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契约化是解决“性骚扰运动”的良药吗？_风闻

齐泽克。东方IC 资料

在西方，至少我们已经强烈意识到性关系中的强制和剥夺。然而，我们同样也应该铭记于心的是成千上万人每天都在调情，在玩勾引游戏，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找一个可以上床的炮友。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果就是两性都被期待积极参与到这一游戏当中。当女性为了吸引男性注目而穿着大胆暴露，当她们为了勾引他们而将自己“客体化”时候，她们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被动的物体献出去：她们是自身“客体化”的积极主体，她们在男性的凝视下操控男性，玩暧昧的游戏，也包括在任何时候全身而退的权利，尽管这看似和先前的“信号”是矛盾的。

这一主动的女性角色是她们的自由，让形形色色的原教旨主义者们伤透脑筋——比如那些最近禁止女性用香蕉及其它形似男鞋生殖器的水果进行教学和游戏的穆斯林，再比如我们身边最普通的男性沙文主义者——因为女性挑衅他们并拒绝他们的攻势而就要跳起来。

女性的性解放并不只是意味着清教徒式的摆脱被“客体化”（变成男性的性客体），而是在于有权积极地自我客体化，她可以随时参与，也可以随时退出的自由和权利。在不远的未来，宣称这些简单的事实还可能吗？还是说**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压力会迫使我们在玩这些游戏时都得附加一个正式的法律的宣言（比如声明同意）？

没错，性是被权力游戏、暴力淫秽等东西所穿透的，但有一点很难承认的就是这些都是内在于性本身的。有些头脑清楚的观察者已经意识到，唯一满足政治正确标准的性关系就是有虐恋倾向的伴侣间达成的契约。

因此，政治正确兴起和暴力兴起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政治正确的前提就是要把性化约为双方契约式同意。在这种互相同意的奴隶制当中，契约的市场自由否定了其自身：奴隶贸易变成了对于自由的终极肯认。这就像拉康那个“康德与萨德”的问题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变成了现实。

在我们对这一问题嗤之以鼻，认为那带有挑衅意味的矛盾之前，我们应该反思这一矛盾是如何在我们的社会现实中发生作用

当地时间2018年1月20日，美国洛杉矶， 全美各地再爆发“女性大游行”。游行队伍打出了“我也是”的牌子。东方IC 图

“我也是”运动在全球各地风起云涌之后，关于建立性契约的呼吁也应运而生，其目的显而易见：在性接触的过程中排除暴力和支配关系。其想法就是在实施性互动之前，双方签署一份文件，声明自己的身份，双方同意进行性行为，以及列出条件和禁忌（用安全套、开黄腔、告知对方其健康状况、宗教信仰，等等）。听上去很好，但很快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

在任何时候从性互动中退出的权利也会为新形式的暴力开启方便之门。要是女方一看到男方赤身裸体，开始嘲讽他，让他滚蛋呢？要是男方也对女方这么做呢？你还能想象出比这更侮辱人的场景吗？显然，你只能通过彬彬有礼和善解人意来化解类似僵局，顾名思义这没法纳入法律。如果你想通过在契约中加入新的条款来避免暴力和伤害，你就会失去性互动里一个核心特征，那就是在说出来的和没出来的事物间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尽管我不是《欲望都市》的粉丝，但有一集我觉得很有意思，米兰达勾搭上了一个喜欢在做爱时飙脏话的哥们儿。由于她喜欢在做爱时保持沉默，他就引诱她说出任何她脑中浮现的脏东西，不必克制自己。

起初，她是拒绝的，但马上她也陷进了这个游戏，一切顺利：他俩干柴烈火，直到……直到她说出了一些实在让情人不太舒服的东西，最终导致他俩关系告吹。她自己都没意识到触碰到了例外区域：是的，你可以随心所欲说出任何你想说的，你可以把你脑中的黄色画面和盘托出，但是除了那个地方。

