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高院就周易申请国家赔偿案做出赔偿决定_风闻

澎湃新闻1月30日消息，春节前，新疆高院决定赔偿被称为“新疆版聂树斌”的周远191万余元。

1月30日，澎湃新闻从新疆高院获悉，周远（又名周易）再审改判无罪申请国家赔偿案已办理完毕，该院向赔偿申请人送达了国家赔偿决定书。

周远法制晚报资料

赔偿决定书显示，新疆高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决定向赔偿申请人赔偿被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1418458.31元，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496460.41元，合计1914918.72元。

决定书称，依据生效判决确定的法律事实，周远于1997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2012年5月21日刑满释放，其实际被羁押共计5479天，2016年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为258.89元，合计1418458.31元。

此外，周远提出应予赔付精神抚慰金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但赔偿数额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条第二款、第九条的规定，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最低不少于一千元。综合考虑本案中赔偿请求人被错误定罪量刑、刑罚执行给其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及本地平均生活水平等因素，决定按照赔偿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五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496460.41元。

澎湃新闻注意到，上述赔偿决定书第三项还指出，要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周远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1997年5月16日，伊宁市三中女生宿舍再次发生女生被刺下体事件，第二天，周远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1998年8月，伊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周远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审期间，一个名叫霍勇的疑犯被警方抓获，其供认的作案手段、作案对象与周远案极其相似。

因该案疑似出现“一案两凶”，周远被称为“新疆版聂树斌”，多年来，他的母亲李碧贞一直坚持为其申诉。

自周远1997年被抓，经历两次重审、一次再审，他被判处的刑罚也从死缓改判无期，再改判15年，至2012年获释。

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对周远案再审公开宣判，认为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当庭改判周远无罪。

判决书显示，原审认定周远犯故意伤害罪、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直接证据只有周远的有罪供述，缺少能够锁定周远作案的客观证据；周远的有罪供述不稳定，且得不到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真实性、可靠性存疑；原判据以定案的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法定证明标准。

周远及其律师于2017年12月7日正式提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赔偿书中使用姓名为“周易”），新疆高院经审查后立案。此后，新疆高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对该案件进行了审核查明，并经审委会合议，作出上述赔偿决定。

早前报道：

周远案改判无罪（2017-12-21）

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宣告周远无罪以后，周远的母亲李璧贞（左六）、周远的律师（左七）、周远（左八），以及周远父亲生前工作过的学校的同事们，在法院门口合影

宣判周远无罪那几日，伊宁上空飘起稀稀拉拉的小雪。它们有些化为流淌的水，有些混着泥土结成了冰。如果留下脚印，痕迹在下个晴天来临前都不会消失。周远的判决已经更改，但生活如何重建又成了一个更漫长、更找不到对策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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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7日是个平常日子。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学习香港基本法、产女四个月的歌手王菲被传签约EMI百代唱片公司。

这一天，27岁的新疆青年周远被警察带走，5天后被转入看守所。

2012年5月22日也是个平常日子。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有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后改判死缓、《舌尖上的中国》热播。

这一天，42岁的周远花了170块钱为狱友们买了方便面、瓜子和可乐，然后和他们握手道别。在靠近监狱大门的大厅，他扔掉劳改服、换上了日常穿的便衣。他没能把在监狱里写的申诉材料带出来，但送他出门的陌生狱警却说：“能申诉出去的人特别特别少，你妈太厉害了。”再然后，铁门打门，他看见了母亲李璧贞。他没说话，就愣愣地看着她，直到她说：“走吧，我们回去吧。”

那是一条通往公交车站的路，有足足一公里长。李璧贞告诉儿子：“你不要回头，直直地往前走。”

周远知道她的意思。他跟在后头缓慢地走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终于出来了。

又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她说有一次去探监，不小心坐过了站，心想沿着马路往回走就能找到，就慌里慌张下了车。没想到监狱荒僻，到处是相似的岔路，她走着走着迷了路，又气又急，就在野外大哭。

周远还是沉默地看着她，心情沉重但也无可奈何。他已失去自由5482天，再见到外面的世界时，才发现早已“换了人间”。他站在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对如何过马路都感到疑惑——虽已年过不惑，但时代的迅速变化早已摧毁了他入狱前的生活经验，他与新生儿并无二致。他忿忿地说，把不存在的事明目张胆地施加在他身上，使他有了一种长在身体里的、这辈子都不会消退的恨。

