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欢案审判长详解改判：捅刺是为制止不法侵害，具有防卫性质_风闻

在2017年媒体关注的众多案件中，于欢故意伤害案当之无愧地成为最受关注案件之一。面对母亲被逼债者侮辱，儿子持刀将对方刺死，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交织在公众视线中的孝亲伦理与伤人致死，如何在司法裁判中做出公正裁决，引发媒体与公众的高度关注，这起案件最终经过山东高院的二审，改判于欢有期徒刑五年。回顾一下这起案件。

2014年4月14日，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苏银霞及其子于欢因借高利贷，被11名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并受到侮辱。催债人杜志浩对苏银霞做出脱裤子裸露生殖器等侮辱行为。警察赶到后，并未有效控制住现场，于欢在警察离开接待室后，想跟着警察一起出去被阻止，情急之下拿刀伤人，造成一死三伤。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后，被告人于欢和受害方均不服，提出上诉。

2017年5月27日，山东省高级人民二审通过微博全程直播的方式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于欢案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是这起案件的庭审焦点。

二审庭审中，由山东省检察院指派的检察员指出，该案由违法逼债引发，是一起具有防卫性质的伤害案件，一审判决未认定防卫性质，适用法律错误。

检方进一步表示，于欢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属于防卫过当。

辩护律师认为于欢属于正当防卫，做了无罪辩护。

而受害方的代理人均反对于欢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受害人郭彦刚的代理人认为，苏银霞被侮辱，于欢被殴打是存在的，但对于两人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殴打是不存在的，不足以造成生命健康上的重大影响，不构成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杜志浩的代理律师则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

于欢案审判长详解改判理由

庭审中，控辩双方及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充分发表了意见。2017年6月23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于欢构成防卫过当，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吴靖：“经过二审审理，我们认为，第一，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属于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他的行为具有防卫性质，第二，于欢的行为造成一人死亡，两人重伤，一人轻伤的严重后果，严重超出了必要限度，造成了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应依法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第三，**于欢实施捅刺的目的在于防止不法侵害，并且想离开接待室，在案的证据不能证实于欢有放任或者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所以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而是防卫过当情形下的故意伤害，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鉴于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被害方有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所以我们综合考虑于欢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作出了依法减轻处罚的决定。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有期徒刑五年。”

二审是司法与舆论的良性互动

涉黑、高利贷、警察不作为、一死三伤、暴露下体辱母，每一个词都足以触动公众的神经。围绕这一案件的种种疑问和讨论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如何回应公众的种种质疑？如何用法律的天平去恰如其分地衡量出罪与罚，给于欢这个初入社会的年轻人以公正的裁判？再审此案的山东高院的选择是以公开促公正，微博全程直播这一案件的庭审。最终通过山东高院的有理有据的判决，实现了实体与程序的公正，也给全民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

法学专家认为，于欢案的二审在庭审程序上规范有序，依法保障了诉讼各方的诉讼权利。特别是在曾经困扰了刑事诉讼十余年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上，于欢案二审敢于让被害人、当事人出庭作证，让“当庭对质”得以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卫东：“按照刑诉法的规定，控辩双方对证人证言有异议，而且证人证言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就应该出庭作证，这是保证我们客观查明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实现以审判为中心这样的一种诉讼制度改革的初衷，实现司法的公正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山东高院这样的一种做法，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作用，今后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遇有这种情况，都应当让证人走上法庭。” 

社会的关注让于欢案的审判更为专注，但司法的天平不应因舆论风潮而左右摇摆。“民众有所呼，司法有所应”。对于因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公共话题的案件，司法机关，也必须承担起回答与响应的社会责任。因此，于欢案的庭审公开，是对公众的知情权负责。此次于欢案的二审庭审，邀请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100余人旁听，并且在山东高院官方微博以图文和阶段性视频播报的方式，对案件的审理过程进行了直播。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赵秉志：“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良性互动，媒体关注了，舆论提出了很多问题，司法以这个为线索考虑民意意见，但是最后还要落实到事实证据和法律上，我觉得这就是个良性的互动。”

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