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的民国三部曲最终章《邪不压正》发预告片了！我觉得原著小说很好看…_风闻

姜文拍过前两部民国主题的电影《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后，第三部《邪不压正》今天放出预告片了，传送门在此~

《邪不压正》改编自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

（PS:周韵也有出演哦，我要去大荧幕看周韵！！！）

出于对《侠隐》的喜爱，我挺期待姜文这部新片。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侠隐》真的写出了北平的味道，对的，这里的“味道”就是味觉。即使不看别的，也可以把这本书读成民国北平的美食指南吧。

《侠隐》的故事背景放在1936年的北平，主人公青年侠士李天然，为寻找五年前师门血案的元凶，深入北平胡同巷陌。跟随者调查线索，各路人马的斗智斗勇逐渐浮浮出水面，日本特务、亲日分子、豪门旧户、黑帮老大、交际花、外国记者等轮番上阵。不过，外界再是风云变幻，老百姓的日子依旧照常过，庙会、堂会依循旧例，东城、西城一如往日。直到最终章写下“七七事变”，故事人物之一蓝兰忍住了眼泪说道，“这就是一九三七？”

张北海，本名张文艺，生于北京，1949年随家人移居台湾，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1962年赴洛杉矶继续深造，1972年因工作迁往纽约，定居至今。

张北海写过不少与纽约有关的随笔，《人在纽约》《天空线下》《一瓢纽约》，但只有《侠隐》这部小说与北平有关。

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姜文将《侠隐》改编电影才知道张北海的名字，但实际上，张北海在文化圈里的名声十分大。阿城、王安忆、王德威、陈丹青、张大春等知名作家都对他赞誉有加。台湾知名文化人士张艾嘉就是张北海的侄女。

张北海曾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在《侠隐》里，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以下摘录部分澎湃对张北海的采访，主要是谈《侠隐》和北京的部分。

**澎湃新闻：**谈纽约之前，先谈谈北京吧。您是1936年出生在北京的，1937年，北京就迎来了北平时代“黄金十年”的最后一年。现在看这个出生年，是个蛮有意思的时点，1936年也是《侠隐》开始的时间。用小说里的话说，“北平也不是他的家”，您为什么会对北京（而不是成长的台北和生活的纽约），倾注那么多心血？

**张北海：**我在《一瓤纽约》作者序中说，“四分之三世纪下来，我走过了两个时代，两个文化，和那八千里路云和月。”当然，这里说的两个时代指的是“大时代”（民国建立经抗战、内战至今）。但是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大时代之下还会出现对当事人具有意义的一个个“小时代”。

我第一个这类小时代是我的童年期，也恰好是从抗战到内战，之后固然还有一连串这类小时代，像五十年代的台北、六十年代的洛杉矶，以及之后的纽约至今，但我已逐渐长大成年，现实过于真实，更难有幻想。但老年还是可以做梦，这么看的话，也不妨说《侠隐》是一个千古文人的侠客梦。

这也或许是为什么王德威教授会在2007年简体版《侠隐》序文中有这句侧面评语，“是在这里，回忆与虚构相互借镜，印象与想象合而为一。”

至于“倾注那么多心血”，我相信这是任何写作者都需要倾注的心血。但与此同时，为了写一部写实性小说，并以“老北京的消逝”为另一主题，那就更必须在求实方面多作点功课了。

澎湃新闻：《侠隐》里写吃，中餐西餐宴席涮羊肉，味道嵌在故事里，会让人忍不住想起唐鲁孙们的北平味道。就像去年冬天，北京下了很多雪后，不断有人感慨，一下雪，北京就像北平了。您为了写《侠隐》当时也做足了北平的材料，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给您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些？

**张北海：**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已退休，《侠隐》出版后，曾有网络评语说，这“是给老北京的一首挽歌”，我也愿意这么想。

阅读书写北平风物的书和人，对我认识当年的面貌，至及小说写作的帮助很大。其中，我最关注的是沦陷前后困守古城的二十九军将领，他们都是小说时代的历史人物。同时，他们也都是我父亲的朋友，不少是我的“叔叔伯伯”。