多年前，正是这件“不存在的事”改变了周远的命运。

1991年起，新疆伊宁市不断发生妇女被侮辱事件：案犯往往在猥亵女性后，用利器再次伤害其下体。多起案件发生于伊宁市第三中学附近，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伊宁市公安局迟迟未能破案。

1997年5月16日深夜，距离周远一家居住的三中家属院仅30米的三中女生宿舍再次发生伤害案。第二天晚上11点，周远被带走。按照他后来在申诉材料中的说法，当时的公安办案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就把他拷走了。

尽管新疆高院和伊犁州分院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尽管在一审期间真凶霍勇就已落网，周远还是被判了重罪——第一次是死缓，第二次则改判为无期。2011年新疆高院再审，又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2012年5月21日，周远办完所有出狱手续，次日，他走出监狱大门。2016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最高人民法院对周远案发出再审决定书，指令新疆高院再审。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周远无罪。

2015年10月开始负责周远案的律师王兴说，他在参与此案的两年多里，除了反复查阅案卷资料、找原来的当事人调查取证、和法院承办人沟通，其实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我的主要作用还是陪伴，陪李璧贞阿姨还有周远一起忍受时间的碾压。”——从被抓到上诉、再到平反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按照李璧贞的说法，一家三代都已经被毁了。“我这一代，经常上访，过的是什么生活？周远名誉毁掉了、身体毁掉了，是不是被耽误了？孙子那代，根本都还没有……人家都说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是解决了，可还是那一村吗？别人问，宣判无罪挺高兴的吧，我说高兴什么？我就是笑，也是苦的。说以后过好每一天，可真的还能够过好每一天吗？”

宣判无罪那几日，伊宁上空开始飘起稀稀拉拉的小雪。城市沉浸在冬日的肃杀气氛里，枝叶零散，树木枯黄。很多店铺关了门，连挂在屋外的锁链也生了锈。那些最终掉落到地上的雪，有些化为了流淌的水，有些则混着泥土结成了冰。如果留下脚印，那么在下个晴天来临之前，痕迹都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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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一个阴沉的午后，我在伊宁机场外的停车场见到了身穿黑色冲锋衣的周远。重获清白后的五天，他留在伊宁接待了若干拨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记者。他今年已经47岁，头发稀疏，皱纹纵横，下垂的右眼眼皮遮住了小半只眼睛，脸上还有一道3厘米的疤——去年7月，周远在库尔勒市打工，用切割机处理引渠管道时碎片弹出来，扎伤了脸，后来老板给了两千块钱，他就不再计较。

“我长得凶，吃了外貌的亏。”我和周远见面不久后，他就站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自嘲。他说话时很少直接看人的眼睛，要么跷起二郎腿梗着脖子看向右边的墙壁，要么就是两手放在并拢的腿间，身体向前倾斜，一副“坦白”的样子。他的手也总需要抓住一些东西，要么是桌上的杯子，要么就是一张餐巾纸。他会反复揉搓成各种形状，直到它们丧失可塑性。

27岁以前，周远是一名普通的“疆二代”，虽谈不上出类拔萃，但也有向往的未来。他喜欢报告文学，对作家赵瑜所写的《兵败汉城》记忆深刻；他喜欢《偷袭珍珠港》这类战争片，但对当时的流行明星周星驰、刘德华知之甚少。

他有一个与这类兴趣联系紧密的父亲。1959年，父亲周佩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就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新疆工作，后成为伊宁三中第一批高级教师。父子俩关系不错，经常在饭桌上讨论一些遥远的国际新闻。比如1991年时，周佩还曾问过周远：“你觉得海湾战争打得起来吗？”

母亲李璧贞最开始在学校收发室工作，退休后就在学校支了个小摊，冬天卖饼，夏天卖冰棍，生意不错。周远排行老三，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效益低下的纺织厂。李璧贞觉得没前途，就让周远在家等教育系统的分配——按照当时伊宁的规定，他有这样的机会。