这个事件的教训很重要：即便所谓看似普世的自由谈论也是建立在例外之上的，而非建立在那种极端野蛮的感受之上。那个被男方视为禁忌的小细节本身无足轻重，我们只能猜测他对此过于敏感。十之八九，是因为那种被动的体验伤到了他的男性自尊。

在性的互动里充斥着类似的例外状况，当你想顺利进行鱼水之欢但又不想直白说出的时候，当极端的情感暴力可能隐藏在礼貌的外衣之下的时候，当适度的暴力本身也可以被性化的时候，心照不宣是唯一继续下去的途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契约应不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如果没有的话，怎么避免有的渣男签了这一契约，又出尔反尔呢？如果有法律约束力的话，你能想象一旦违反所可能造成的法律梦魇吗？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为由凯瑟琳·德纳芙等法国女性名流签署的公开信背书。

问题不在于“我也是”运动走得太远，以至于都快变成大清洗，也不在于克制和谅解是必要的，而在于“我也是”运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这一运动在低估性互动之复杂性的时候，不仅模糊了举止下流和犯罪行为间的界限，还把极端的无形的心理伤害掩饰为礼貌和尊重。

2017年11月1日，英国伊登布里奇，伊登布里奇篝火协会揭晓今年将被烧掉的名人雕像——好莱坞知名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视觉中国 

在一个行之有效的父权支配的社会里，女性甚至都不会把自己体认为一个被羞辱被剥削的受害者，她只会把她的服从视作世间秩序天经地义的一部分。

我们还得牢记的是，父权制的支配关系腐化的是两端，也包括受害者，或者按照亚瑟·库斯勒的说法，“如果权力腐败，反过来说也成立。迫害腐化受害者，尽管或许是以更微妙但也更悲剧的方式。”

因此，我们也应当讨论女性施予的操控和情感暴力。最终，为了回应男性的支配，女性以其所能以任一方式发起绝望反击。而且我们也得承认，在那些传统父权制在很大程度上日渐式微的地方，男性遭受的压力不亚于女性，因此恰当的策略应当是同样要处理男性的焦虑，并在女性为争取解放斗争和男性的顾虑间达成协议。

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于他们的传统权威受到挑战的慌忙回应，女性解放的斗争也得向男性证明，接纳被解放的女性如何能帮助他们自己释放焦虑，也让自己过上更满足的生活。

把性契约化的主要问题不仅仅在于其法律形式，而且在于其隐含的偏见：一纸契约显然偏重那种随意的性，也就是由于彼此不了解对方，想要避免对于一夜情的误解。但我们同样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长期性的关系，在这类关系里，充斥的是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支配关系，尽管比韦恩斯坦那种强迫的性来得更微妙。

最终，没有法律和契约能在这儿起到作用——只有社会道德的革命方能奏效。但是当我们正面对着看似更迫切的“真”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来讨论礼貌和规矩呢？这么做的话，我们不就退回到了德·昆西那句对于被看成简单艺术的谋杀的著名调笑的水平了吗：有多少人一开始放任恐惧和经济灾难，最后却只是在派对上出尽洋相？然而礼貌和规矩兹事体大。在千钧一发的状况下，它们事关生死，是这条薄薄的红线将野蛮从文明中分离。

最近爆发的公共领域的粗言粗语让人惊讶，这一事实很值得注意。在1960年代的时候，特殊场合的粗俗是和政治左派联系在一起的：革命派学生经常用通俗的语言来凸显与官腔的区别。今天，粗俗的语言几乎已经变成了极端右翼者的专利，因此左派意外地发现自己被置于捍卫公共益和体面的境地。礼貌不仅意味着遵守外部的法律，也不尽然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活动。

那是一个暧昧的含糊不清的领域，在其中你没有被严格强制要做什么（如果你没做，也不算犯法），但尽管如此你也应当这么做。这里我们处理的是含蓄的不成文的规则，是灵活的处事方式，在此过程中，主体往往处在不假多想的关系里，需要见机行事察言观色，这种习以为常的惯例和期待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继承下来的道德观念里。政治正确之自我毁灭的死结也就在于此：它试图明确表达社会习俗，甚至为之立法。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 沈河西 编译）