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在苏联_风闻

爱新觉罗·溥仪，字耀之，号浩然。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也称清废帝或宣统皇帝。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3岁登基，6岁逊位，两次复辟，在苏联红军进攻伪满洲国后沦为战犯，最终在新中国得到特赦与改造。本文就是以溥仪在苏联的岁月为时间线，探索动荡年月里一个末代皇帝的颠沛流离。

从八月风暴行动开始

1945年8月8日，有着严重拖延症的苏联红军踩着雅尔塔协定的deadline对日宣战，发动了对伪满洲国和日本关东军的进攻（由此可见deadline是第一生产力真是从二战时期就有例证了······）。在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司令的指挥下，装备着PPSh41式7.62mm冲锋枪和T34坦克，气势如虹的苏联红军如摧枯拉朽般横扫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军。在西面、北面、东面三个战线上，苏军的高度机械化和空军优势全面开花，战斗持续约一周即告结束。

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

8月11日，在伪宫内府“帝室御用挂”（实际为关东军与溥仪之间的联络人）吉冈安直的安排下，溥仪和他的伪满洲国政府官员开始乘火车撤退，13日晨到达通化市临江县大栗子车站（今白山市临江市大栗子镇），妄图负隅顽抗。有趣的是，即使到了失败的边缘，关东军仍然要向溥仪装出一幅日本胜券在握的样子，这次流窜他们称之为“迁都”通化。

在梅河口，车停下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来到了车上。他向我报告日军打了胜仗，击毁了多少苏军飞机和坦克。但是在吉林站上，我却看到一幅相反的景象：成批的日本妇女和孩子叫嚷着拥向火车，向拦阻她们的宪兵哀求着，哭号着……在站台尽头处，日本士兵和宪兵厮打着……

——《我的前半生》溥仪

张勋复辟失败后借助日本人庇护寓居天津的溥仪也许还对恢复满洲荣光有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在经历了1934年称帝后共计11年的傀儡生涯之后，溥仪的内心恐怕早就失去了重整旗鼓的雄心。1945年8月14日，裕仁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

明白大势已去，吉冈安直无奈只得安排溥仪于8月17日午夜至18日凌晨在大栗子沟矿山株式会社技工培养所（日文：鉱山株式会社技术养成所，今伪满皇帝溥仪行宫博物馆）举行了“退位仪式”，颁布“退位诏书”，宣布伪满洲国政府解散，代表伪满洲国正式灭亡。从成立之初的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到灭亡之时吉冈安直陪伴左右，溥仪一直都无法逃脱过日本人的控制。

但即使只剩下一个光杆废帝，日本方面仍然计划挟持溥仪去日本京都，避免落入苏联红军之手。于是19日溥仪一行人从通化乘坐小型飞机飞往沈阳准备转飞日本。不过他们漏算了苏联红军推进的速度和苏联空军的优势，他们刚刚在沈阳东塔机场降落没多久，苏联红军一个空降部队就在候机厅俘虏了他们。

电影《末代皇帝》截图，电影用在飞机上被俘虏这种更夸张的方式表达

在通辽关押至8月21日，随后被一架双引擎道格拉斯飞机载到苏联境内，先后囚于赤塔30号特别监狱、伯力45号特别监狱。一直到1950年8月1日在绥芬河由苏联政府移交给中国政府，溥仪在苏联境内待了近5年。

赤塔与伯力

中国历史上，皇帝沦为阶下囚的从来不罕见。毕竟前221年始皇帝发明这个称号不过12年，大泽乡的陈胜吴广就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从秦王子婴、南朝陈后主、北宋徽钦二帝、明英宗朱祁镇一路数过来，溥仪不是第一个，不过的确是最后一个。

年代虽然不同，但命运操于他人之手的惶恐是相同的。初到苏联的溥仪内心十分恐惧，最害怕的就是被苏联移交给中国政府。

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

——《我的前半生》溥仪

无怪乎溥仪担惊受怕，复辟、卖国、和日本人合作，每一样都不被中国政府所容忍。一旦移交给中国，极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不过当溥仪和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一个佣人抵达赤塔时，苏联方面给的待遇却十分优厚。赤塔卫戍司令接待了溥仪一行，还很和气地介绍当地矿泉水给溥仪饮用。在赤塔的“拘留”，溥仪自己也许也想不到将是一种优待。

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我的前半生》溥仪

苏联的款待给了溥仪希望，加上害怕回国后遭到清算，溥仪于是在五年间口头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一次在赤塔，两次在伯力，都是由管理他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代为转达），申请准许永远留居苏联。此时溥仪还抱着借英美苏盟邦的关系去英美做寓公的幻想，因为他仍然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够他后半生花销的了。为了讨好苏联，溥仪向苏联当局也捐献了一部分珠宝，不过苏联人对他并不感冒，三次申请全部石沉大海。

溥仪并不知道的是苏联政府一度打算在满洲建立类似外蒙的缓冲国，需要利用溥仪的名义。所以苏联政府拒绝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多次引渡溥仪的要求，也给了溥仪很好的优待。但是由于蒋介石失败的速度实在有点惊人，苏联也放弃了建立缓冲国的打算，待新中国成立后即移交溥仪回国。