没想到一等就是四年，周远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在小卖部打下手和帮生病的姐姐带孩子，吃长相亏的他也开始吃无业游民的亏。他爱下棋，经常跑到伊宁市西大桥桥下的棋摊玩，晚上学校关了门，他就翻墙回家。后来案件频发，他的这些行为就都被解释为“不正常”，再后来，捕风捉影的事情竟然演变成了“周远看女厕所”——一直到多年后律师王兴去三中附近走访调查，这些信息的来源也依然停留在含糊不清的四个字上：有老师说。

周佩、李璧贞夫妇与三个孩子，中间为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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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宁市第三中学旧址位于解放南路上，目前是伊宁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的所在地。12月5日傍晚，保安在银色的铁门外巡逻，城市的霓虹灯在结了冰的地面上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空气因寒冷而紧绷，来往的行人或是在风雪中急行，或是在光秃秃的树下用力地跺脚。这座学校的大门并无特殊，连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都是常识性标语：普及宪法知识、加强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

周远称，1997年5月17日从这里被带走后，他遭遇了连续四天的刑讯逼供。

他说，他被关进了一间“像地下室”的封闭办公室，被五六个警察轮流看守，隔壁甚至传来了清晰的审问犯人的声音。“他们想让我害怕。”周远猜测。他说，第二天起，刑罚就开始了：大背拷、用膝盖顶裆部、疲劳战……到了第四天，手段更是变本加厉。“想死的心都有了。”周远说刑讯从上午持续到午后，他承受不住，就认罪了。后来意识到情节严重，他曾试图吃掉一份笔录，结果又换来一顿拳打脚踢……

周远就这样失去了未来。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他曾与表姐的儿子张俊讨论：如果现在突然失去拥有的一切，你会怎样？

张俊今年27岁，正好是周远失去自由的年纪。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安全员，除了会抱怨这里只有3G网以及一些淘宝卖家不对新疆发货，他觉得闲时看网络直播、和朋友喝酒的小城生活舒适极了。他无法想象如果周远的命运转移到自己身上会如何，因而答案壮烈得像空中楼阁——“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大概会咬舌自尽吧。”张俊1998年跟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新疆，在他的记忆中，与周远有关的事，一度是家族中讳莫如深的话题。“我只记得一件事儿，舅婆（李璧贞）给了我爸几件衣服，还说‘这个衣服用不着了’。”

对于周佩夫妇而言，那段时间无疑是煎熬的。

周远出事后半个月，朋友江国新曾和另两位伙伴一起去看过周佩夫妇。一进门，江国新就看见老夫妻俩坐在床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只有周远的姐姐出来打了个招呼。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是周远干的呢？”江国新非常不解。在他的印象中，周远脑子活络，本性善良，留下的全部“案底”不过是“小时候偷过菜地里的西红柿”。三人胡乱安慰了一通，在周远家只待了两分钟就走了。走出三中大门，他们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他们知道这个家庭将不复从前了。

“周佩以前是很受尊重的历史老师。”周的学生在电话中回忆。她说，周佩上课说话虽然有湖南口音，但会写一黑板漂亮的板书。上课时有同学打瞌睡，他不会直接批评，而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诗：“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儿子是强奸犯的帽子刚刚扣到头上时，夫妇俩甚至想过自杀。

当时李璧贞去找一个校领导了解情况，结果对方刚开半扇门就把她堵在了门口。“当时他一看到我就说，你怎么教育出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学校年年都是先进，现在还有学生来吗？我们学校就毁在你们身上了！还好我们是教育单位，如果是工人家属院，你们家早被砸了！”李璧贞想不明白，夫妇俩受人尊敬了大半辈子，怎么到了晚年会遭到这样的白眼？

1950年代末到新疆工作，周佩一度以为这只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一直筹谋退休后再回湖南老家养老，只是没想到后来儿子出事，他的一生也就被彻底“搁浅”在了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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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2月5日，在看守所度过了三年零七个月后，周远被转入新疆第三监狱。与一些拒绝服从监规的人不同，周远是温和的。他一面坚持申诉，一面争取减刑。他太渴望自由了。

