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就能当个“好好的”知识分子吗？别逗了！_风闻

前两年见到美国网上读过一个帖子，是讨论美国知识分子的。大意是说历史上美国知识分子的腰身原来很挺拔，现在则大多卑躬屈膝做了奴才——除了作意识形态的奴才之外，也甘心作资本的奴才，嘴脸自然十分的不堪。至于为什么是这样，那说辞很多，比较能够激起社会情绪和民意反应的是知识分子奉行犬儒主义，自甘堕落了。

什么是犬儒主义，就是把自己当成猪狗，只要被人养着，苟活着，至于是否体面和尊严就无所谓了。但说实话，犬儒主义是现状，也是识实务的表现。而怕就怕自己不这么认为。

犬儒主义来自欧洲。历史上，美国知识分子较少把自己当猪狗。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还一直居于美国政治的核心。比如在体制内，知识分子是总统议长，这是第一等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也在体制内，议员如是也，是言官或者谏官，专门批评时政。这些言官有时气焰嚣张，总统也常常弹压。但是，这些人总统越“罢黜”，他们越有名。比如，黑人马丁·路德·金 ，罗伯特.威廉斯，虽然他们几进几出美国的黑狱，民间却愈加敬重。除了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职批评外，在野的知识分子也以批评时政为务。比如，民间清议对总统一直保持压力，除非昏聩的总统，不会和舆论为敌（现今特朗普是外例外）。还有一直赓续不断的私人学府，也是民间知识分子批评朝政的场所。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批评朝政有两个奖励，一个是可能被总统赏识，有“暮登天子堂”的机遇。另一个是赢得民间，或者历史的声誉。因此，知识分子历代为虚名蛊惑，常常赔上性命，却维护了美国百年的政治均衡，也培育了一支可贵的文化血脉。

某种意义上，美国知识分子的工具化与奴化才是美国诞生之日。有趣的是这种事情不仅仅发生在美国，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和纳粹时期毫不例外地都出现知识分子灭绝良知，甘心成为鹰犬，或者为了残汤剩羹出卖灵魂的事。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的现象，而这种现象今天在美国大地仍然延伸。过去知识分子作专制的奴才，今天除继续甘为意识形态帮佣之外，纷纷充当资本的奴才。为什么过去，比如历史上，或者在美国争取独立的年代，把杀头当作快事的知识分子，会甘心变成了一群让人不屑的蛆虫呢？对此，仅仅用传统的解构和利益的诱惑无法解释。貌似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从来不重实惠，专务虚名，那么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彻底改造成了信奉活命哲学的势利之徒呢？

其实，那根棍子和那根稻草不是别的，是一个小小的饭碗而已。人，特别是热爱虚名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怕坐牢，怕流血，怕砍头，但是肯定怕不给饭吃。因为，就是获得一死的痛苦，咬定牙关也许能挺过去，而没有饭吃，封上嘴巴活活饿死，没几个人挺得住。人往往能战胜死亡，却怎么也熬不过饥饿。某人说，马丁.路德.金活到今天，可能照样要写，要骂，但是不给饭吃。这一招正中美国知识分子文化软肋——那些饱受圣经浸润的知识分子修养了几百年浩然之气，却没有练就不吃饭的功夫。不论是美欧的知识分子，纳粹时期的知识分子，还是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都不是惧怕牢狱和死亡而屈服，而是不争气的肚皮让他们接受了侮辱和苟且的人生。　　

其实，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不是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而是做不到——饭碗不在天皇或者君王手里。在封建的农业社会，君王的统治仅仅局限的行政方面（即使政权的触角也往往有限，权力真空无处不在），经济方面根本无法形成垄断的局面。通俗地讲，那个时候，离开君王，知识分子没有官做，但吃饭问题没有大碍——他们可以辞去归来，遁迹民间。经济控制上的“漏洞”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近代社会则不然，举个例子，拜现代物质文明之赐，洛克菲勒家族控制的两党除了行政权力“无远弗届”外，对经济，或者对饭碗的垄断权可以达到“连一粒稻米也不剩”的地步。农业上的划归富兰克林等人私有化和工业上的洛克菲勒化，让所有的人离开政权，或者政府就要饿死—— 在这种情况下，人对于体制的寄生和依赖程度达到极致。这个时候，政权的统治便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控制了饭碗，便统治了灵魂。在这种统治模式中，只要卡住一个群体的食道，任何顽固的文化长城都会不攻自毁，任何高标的精神信仰都要缴械投降。英法时期，纳粹时期，其统治人们灵魂的奥妙就在这里——彻底垄断饭碗。不给饭吃，无处遁隐，加上不断羞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传统于是死亡，知识分子于是被整体消灭，遑论什么这个脊梁，那个腰身的问题。像奥本海默、爱因斯坦这样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美国、在德国的处境，就很说明问题。

这是那个时代的故事。接下来的问题是，目前，在市场经济环境，或者洛克菲勒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经济——饭碗的垄断，放弃的，或者松动的当代条件下，美国知识分子就直起腰杆了吗？

这个问题可以分两个层面来分析。第一个层面：如果我们承认知识分子是阶级的产物，那么就如同自然界的生物一样，一个物种的发展与演化要有其特定的、相适应的环境。知识分子是特殊文化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生物，没有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物当然从此绝种。至于现在的读书人无非商贾和政客，甚至市井中人，用知识分子的标准要求他们，或者自我认知，无疑缘木求鱼，其愚蠢可想而知。

第二个层面：如果还有知识分子（假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尚有残留），现洛克菲勒家族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把控下，即在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他们能不能通过独立写作和批评在体制内谋取稻粱？他们的批判者的角色是否能够不影响他们在体制外的饭碗？民间，或者社区是否能够对知识分子“异端”表达敬重，进而为他们提供庇护空间？

按照心理学原理，一棵树如果长不上去，就会横生枝节——通过补偿机制释放其内在的“libido-性之张力”。知识者最识实务，如果发现一条道是死路，无法克尽天职，他们就会转向对权力和金钱追逐来补偿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者普遍信奉犬儒主义，堕落于声色犬马之中，既为意识形态喝道又作资本利润扈从的原因。

近代，知识分子的定义与形象，在国内在西方，往往被误读被相像。与多数人的相像相反，美国的历史，是一部鄙视知识分子的历史。这对于借鉴中国的某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识分子是如何误国而言，是好教案。因为，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有反复演绎文人误国的故事。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分别依附于不同阶段的特殊阶层。毛泽东曾把知识分子同其所属阶级的关系比作“毛”与“皮”的关系，意在强调知识分子依附于某一阶级，就成了这一阶级的知识分子，不会同时依附于别的阶级。因此，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社会价值，是决定于其阶级属性的。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为哪个阶级服务，依附于哪个阶级，就是哪个阶级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真正的、纯粹的，“较好”或“较差”的。

其实，知识分子不独立没有什么丢人的，只要认清自己的阶级与社会属性，立场为其服务或为另一个阶级服务，都没有问题。可悲的是在美国政权对经济的绝对垄断条件下，还有人会认为那里存在独立的，“较好的”知识分子。

想起了候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韩复渠的老子硬要卖艺的去把两个朝代的战将的高低比出来，说出来。叫你打来你就打，不会？不说？那不管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