此一层关系，或许是作者下意识地把自己和书中历史人物衔接起来，但另一方面，潜伏在小说背后，是作者对反清起义到八年抗战（像我父亲）那一世代的致敬，也可以说是我给那一辈人的一首挽歌。

一段往事，我在二十九军撤退围城北平的一段叙述中，特别提到一个人名字，一位卢沟桥炮火中幸免死亡的少壮军官——吉星文，他后来随部队到了台湾，1958年，他已升为少将师长，守防金门。“八二三”枪战期间，我曾以广播记者身份战地访问，只因没有及时搭上母舰最后一艘遭击沉的登陆舰，而未葬身罗湾，但吉星文将军，却在对岸炮轰之下阵亡。

至于书中的吃喝，我只能说，所提到的大部分都是我从小吃大的，北平沦陷之前和初期，政府人员和一些有能力的家庭都逃难去了大后方，但当时北平仍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他们只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挣扎着过日子。然而，为时八年的沦陷期间，北平市民还是要买菜吃饭，老百姓去老百姓的小吃店，有能力的上“东来顺”、天津的“起士林”，日子好歹总要过。

**澎湃新闻：**读者对《侠隐》的赞誉之一，是语言好。这让人想起这两年很热门的一部沪语小说《繁花》，它向读者展示了用沪语白话描写上海的可能。在新一代越来越少讲本地方言的今天，语言的丰富性减少是否也在相应缩小表达的空间？以及，说到语言，联合国的翻译工作对您的中文写作有帮助吗？

**张北海：**这个问题最好请教专家。我只能说，语言文字是活的，永远在变，至于“变相缩小表达空间”，我觉得一定不是“语言的丰富性减少”。上一代的丰富性减少，总会被下一代的丰富性填补，主要还是看新世代在新语言文字的条件下，如何不受限制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方言来说，香港至今还有人在写只有老广看得懂的粤语方块文章，但《繁花》的沪语叙述，我相信一般读者都还可以接受，可是今天有几个人还看得懂《海上花》？

联合国翻译工作对我的中文写作是有些影响，这篇访谈中一定会有一些例子，但对我来说，它一方面让我有机会熟悉外交和国际官僚语言，还同时扩充了我对文字的感受。

**澎湃新闻：**为什么《侠隐》之后不再写小说？有一种说法是，“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您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您的北京和今天的北京是怎样的关系？现在可以回答（几年前无法回答的）“新北京的灵魂在哪里”这个问题了吗？

**张北海：**我的北京是我天真童年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我现实老年的北京，是我只能去吃喝、看朋友、办点事的北京。

至于“侠”和老北京都消逝了，是否要给自己画个句号，我觉得这么说倒是很可爱，只是太潇洒了。但就小说另一主题“侠之总结”而言，那与其说是给自己画个句号，不如说是我在设法打开一道门。

《侠隐》2000年在台湾出版后，我曾如此回答某报副刊编辑一个提问，“至于是否可能把‘燕子李三’这类型人物移到二十一世纪，使中国的想象空间出现一位当代游侠，我认为绝对可能。这是一个仍在寻找作家的好题材。”

……

**澎湃新闻：**最后还是忍不住问一个关于电影的问题。您看过姜文之前的电影吗？印象最深是哪部？《侠隐》之后，关于这部电影的采访突然多了起来，您喜欢接受采访吗？

**张北海：**是在姜文买下《侠隐》版权之后，才看了他早期执导的三部电影，都非常赞赏，但印象深刻的是《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让我感到姜文是个敢冒险尝试的导演。

坦白地说，我很不习惯公开当众谈论自己，尽管我也明白，访问是作者的一项荣幸，也是写作者对读者及出版者应尽的一项义务。只不过考虑到我不是一个公众人物，而是一个台下而非台上，镜头后而非镜头前的写作者，目前也只限于一些书面访问，像这篇。

对了，采访中，张北海还顺便更正了一下记者提到“您出生时的怀表是张自忠送的”一事，“那个Omega怀表是冯玉祥送的，不是张自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