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保卫战：知其不可而为之_风闻

    丹麦记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曾服务于法新社、彭博新闻社、经济学人智库等国际知名媒体，早年曾在台湾大学学习历史，1998-2009年在中国大陆生活和工作。何铭生2013年曾出版过《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该书出版后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畅销图书，在欧美世界引起了较大程度的反响，一些欧美国家的读者正是通过该书首次了解在1939年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和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发生在中国战场的这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引进出版了何铭生的《南京1937：血战危城》。这本书的意义同样重大。书作者耐心的梳理了包括《拉贝日记》等1937年的那个可怖冬日里，见证了日本兽军暴行的欧美人士写下的见证著作，以及中方、日方民间和官方提供的记述资料（特别是以往很少出现在中方民间和官方著作中的日本著作），无可辩驳的揭露了日本军队1937年12月-1938年1月的六个星期时间内，在南京实施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书作者指出，仅以南京大屠杀为例，侵华日军的所为，其残暴和险恶程度就大大超过了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及德占区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施虐烈度。

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介绍了南京大屠杀之前延续了五个星期之久的南京保卫战。这场保卫战的奇特之处是，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对于如何保卫南京，如果坚定保卫如何投入足够的军力和军械，在保卫战同期如何撤出民众，如何设计必要的撤军路线（南京保卫战之前，淞沪会战失利后，国民政府军队的撤退毫无条理和秩序，因此演变为一场巨大的逃亡灾难）等等关键问题，毫无章法。蒋介石出人意料的选择了他的高级将领中指挥水平最差，也基本上不具备对于抗战军民有着道德感召力的唐生智作为保卫战的指挥官。参与到南京保卫战的军队，主要是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溃兵的集结部队，以及部分川军等地方军阀的部队，他们的使命主要是为了避免国民政府背上撤出国都不战而退的罪名。谁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些部队可以抵抗日军精锐部队如此之久，更没有想到，英勇抵抗等来的是日军对于平民的空前暴行。

                      （图：唐生智）

《南京1937：血战危城》这本书开篇就指出，在淞沪会战落败以后，其实国民政府的高层就完全清楚南京将无法守住，蒋介石已经在启动西撤到重庆及武汉的进程。当初选择在上海进行会战，某种程度上是蒋介石有意为之。书中分析认为，蒋介石的考虑是：首先，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着众多的外国机构、商户和平民，日军的作战行为很可能因此引发西方舆论的谴责；其次，长江三角洲的丰富河道地形会导致日军坦克难以通行，还能提供更多保护，使得中方部队免遭日军飞机的袭击；第三，让日军就此陷入旷日持久的漫长作战。淞沪会战以日军在杭州湾突然登陆，切断中国军队后路而导致态势扭转。国民政府在所谓的黄金十年武装起来的德械精兵，在撤退中演变为大溃败。

“没有任何详尽的计划来指导撤退行动如何进行，没有为每支不对指定具体的撤退路线，也没有时间表，其结果便是大家为了活命而疯狂挣扎。三个月来曾经肩并肩作战的士兵为了逃命而成了竞争对手。”

与之同时，日本政界和军界围绕应当如何进行中国战事，原先一度巨大的分歧开始有所弥合。主张从上海尽快西进，通过袭占南京，而迫使蒋介石政府下台的鹰派占据了优势。

危险正在袭来。白崇禧、张群以及国民政府的德国顾问都反对固守南京。而蒋介石信赖的幕僚刘斐则坚称南京应当坚守，以维持整个国家的士气。蒋介石优柔寡断，他作出的最后决定是进行“戏剧性的最后一战”，为了宣传目的。这就决定了南京保卫战中投入战场的，不会是最可能起到保卫作用的、装备良好的国民政府军队，而是征调自四川等地的杂牌军。蒋介石此举也是为了削弱地方军阀的力量，毕竟国民政府不久后就会迁往西部。书中不无讽刺的写道，向着南京、太湖方向行进的川军，遇到了西撤的国民政府中央军，“那支部队衣着齐整、装备良好，似乎根本就没有经过战火的洗礼，反而看上去好像刚刚离开了军营，吃饱了肚子，精力充沛。许多川军士兵心头都在问着相同的问题：难道我们就该冒着生命危险去确保他们这些士兵撤离吗？难道他们不比我们更有战胜敌人的优势吗？”

尽管如此，川军等地方军队，仍然义无反顾的抵达了作战目标。与过去相比，这些军人开始拥有使命感，为了自己的祖国而战的紧迫感。他们共同的名字是中国军人，所以无怨无悔的去履行并不公道，也没有精明指挥的作战使命。

应该说，向着南京进发的日本军队，进军速度在当时有所迟缓，主要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糟糕的天气状况，影响日军的重型武器装备；二是从上海出发的日军，一路打下了苏州等地，每到一地，就是一次“洗劫盛宴”。两相结合，日军在追击中国国民政府军队的过程中，愈发显得疲惫和焦躁。

留在南京的主要是这座城市的穷人，还有军人。国民政府尽管下了文件要疏散南京的妇女和儿童，但政府西迁调用了所有的船只和车辆，所以，能否离开南京，还是由不同民众的经济实力决定的。国民政府军队招收的士兵，多是贫民子弟。可以认为，担负着守卫国民政府首都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的，就是穷人。书中记述了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说，有从上海回来的伤兵要去国立中央医院，但没有钱，而三轮车夫免费送他。这是因为爱国主义情感首先使得穷人武装起来了。

南京城本来有其天然屏障，如东边的紫金山，以及南边的雨花台。书作者不无惋惜的指出，由于保卫南京的部队是从其他省份抽调，所以无法将这些天然屏障和人造防御工事很好的结合起来，从而削弱了防守的严密性。尽管如此，国民政府保卫军仍然不惜牺牲的抵御日军。

《南京1937：血战危城》书中援引战争的日方亲历者的话指出，日方在发起侵略中国的动员过程中，将侵华描绘为解放中国、摆脱西方控制的光荣使命，所以自上而下灌输的是拯救观念，这种观念很快就因为与事实之间呈现出巨大悖谬。使命感破碎的日本军队，随即将怨气发泄在了中国平民身上；很显然，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也让日本的士兵丢掉了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约束，散发出其本性中最肮脏的一面。

书中还引用了1937年12月11日，即南京彻底沦陷而陷入野兽暴行的那一天，作为当时中国最高军政长官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的内容。蒋介石对于显而易见的军民惨遭屠戮，流露出的仍是平静，仍在自欺欺人，只要“有了正确的精神”“战败则可转败为胜”。他仍然视延安是最大对手，害怕延安将南京失陷转换为做大的机遇，然后将抗日战争演变为西班牙内战。

《南京1937：血战危城》这本书也用了相当的篇幅去控诉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这场暴行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是，希特勒决定抛弃中国，而将与日本的合作提速。而与之同时，斯大林大大方方的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多达904架飞机、1516辆卡车、1140门大炮、9720挺机枪等，还有相当数量的飞行员。虽然蒋介石对于美国和英国仍然对于日本侵华袖手旁观感到极度失望，但中国没有被这场失败所打垮。顺道提一句，那些在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野兽，在二战战后，一批人经由东京审判而处决或判刑，另一批人则成为了蒋介石的座上宾。

所评图书：

《南京1937：血战危城》

作者：（丹麦）何铭生（Peter Harmsen）

译者：季大方、毛凡宇、魏丽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文化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