看病。“进京住院病人比”和“协和普内科外地病人比”的比例越大，说明这些地区的病人倾向进京小病。同时，我们再考虑到外来人口占北京常驻人口的数量。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山西、山东、 内蒙古、河北的居民更倾向进京看病，显然这与当地医疗水平有关。黑龙江虽然进京看病人群也很庞大，但是进京就医和看小病的倾向较低。考虑黑龙江医疗条件较好，这些进京看病人群可能多是投奔在京子女的父母辈，如“流感”一文的苦主。

我们的人民并不富裕，“看病贵”的矛盾比较突出，人们还没到“有钱任性”的程度。京外居民倾向进京看病，倾向进京看小病，固然有盲目因素，但主要反应出当地医疗水平薄弱的问题。北京医疗系统的最主要问题，是背负了全国医疗资源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北京目前亟待疏解各类非首都功能，这正是重新布局医疗资源分配的时机。假如山西、山东、 内蒙古、河北及河南的医疗中心能多挽留一些疑难危重病人，将对北京地区的“看病难”起到极大的缓解。北京减轻负担，各地的病人少受奔波之苦。

春节长假结束，全国各大医院将再次迎来接诊高峰。在这一就诊高峰中，又将出现哪些悲欢离合？笔者担心，不堪重负的北京医疗系统与漫长等候、辗转折磨的心灵，迟早引恶性事件。愿笔者的悲观假想早日打消，让我们祝福所有的同胞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北京”代表“北方”****？

从医疗向外发散，北京城市机能同样不堪重负。上一轮经济周期，北京塞了800万人口，多是精干的年轻人，相当于一整个武汉市的人口，现在北京要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子女教育、父母就医。北京的发展从哪里来的？正是全国各地前来建设北京的劳动者贡献出来的。为什么北京集中了这么多青年才俊？中国北方缺少一座像北京那样足以寄托梦想的城市。所以才有了“北京大，居不易”。

北京的“看病难”以及其他“大城市病”，反应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不均衡之间的突出矛盾。想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让更多的北方城市有能力分担北京的各项非首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