“如果没有自由的话，生命就没有意义了，活着就等于是会活动的肉。”周远说。小时候，他曾在伊宁西边的公园见过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为了便于参观，工作人员甚至为它修了一个四平方米的房子。“可那都是一样的，都是囚禁它到死嘛。”周远将监狱也比喻为“笼子”。

在笼子里，他一开始是按天算的。“怎么过了好长时间了，才两三年？”想着最起码要过十五六年才能出去，他就觉得“遥远得不可想象”。后来越来越麻木，日子才开始按月算。他曾对一个因为杀害出轨妻子而被判死缓的新犯人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你不坐我那么长，你都出不去……就是这样的，你一天都少不了的。”

“不然能怎样呢？死了没办法，没死就得过下去。”在监狱里，周远见过两次死亡。一次是刚进去三四年时，他帮一个直不起腰的狱友干活，后来才知道对方得了癌症，快死的时候才申请到保外就医。第二次也是关于一个狱友。那个人得了胃癌后就吃“土方”，每天把馍馍烤成黑乎乎的一团再吃下去。周远猜，这种方法和治病没关系，唯一的作用只是麻痹自己。

而在狱友吴伟眼中，狱中的周远一直是闷闷不乐的。“他不爱说话，不太讲卫生，感觉很颓废……”吴伟回忆说监狱里有一条隐形的鄙视链，“杀人放火是男人干的事，强奸犯是最被看不起的。”因为周远一直喊冤，并坚持写申诉材料，有些狱友甚至觉得他脑子坏掉了。“你没干坏事你怎么会进来？”

吴伟刚开始和周远熟络时，甚至有人提醒他：“你离周远远一点，他这样对你减刑有影响。”

“他没太多朋友。”吴伟说这种生存环境下的周远是孤独的：别人经常有说有笑地打牌聊天，他却经常一个人看报纸。“进去时他还是小年轻，出来时就已经是小老头了，这么多年，一般人真可能成神经病了吧。”吴伟在电话中感慨。他早年因故意伤害罪入狱，出狱后开始做生意。他经常告诉周远：“活着就是机会。”

2005年，周远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聂树斌的案子。“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我完全相信他是冤枉的。”周远说。1995年4月25日，河北青年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并于两天后就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真凶王书金出现。“他的事比我还麻烦，他都被枪毙了，我还活着。”周远想。周远被抓的第二年，周家对面的楼里曾发生一桩年轻女性被杀害的命案。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后，周远竟然生出了一丝侥幸：幸好已经被关起来了，否则杀人的罪也栽赃到自己头上，就真的是掉脑袋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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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远转到新疆第三监狱两年后，李璧贞走上了漫长的申诉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注：引自1996年第一次修正案，该条文在2012年第二次修正案中为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此，除了每月一次的探监机会和洗刷冤屈的共同意志，母子二人几乎过上了一种平行的生活。按照周远外甥张俊的说法，他们生活在两个监狱，一个有形，一个无形。而与周远承受日复一日的损耗不同，李璧贞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坚硬的、激烈的。

她嗓门大，说起话来有一种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对于自己承受过的苦难，她欢迎一种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假使旁人理解有所偏差，她就会爆发出一股被误解的愤怒。“你懂不懂？你知不知道？”在很多段话的结尾，李璧贞都显示出被认同的需要。

“她吃了很多苦。”接受采访的数位亲友都这样理解。

“我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最冷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不懂，听人说应该去人大找人，我就直接去人民大会堂了。结果往上走了几个台阶，两边站岗的解放军就来问老太太你要去干啥。我说去上访，他们就说上访不在那儿……真的，在北京我人生地不熟，找对地方都不容易！”李璧贞端了张圆椅子坐在床边说。她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件手肘打了补丁的棉袄。

“这种案子，很难有人真的在听你的意见、和你进行交流，哪怕不认同你的观点。你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办案。”对于李璧贞的这种无力感，律师王兴颇有体会。

在王兴的业务中，申诉案是他最不愿意接手的一个类别，因为“能做的很有限，又很牵扯精力”。周远案解决后，他接到了很多求助电话，可大多数时候他都只能在电话中回复：周远被宣判无罪是偶然事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政策在短期内有很大改善，也不意味着你的案子会更好办。