在赤塔待了两个月后，苏联又把溥仪一行人转移到了伯力的收容所。在这里，末代皇帝依旧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服务员照顾，就靠家里人服侍。偶尔一个从前的旧大臣略有“不敬”，溥仪内心还会很生气。以至于1947~1948年间溥仪的家人被送到伯力的另一个收容所期间，溥仪会深感生活不方便。而他发愁的事情之一在现在看来颇为可笑：苏联单独给溥仪提供了一个人的餐食，但没有人给他端饭。这可难倒了不肯放下架子的溥仪，还好这个问题最终以溥仪的老岳父给他端饭而圆满解决。

一同安置在收容所的，还有从前伪满洲国的大臣。像张景惠（前伪满洲国国务总理）、臧式毅（伪参议府议长）、熙洽（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前伪财政部大臣、伪宫内府大臣），他们的政治嗅觉远比溥仪要敏感。知道自己待在苏联是没有出路，而国民党对他们还是有着特殊需要。回国投靠蒋介石政府不但能重获自由，还能有大捞一笔的希望。于是这批伪大臣多次恳求溥仪代为向苏联人提出回到东北的请求（理由是家人在东北需要照料，并且还有“公事”没有处理）。当然，同溥仪自己申请苏联的永久居留一样，都没有下文。

不过即使暂时回国无望，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从溥仪的回忆录里可以得以窥见收容所内各位战犯是如何休闲的，与普通中国人并无二至。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我的前半生》溥仪

可见即使在是去自由的绝望时刻，国粹一样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同时笔者也十分好奇，这批战犯是怎么把几副麻将带去苏联的，又是用什么做赌注···

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远东最高盟国统帅部根据同盟国授权，颁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后宣布成立的，因为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故又称东京审判。由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印度和菲律宾这些胜利的同盟国共同任命法官审理。

自1946年5月始，至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共有419名证人出席作证。作为日本关东军利用的傀儡，侵略和统治中国东北的见证人，溥仪自然成为了必不可缺的重要证人。

1946年8月12日，溥仪在苏联军官的押送下从海参崴飞抵东京，并在8月16日开始连续8天以证人身份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了准备这次出庭，苏联方面特地安排溥仪居住在一栋伯力的二层小楼（此地近期将被俄罗斯方面开发为溥仪博物馆），精心准备了8个月。出于对日本的憎恨，溥仪以极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在法庭上也痛快淋漓作证控诉日本战犯。但可惜的是出于自保和害怕自己将来可能遭到的审判的心理，溥仪的作证是有保留的，掩盖了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历史真相和日本战犯的罪恶。

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

在东京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涉及到日本军部强迫溥仪迎立“天照大神”为伪满洲国国教的事件。1940年5月，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时裕仁天皇赠送溥仪象征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正式名称为天丛云剑、八咫镜、八尺琼勾玉），并按照军部安排由溥仪迎回伪满洲国并建庙奉祀。由于严重违背中国人传统的“敬天法祖”思想（关东军当时甚至禁止溥仪登基时亲自祭清朝祖陵），不但溥仪在归途的列车上痛哭，在整个东北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溥仪也因为从日本人那里接回了一个“祖宗”而成为笑柄。于是溥仪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做出以下证词：“当我拿着这些东西回家时，家里人都哭了。这是我这一代人的耻辱。”日方辩护律师认为溥仪攻击日本天皇的祖先，不符合东方道德。忍无可忍的溥仪当场发飙咆哮公堂：“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

话一出口，庄严肃穆的法庭上顿时轰然大笑。

日本天皇的始祖、神道教最高神——天照大神

平成年代“万物皆可萌”后二次元天照大神

引渡回国

1950年7月30日，苏联通知溥仪，即将引渡他回到中国。一同引渡的还有其他伪满洲国263名战犯。当时溥仪对共产党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全球反赤宣传下的“洪水猛兽”之中，坚信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会没命。于是甫一听说引渡的安排，溥仪就向翻译别尔缅阔夫提出留在苏联的请求。到达绥芬河后，在列车上的最后一晚溥仪更是在各种恐怖的设想中度过。甚至当天明之后，苏联方面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让溥仪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他都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后面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得差不多了：经过抚顺战犯管理所约十年的思想再教育与劳动改造（期间他只有一个编号：981），溥仪重新回到了故乡北京，重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开始工作生活。并且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心和安排下，溥仪有了第四次婚姻，也免于文革的冲击。1967年因患尿毒症于北京去世。

近年，出于开发中国游客旅游资源的动机，俄罗斯方面准备改建位于伯力的一栋溥仪曾居住过的二层小楼（溥仪准备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之前所居住），由“哈巴罗夫斯克机场”公司负责。其实在这之前小楼由私人持有时，就已经有人经营溥仪博物馆的生意，门票100卢布（约合人民币12元）。

​伯力改建前的博物馆

那么就让我们期待将来改建完成后，可以亲临这位末代皇帝在苏联的“故居”，感受一下时代大潮的风云变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