“处理这类申诉案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再审程序的启动。它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比如我们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案件有错误，但领导不一定这么认为……最后就进入不了程序。”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原检察官张飚说。2009年，为了帮助张辉、张高平叔侄平反冤案，他曾将其申诉材料寄给相关部门，但直到寄了五六次后才引起对方的重视。

2013年张辉、张高平被无罪释放后，张飚接到了李璧贞的求助电话。在仔细阅读材料后，他就发现了周远案的问题。“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期徒刑15年，就感觉这些判决很不确定，已经没有法律的严肃性了。”张飚说，“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现的是人民意志和公平正义，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会因为人的差异导致法律结果不同，比如受上级干扰、受行政部门干扰，从而无法体现法律实事求是的精神。”

2003年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后，李璧贞曾无数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问题。由于周佩耳朵不好且需要照顾孙女，她每次都是独自上路。“有时候一个尿都能憋死你！”她这样形容申诉的艰辛。她睡过桥洞、断过脚，坐车过了站只好咬着牙打车回目的地。她花光了所有积蓄，连吃一块钱的早饭都要精打细算。

“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自己承受，哭都是没眼泪的。你叫爹叫娘哪有人听啊？”李璧贞情绪激动地说。2006年周佩突发疾病去世，李璧贞更是感觉“天都塌了”。“我这一辈子都是他扶着走的。有了他的话，我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就能说。”只有在提及周佩时，李璧贞的语气才能恢复温和与平静。她经常想：如果周远没有出事，那么周佩一定不会那么早就离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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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周远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周佩。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拿着电话坐在玻璃墙这头，父母坐在那头。往后几个月父亲一直没有来，周远知道肯定出了事。他不知如何开口，也从来没有向母亲求证。

再次见面就是2012年5月22日了。刑满释放的周远回到家，李璧贞和他说：“你和你爸说一下吧。”周远站在遗像前，憋了五分钟都说不出话来。

“这个孩子傻掉了！”李璧贞笃定地想。

刚出狱那段时间，母子俩的相处还是温馨的。比如有一次李璧贞去法院，回家时发现周远已经蒸了馍馍。“他肯定不会蒸嘛，蒸了个死疙瘩，可看着他那个精神啊……我很高兴，吃了四个。”

可是很快，李璧贞就开始怨周远不理解她。“他以为申诉没那么苦、没那么难，他觉得我这就是应该的……我说你这也太没良心了，我为你吃了多少苦？我也要表表功，懂不懂？我不得不说嘛！”有时候气急，她甚至会愤怒地对周远说：“也就是因为你不好！你要好的话，为啥抓你不抓我呢？我也不愿意给你告状！我不是为了你的声誉，而是为了把我和你爸的两个黑锅洗干净！”

在日常生活中，两人很少有能正常交流的时候，经常不出两个回合就吵得面红耳赤。大多数时候喊停的会是周远，而李璧贞会是不依不饶的那个——“我不和你说！你才是胜利者！”

在李璧贞的观念中，周远能活到现在，全靠她和家人在支撑。而在出狱后的周远心里，最拒绝的其实就是捆绑。意识到自由的宝贵后，周远连在路上看到被锁链牵着的宠物都会于心不忍。他觉得这就是一种虐待。“给不了它自由，你养它干什么呢？”

他甚至觉得人才是最坏的动物。“我们小时候一直宣扬狼是恶的，羊是老实的，但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讲，狼吃羊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它能吃多少羊嘛？人就不一样了，人乱吃，什么都吃。”他叹气，又习惯性地把脑袋晃到一边，直直地看着墙壁。

15年的监狱生活对周远来说如同一场真实的噩梦。他时常会想起警察折磨他、用语言恐吓他。有时外甥张俊企图和他聊一些美好的事情，他都会说：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他四处打零工，每隔几个月就换一个地方生活：乌鲁木齐、塔什库尔干、库尔勒……没有工友知道他的故事，甚至刚出狱时，连江国新这些老朋友，周远都避而不见。2013年冬天，狱友吴伟在乌鲁木齐又见到周远时，发现他走路的姿态还和在狱中一模一样：低着头猫着腰，贴在墙根边。

他至今未婚。有时被工友问起，他就撒谎说老婆孩子都在老家。除了讲到初中暗恋的女同学时会有害羞的表情，周远几乎完全拒斥这个话题。他或者是站起来踱步，或者是出门抽烟——“反正这是个禁忌。”张俊以一种确定的语气说。

12月5日，我和周远母子一起回到了三中家属院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新疆话里家人的意思——曾反复出现在周远的谈话中。

李璧贞开始申诉后，这里一直处于出租状态，直到去年才被收回。屋子刚被粉刷了一遍，水泥地上还留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卫生间渗了水，墙壁上印有墨绿色的霉斑。从窗口望出去，是贴着“吃出战斗力，就为打胜仗”标语的学校食堂。而走出家属院不远，就是曾经的案发地点：长约50米的女生宿舍平房一半已经改成了蓝色的移动板房，一墙之隔的“小白楼”也已贴上了白色的瓷砖。

我和周远站在“小白楼”外时，房东正好走了出来。

周远问他：“你认识我吗？”

“认识。”

“我以前经常在这儿打乒乓球的嘛。”周远用手指了指前方。

“你现在在干嘛？”房东问。

“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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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个人在监狱关到一定程度，比如五年后，监狱的惩戒作用、教育作用基本就发挥完了，剩下的就很多负面作用了。”两个月前，在一次关于出狱人员如何重建生活的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曾这样对我说。他认为服刑人员在缺乏情感、缺乏自由、缺乏信任的环境中很容易改变人格，出来后都需要经过漫长的适应期。

周远的判决已经更改，但生活如何重建又成了一个更漫长、更找不到对策的难题。

在家庭关系中，周远和姐姐感情一般，和正在乌鲁木齐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又不能过分亲近。11月中旬，周远和江国新他们吃饭，江国新刚提“你弟弟又要升迁了吧”，周远就生气地摆手说：“你提那个干吗？”“感觉周远就是不希望自己影响到弟弟。”江国新说。

李璧贞对周远也很不信任。之前周远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想去贩牛，她就非常不支持：“他肯定没有商业头脑。”她说19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时，周远看到有人靠贩卖苏联红领巾赚了一大笔钱，就也开始尝试这个买卖，结果他弄了几麻袋货后，就躺在弟弟的宿舍不行动了。2017年春天，曾坐23年冤狱、获得275万元国家赔偿的陈满被曝受骗后，李璧贞就对周远更不放心了。“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李璧贞说。她甚至请律师帮忙，想让他们来安排周远花钱。

“是不是因为周远被关时间长了，所以在她脑子里就还是孩子的状态？”王兴这样猜测。2015年10月接下这个案子后，王兴一直到2016年才见到周远本人。以前听李璧贞的描述，他觉得周远和傻子差不多，接触后才发现周远很有自己的想法。

目前，周远的国家赔偿还处于申请阶段，赔偿时间与金额都还是未知数。对于这笔款项如何使用，周远本人没有表现出确定的意志，他说自己贩牛也会用打零工赚的钱。而李璧贞则已考虑到了人情世故的方方面面：“他爸迁墓需不需要花钱？迁墓需不需要请人吃饭？还有以前帮助过我们的人，需不需要还人情？他要去养牛是他的事，但他想拿这个钱去做生意，我绝对不给的。他也可以说这个钱是自己的，打官司可能法院也会支持他，但我不执行又咋了？”

坚持为儿子申诉20年，李璧贞在网络上被拥戴成了伟大母亲。虽然被问及“你如何看待伟大”时，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伟大”，可在周远面前，她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有一天深夜，看到一篇夸赞自己的文章后，李璧贞穿着睡衣来到周远房间说：“发给你看看吧，只有你不好好致敬我。”周远说了一句“胡说八道”就没再搭腔。又过几分钟，他才低头说：“就不应该有那么多伟大母亲。伟大就是悲哀的代名词。”

当夜，伊宁又断断续续下了一晚上的小雪，寒风如匕首，枯叶如碎片。第二天早晨，张俊指着窗外说“雪下起来”时，周远仍然歪着脖子说：“雪还太小了。”

那篇关于伟大的文章，周远还是在朋友圈转发了。名字很长，就叫《14亿中国人都要致敬的伟大母亲璧贞：为儿子申冤昭雪20年矢志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